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天安门“六四屠杀”案件的三十周年，人们不但没有忘记，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组织了更大规模，更深意义的活动，令人兴奋。
那一年，我五十岁，定居加拿大，己经从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党。1989年4月开始，我不断关注北京的消息和学生的活动。“六四”那天，我含泪追看电视上的新闻转播，只见天安门上空烈焰沖天，烟雾弥漫。载满解放军的车队向着天安门进发，卜卜的枪声四处响起。学生和市民纷纷走避，人们推着板车上的伤者拼命奔跑。
共产党杀人了，我惊愕地叫了起来。
这就是我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曾经引以为荣，认为它是拯救中国的党。而今，在我面前，这个党竟然露出狰狞的面目，残酷的本质。为什么？为什么我加入了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政党？我责备自己，禁不住号啕大哭，痛苦极了。就在这时，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紧急送去医院。我的血水与天安门学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许生命之间真有一种天然的联击，血水使我与中共一刀而断不再回头。我从未写过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铭心的痛苦。
从此以后，每年的“六四”，我必定点燃我自己的烛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灵。我不断反省忏悔，让痛苦化成力量，继续前行。我学习普世价值的理论，去批判毛泽东思想。我也不会忘记两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刘晓波先生，他们永远是激励我前行的榜样。
“六四”过后，首都北京完全被置于戒严状态，荷枪实弹的野战军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布。紧接着，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搜捕行动，许多人被拘捕，被关押，被立即枪决，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内也进行气势凌厉的清查运动，要人人过关表态“拥护平暴”。中共更用严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对付受难者家属，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当年五十三岁，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独生子蒋捷连于1989年6 月3 日晚间在北京长安街被中共军队枪杀。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第一位难友张先玲，她的儿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于天安门附近南长街南口处遇害。就在这种肃杀悲凉的气氛中，丁子霖和张先玲忘记了恐惧，鼓足勇气开始了寻找受难者家属的历程。丁子霖说：“我无法驱除几乎己成为我生命本身的记忆，我不能眼看着与我同命运者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
她们根据各方的资讯和各种关系取得线索，一个个地与难属取得联系。一椿桩，一件件血和泪的故事，见证“六四屠杀”的事实。死难者家属们相互认识，相互抚慰，相互支撑，结成了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难属们己经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们己经成为一个有着自己尊严和诉求的群体。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难者名册》；2000年出版《生者与死者——为了中国的明天》；2005年，出版《寻找“六四”受难者实录》。她们总共寻找到186名死难者名单，为历史作出有力的见证。今年，“天安门母亲”正如过往一样，发表“祭文暨致中国领导人公开信…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祭文签名共127 人，过身的难友己达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说话令我心灵震撼不已，今生难忘。她说：“我今天活着，能够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过来，这是以我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的。我的整个存在，都是儿子生命的延续，这就是牺牲与祭奠的全部意义。”她说出了生与死，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真谛，也就是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促使她觉醒的动力，也促成了我的觉醒。
“六四”前后，最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权活动家，政治评论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文学学士，并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岁的刘晓波，中断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职位，反回北京参加“八九民运”。6 月2 日他联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门进行绝食，抗议当局戒严，成为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我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关注刘晓波的一切直至他离世。他是我的学习榜样，有几个方面是我永记在心，难以忘怀的。
首先，是他的牺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弃了自己的美学研究，文学评论专业，不去着书立说而专注于危险性极高的政论。“六四”后，澳大利亚驻华参赞驾车载他到领使馆门前，再三问他是否要进使馆。他说：“不，谢谢。”便下车，放弃逃亡机会结果被捕。后来即使再有机会出国讲学，他也选择回国。他一共坐牢四次，坚决拒绝保外就医，坚持留守国内。他说：“坐牢是独裁制度下异见人士应具有的职业道德，是异见人士的必修课，应把监牢坐好。”他进而指出：“为尊严和自由而坐牢并非值得四处炫耀的资本，而是异见人士反抗独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应该以坐牢为资本向社会讨债，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斩钉截铁地说：“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狱火的焚烧纵使把我化为灰烬，我也甘心情愿。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可见他早己作出选择，无怨无悔。
徐友渔认为“思想的彻底性”是刘晓波的主要特征。是的，他对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否定是彻底的，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彻底的，他对自己的忏悔也是彻底的，而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更是彻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然而，我认为刘晓波还有两个“彻底”是达至令人钦佩的最高境界。一个是对爱国、民族主义的批判，一个是对阶级斗争的批判。
刘晓波在其著作《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中指出：“自从中国蒙受鸦片战争之辱，爱国主义就一直是最具有社会动员力的道义资源之一，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成败，取决于争夺这一资源的结果。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做不同的外敌，把民众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爱国被扭曲成爱政权、爱党、爱领袖。”
1988年，刘晓波路过香港时，接受总编金钟的访问。他认为：“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分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份发挥。”被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他说：“三百年殖民地。”问者说，那不是十足卖国主义吗？他说：“我无所谓爱国或叛国，就是要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在《单刃毒剑》一书中，他回忆了这段对话，他说：“我曾经说过一句犯众怒的话，在今天的民族主义偏执狂占据话语制高点之时，我不想收回这句话。平心而论，它只不过是中国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现代化的极端表达而已。”他一语到底，没有和稀泥及调和余地，这就是对爱国、民族主义最彻底的批判。
刘晓波的忏悔成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样。（汤森路透）
刘晓波在法庭上宣读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是批判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最有力的武器，他说：“仇恨会腐食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寛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斗争的哲学“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他最后说：“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个铿锵有力的宣布，是对中共的阶级斗争，寻找阶级敌人的最彻底的批判。
刘晓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难能可贵的。假如看过刘晓波于1992年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种撕心裂肺，痛彻心脾的忏悔，这是我最能与他共鸣之处。所有接受过中共教育，吸吮过狼奶的人，都会感动于他吐出狼奶的勇气。他写道：“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直到进入坟墓，因为我居然可以用出卖良知来换取自由——悔罪。”他为自己写过悔罪书而自责，认为是对“六四”死难者的亵渎。
他分析自己对“八九民运”的复杂动机，有道德激情，有机会主义，有自恋，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荣心的渴望，他锥心刺骨地忏悔自己的狂妄和软弱。他不断地超越自己，由一个粗鲁狂傲，直率夸张，爱出风头的个人主义者，脱胎换骨成为谦虚内敛，思想清晣，言辞从容，对社会有所承担的人。他翩然重生成为一位有艺术家的敏锐，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运领袖。刘晓波的忏悔成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样，也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刘晓波是被中共设计陷害而死，他们隐瞒病情，拖延治疗，监控殡殓，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对待“天安门母亲”一样。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共残酷的本质，把悲愤化为力量，承接天安门的亡灵、逝去的难属和刘晓波的遗志，继续向自由、平等、公义、法治等普世价值的最高标准迈进。
※作者为为自由撰稿人，笔名牛虻。1958年毕业于香港香岛中学，曾加入地下中国共产党。被地下党派去《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学友社）开展学生工作，自1962年至1972年担任学友社主席。林彪事件后于1974年决意移民加拿大，并脱离共产党。1997年2 月香港回归前夕，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共地下党文章。现79岁，居加拿大。
【上报】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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