刘晓波逝世快将一周年，他的妻子刘霞仍被无理软禁。这阵子，都在读刘晓波，其中最令人启发及震撼，是他1992年甫出狱不久写就的六四回忆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下称《独白》）。这是本反省性极强的作品，刘晓波对运动及自己也做出严厉批评，出版时受到很大的拒绝。然而，随年月过去，不少人也同意，刘晓波最终以其一生的努力证明和落实了他一己的反思及信念，即使书中一些观察和判断或许有失苛刻，但从今天看来，作者自始至终所号召的自我反思精神却是真诚的。
在这书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刘晓波对自我所进行的忏悔。忏悔既不同于回忆录常见的从主观上出发的自辩，或有关自身的事件重组（无疑这两项元素也在本书存在），而是怀有罪感的刘晓波所进行的深入自我剖析，通过自我揭露，从而达至对自身信念及价值观的深化、强化，以至修正。因而忏悔不是为坦白而坦白，更不止是“我口讲我心”。
在《独白》中，从参与八九运动前前后后，特别是他首次坐牢时写了悔罪书，凡此都令他对自己感到非常不安。他发现自己在运动中有种种言行不一、三心两意、自相矛盾，重点是内心潜藏着种种自欺、不诚，或“不知自己为何物”，正是刘晓波整部书忏悔的出发点。正如书中所写：“真是一场六四，山风海雨搅人，弄得人人不知自己为何物，不知自己的半斤八両.”
记得去年刘晓波逝世时，笔者跟身边一些朋友搞了个小型读书会。一些朋友无法理解《独白》中对自我诚实的要求，认为作者对自身太苛刻，毕竟，政治运动在一般情况下所意味的，常是境遇性的见招拆招、随机应变，因此与其追求诚实，不如保持灵活弹性，不要太道德化。
然而若回到《独白》的脉络，恰恰是六四屠城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血腥镇压及沉重的监禁刑罚（王军涛和陈子明判监13年，以及更多无名者的重判）；以及另一方面，从当时刘晓波自身背景出发，恐怕在1989年之前，他自己也没想过会主动献身一场如此悲壮的民主运动。这是由于他向来是独行侠“单打一”的性情，因而跟以往如学潮般的群众政治也保持距离。恰恰在这个充满理想主义、言论环境愈见宽松，人们一心以为中国逐步迈向自由民主的1980年代，却迎来了六四这一惨痛的转折。刘晓波跟他的同代人，就此背负着沉重代价，他自己也因而踏上了一条彻底不同于既定规划的人生路。
因而，刘晓波有关自身诚与不诚的拷问，正是诞生在这个时代的转弯处，即在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约20个月的监禁，并在秦城写下了违心的悔罪书之后。正如他所说，腐蚀良知的不仅是鲜花和掌声，也包括高压和恐惧。
想说，即使放在今天香港来看，我们也面对高压和恐惧的时代转折。很多人像“八九”的刘晓波，首次尝到了“坐政治牢”的滋味。于是《独白》中“真诚面对自己而不自欺”的这一要求，也变得无比合时宜。这除了关乎巨大后果和责任之外，也关乎未来的路——我们是否具备足够走下去的意志。
政治的内和外
真诚与否，其实也不止是道德与否的问题，而是关乎另一个维度：政治的内在和外在。
记得以前读书，说政治就是“建立敌我，抵抗外在的敌人”。在现实的政治中，人们衡量一个政治人物的言行的准则，就在于他所讲所做是否成功瞄准敌人。以致在如此政治化的时代，一部原来不怎么样的电影或书，要是它受到中央喉舌大力抨击，它也随时成了我方必须捍卫且具有时代精神的重要之物。凡此种种说明了，政治的意义常常是从外部被赋予的。然而，真诚却要求我们将目光转向内部。恰恰我们必须颠倒那句时代的名言，不是“时代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时代”。因而，是否成为抗争者、社会行动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必须扎根于一个人内在的选择和信念。但麻烦是当时代变得更高压，恐惧叫我们更容易倾向将责任外判，部分人更是说了做了不敢认，只管醒目地见招拆招，于是，信念难以积累和深化。
“我们选择了时代”
面对时代转折处，刘晓波所建议的是更困难的道路，政治不单止关乎外在，更是关乎内在。在此引述他2008年10月入狱前的一段访问作结：“一个不同政见的异见者不单要学会怎样反抗，而且要学会怎么去面对这种打压，怎样坐牢。一个异见者能平静地、乐观地面对这种处境，没有值得炫耀，就像一个工人做好工，农民必须种好地，一个教师必须教好课一样。你选择了这个，这就是你选择的一部分。”
这印证了他从《独白》开始所提出的朴素而又十分重要的时代备忘——真诚的信念，也是他花一生的努力来打磨出来的自己。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评论人）
【明报】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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