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人的悲剧的解释
自由悖论困扰着人类的智者,对此一悖论的精神探险就是对人类悲剧命运的解释,它贯穿于每一时代的智慧头脑之中,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
1、命运悲剧论
在古希腊,人们对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的憧憬,与对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人类在仰望自由之峰的圣光的同时,从未忘记有一种巨大力量把人推向黑暗的万丈深渊,它无形而神秘,不可抗拒又难以摆脱,于是,“命运悲剧论”出现了。
“命运”,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在人类中游荡,古希腊悲剧表现着一幕幕宿命式的悲剧。人们说不清为何苦难重重,但又要对此做出某种解释,人们便把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归结为命运。在这命运的面前,人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人能够在意志上不屈服于命运,但是人还不具有与命运进行抗衡的现实力量。在这命运的面前,人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人的伟大,至多能够做到在意志上不屈服于命运,但人毕竟是有限的血肉之躯,还不具有与命运进行抗衡的现实力量。
一则著名的古希腊神话说:人,只要一出生,就告别了好运,而遭遇悲剧命运。因为,有生之人必有死,乞求“不死”这样的好运,绝非已经出生之人力所能及,犹如追赶自己的影子,只能是徒劳的。如果想避免这必死的悲剧命运,命运之神给人的忠告是:不要出生。而这,大概就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论”的源头吧。
正如著名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表达的:人,注定要失败,但人决不会屈从于失败。所谓“屡败屡战”,大概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悲怆之所在。
所以,古希腊哲学在建立起辉煌的形而上学的大厦的同时,也开始挖了这座大厦的墙脚。如前所述,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对立产生一切”,智者学派的怀疑精神,恩培多克勒的多元哲学,原子论者的永恒运动,苏格拉底对无知的自觉意识,柏拉图的一元论外壳中所包裹的二元论以及他所高扬的酒神精神式的非理性狂迷,……都为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埋下了悲观主义的种子。
2、原罪悲剧论
在西方的基督教时代,人们对生命之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更侧重于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宇宙的起源、生成、本质、规律、归宿等问题)的话,那么,基督教神学就抛开了自然而转向人本身(人的起源,生成、本质、归宿等问题)。人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回答这种问题决不是经验实证或逻辑推理所能奏效的。必须确立一个超越经验和逻辑的先验前提,这前提是绝对的,不容怀疑和否定。否则的话,人对自身的思考将失去支点,而迷失于无限的空间和绵绵不绝的时间之中。因为,这类问题是终极性的,而在终极的意义上,人类的起源、归宿、本质等,是无法得到经验证明的,谁也无法确定人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精确的时空坐标,也无法确定人类整体毁灭于某时某地。
所以,人类要对自身的命运作出解释,必须建立一个带有信仰色彩的、超越具体时空的绝对前提,这就是上帝。而以上帝为中心议题的基督教神学,同样处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局限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全知全能之上帝,它不但创造了人与宇宙,赋予万事万物以生命,而且它将引人进入永恒的、自由的天堂。人来自上帝,归于上帝。上帝创造人、拯救人、给人以最完满的自由,其前提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和宽容,也可以称之为最激进的精神革命。另一方面,人世间充满了罪恶和苦难,人的现世生命就是含辛茹苦,就是漫漫的赎罪历程。更重要的是,这罪恶不是后天的,也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与生俱来的“原罪”,是人类在有生之年无法彻底消除的。而且,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偷吃禁果之罪,就注定了人类世世代代的原罪遗传,失去伊甸园之后的人类历程,就是在无家可归的大地上流浪。
个体的从生到死,人类整体的从兴盛到衰落,那一座座指向无限苍天的教堂,衬托出人世间的渺小和庸俗,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是人类的宿命。人们不禁要问:上帝,这位集真、善、美之大成的绝对者,为什么创造了一个罪恶累累、到处都是界限的人世?这一问题不但是基督教神学所要回答的,而且是人类的世世代代所要回答的。圣·奥古斯丁面对时间的沉默,在表达了对上帝的敬畏的同时,也凸现出卑微之人无力揭开自身的悲剧命运之谜的局限性。圣·奥古斯丁有一种大无畏的自省精神,他敢于正视自身的罪恶和弱点,敢于揭示人类的苦难,他把所有的赞美都奉献给上帝,却把一切诅咒都留给了人间。然而,无论是赞美还是诅咒,圣·奥古斯丁的真诚、坦白和自省精神将激励人们无畏地正视自身。
作为解决这一自由悖论的基督教方案,《圣经·新约》用耶稣的奇迹重新解释上帝的福音。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他在尘世传播福音和十字架殉难,通过再生的奇迹验证着道成肉身,启示着神为人类颁布的绝对命令: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绝对的爱无条件地构成人性的必须条件或前提。
忏悔吧!至今仍然恶行累累的人类。
1987年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3年8月修订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3.09.01
纪念刘晓波——I Have No Enemies
刘晓波:对人的悲剧的解释(上)——始于悲剧,终于悲剧(2)
于由editor发布
二、对人的悲剧的解释
自由悖论困扰着人类的智者,对此一悖论的精神探险就是对人类悲剧命运的解释,它贯穿于每一时代的智慧头脑之中,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
1、命运悲剧论
在古希腊,人们对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的憧憬,与对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的恐惧交织在一起。人类在仰望自由之峰的圣光的同时,从未忘记有一种巨大力量把人推向黑暗的万丈深渊,它无形而神秘,不可抗拒又难以摆脱,于是,“命运悲剧论”出现了。
“命运”,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在人类中游荡,古希腊悲剧表现着一幕幕宿命式的悲剧。人们说不清为何苦难重重,但又要对此做出某种解释,人们便把一切灾难的根源都归结为命运。在这命运的面前,人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人能够在意志上不屈服于命运,但是人还不具有与命运进行抗衡的现实力量。在这命运的面前,人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人的伟大,至多能够做到在意志上不屈服于命运,但人毕竟是有限的血肉之躯,还不具有与命运进行抗衡的现实力量。
一则著名的古希腊神话说:人,只要一出生,就告别了好运,而遭遇悲剧命运。因为,有生之人必有死,乞求“不死”这样的好运,绝非已经出生之人力所能及,犹如追赶自己的影子,只能是徒劳的。如果想避免这必死的悲剧命运,命运之神给人的忠告是:不要出生。而这,大概就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论”的源头吧。
正如著名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表达的:人,注定要失败,但人决不会屈从于失败。所谓“屡败屡战”,大概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悲怆之所在。
所以,古希腊哲学在建立起辉煌的形而上学的大厦的同时,也开始挖了这座大厦的墙脚。如前所述,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对立产生一切”,智者学派的怀疑精神,恩培多克勒的多元哲学,原子论者的永恒运动,苏格拉底对无知的自觉意识,柏拉图的一元论外壳中所包裹的二元论以及他所高扬的酒神精神式的非理性狂迷,……都为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埋下了悲观主义的种子。
2、原罪悲剧论
在西方的基督教时代,人们对生命之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更侧重于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宇宙的起源、生成、本质、规律、归宿等问题)的话,那么,基督教神学就抛开了自然而转向人本身(人的起源,生成、本质、归宿等问题)。人从哪里来,归到哪里去?回答这种问题决不是经验实证或逻辑推理所能奏效的。必须确立一个超越经验和逻辑的先验前提,这前提是绝对的,不容怀疑和否定。否则的话,人对自身的思考将失去支点,而迷失于无限的空间和绵绵不绝的时间之中。因为,这类问题是终极性的,而在终极的意义上,人类的起源、归宿、本质等,是无法得到经验证明的,谁也无法确定人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精确的时空坐标,也无法确定人类整体毁灭于某时某地。
所以,人类要对自身的命运作出解释,必须建立一个带有信仰色彩的、超越具体时空的绝对前提,这就是上帝。而以上帝为中心议题的基督教神学,同样处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局限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全知全能之上帝,它不但创造了人与宇宙,赋予万事万物以生命,而且它将引人进入永恒的、自由的天堂。人来自上帝,归于上帝。上帝创造人、拯救人、给人以最完满的自由,其前提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和宽容,也可以称之为最激进的精神革命。另一方面,人世间充满了罪恶和苦难,人的现世生命就是含辛茹苦,就是漫漫的赎罪历程。更重要的是,这罪恶不是后天的,也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与生俱来的“原罪”,是人类在有生之年无法彻底消除的。而且,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偷吃禁果之罪,就注定了人类世世代代的原罪遗传,失去伊甸园之后的人类历程,就是在无家可归的大地上流浪。
个体的从生到死,人类整体的从兴盛到衰落,那一座座指向无限苍天的教堂,衬托出人世间的渺小和庸俗,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是人类的宿命。人们不禁要问:上帝,这位集真、善、美之大成的绝对者,为什么创造了一个罪恶累累、到处都是界限的人世?这一问题不但是基督教神学所要回答的,而且是人类的世世代代所要回答的。圣·奥古斯丁面对时间的沉默,在表达了对上帝的敬畏的同时,也凸现出卑微之人无力揭开自身的悲剧命运之谜的局限性。圣·奥古斯丁有一种大无畏的自省精神,他敢于正视自身的罪恶和弱点,敢于揭示人类的苦难,他把所有的赞美都奉献给上帝,却把一切诅咒都留给了人间。然而,无论是赞美还是诅咒,圣·奥古斯丁的真诚、坦白和自省精神将激励人们无畏地正视自身。
作为解决这一自由悖论的基督教方案,《圣经·新约》用耶稣的奇迹重新解释上帝的福音。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他在尘世传播福音和十字架殉难,通过再生的奇迹验证着道成肉身,启示着神为人类颁布的绝对命令: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绝对的爱无条件地构成人性的必须条件或前提。
忏悔吧!至今仍然恶行累累的人类。
1987年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3年8月修订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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