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即便徒劳,也要抗争
正视生命的悲剧并不等于逃避人生,悲观主义并不等于厌世主义。恰恰相反,真正的悲观主义是主动与命运之神抗争,视苦难为生命的动力和意义之所在。尽管徒劳,但它不教人活在虚幻的天堂中,而使人活在实实在在的人世间。
从历史上看,面对人生的不可摆脱的悲剧性,基本上有两种生活态度:一方面,是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之间对峙,尽管二者有区别,但是其乐观精神则一致;另一方面,是出世主义和入世主义之间的歧途,二者都是悲观主义,但其悲观则有本质区别。
1、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
尽管,禁欲主义者在承认现实人生的悲剧性上是悲观的,但是它企图超越这悲剧的强烈意愿则是乐观的。它的乐观在于相信来世,相信人能够超脱现世人生的种种苦难而进入幸福的天堂,更相信人能够借助灵魂的净化战胜肉体的死亡而获得永生。也就是说,既然现世生命无论怎样充实也是短暂的,那么索性就该企求来世的永恒以代替现时的短暂。这种人生观说:人能永生,每个人的现世生活都应该为来世的永生作准备。今天的痛苦可以用明天的幸福来补偿,现实的缺憾可以用来世的完满来补偿。毋宁说,现世的含辛茹苦恰恰是来世的幸福欢乐所必付的代价。所以,现世人生再悲惨,也不足以成为悲观主义的理由,因为人的有限和短暂只限于现世,来世将是无限和永恒。这是一种虚幻的乐观主义,它让人活在一个虚拟的幻影中——通向天堂的道路是用地狱的苦难铺就的。这种禁欲的乐观主义,很容易沦为逃避现实的理由,甚至教人对生命悲剧采取一种“石头化”态度:喜怒哀乐,无动于衷。
纵欲主义的乐观在于,它并不认为现世人生是悲剧性的,而是认为现世人生是幸福的。人,作为时间绵延中的短暂一瞬,就是为了满足现世情欲的需要、追求今生的幸福而活着。退一步讲,正因为人生是有限的、短暂的,谁也跨不过死亡的鸿沟,人才更应该珍惜现世的生命,在有生之年尽最大的努力享受人生。换言之,纵欲主义者不相信来世和永生的神话,因而也就反对为永生而活着。现世之外,一切皆空,人的生命只应该为现世幸福而奉献。死亡之内是人生,抓住人生就是幸福;死亡之外不可知,沉溺于不可知之物就是虚度年华。这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功利色彩的现世乐观主义,它让人在有生之年享尽一切富贵荣华。这种功利性乐观主义,很容易变成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的人生信条。
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基本上属于古代和近代,其标志就是共同的乐观主义色彩。而乐观主义,要么导致肤浅的纵欲人生,以至于为了现世享乐而不择手段,成为“厚黑学”的辩护;要么导致虚幻的禁欲人生,以至于为了来世幸福而否定现世,变成一种“逆来顺受”的生存策略。
2、出世主义与入世主义
如果说,在古典主义时期,西方人的人生态度还处在悲观和乐观之间,那么,西方现代的人生观基本是悲观主义的,甚至发展为“黑色幽默”式的“致死的微笑”。但是,从古至今的悲观主义,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即出世主义和入世主义之分。
消极的悲观主义汲取了古代禁欲主义的某些观点,它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无法摆脱的悲剧,没人能与之抗衡,反而越挣扎便越悲惨。生命就是各种欲望的集合体,欲望无限而肉体却有限,有限的肉体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追逐无限的欲望。欲望的不满足是痛苦,满足了又走向无聊,必须有新的欲望来充实这无聊。满足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人生就是由一连串无终点的起点构成的。在终极的意义上,生命永不满足,也就永远痛苦,越不满足便越痛苦,“以有涯逐无涯,殆矣!”。唯一的解脱之路是逃避欲望,是熄灭生命之火,使内心世界趋于平静,在无知无欲中安度一生。因为,无知无欲也就无所谓追求和满足,而无追求、无满足也就无痛苦。而刺激欲望的主要因素是现实的诱惑,而熄灭最好办法就是逃避现实,所谓“眼不见为净”。人生的悲剧性在出世主义那里,只具有否定意义。
这种人生观在西方以现代的叔本华为代表,在东方以庄子的“天人合一”之境和古代印度哲学的“涅盘”之境为代表。其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一种“石化”的冰冷态度:喜怒哀乐无动于衷的“超脱”,凝神于一的“虚静”,正如在妻子临终时“击缶而歌”的庄子所言:“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而要达到如此境界,除非是将血肉之躯变成石头。
我认为,出世主义教人逃避人生,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虽然也不失为一种生命哲学,但是因其缺乏生命所特有的抗争性和悲剧感,而只能使人做一个平庸、冷酷、自私的幸福者,其逻辑终点是造就一种完全没有同情心、正义感和责任感的麻木生命:不仅对自身的喜怒哀乐毫无感觉,而且对他人的苦难和社会的灾难无动于衷。
积极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以尼采、克尔凯戈尔、雅格贝斯、萨特、加缪等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为代表。这种人生观不像纵欲主义者那样沉溺于世俗享乐,也不像禁欲主义者那样企求永生,更不象出世主义那样逃避生命的悲剧,而是直面人生的悲剧性。它非但不逃避这悲剧,反而主张人应该在正视人生的残酷、血腥、荒谬、无意义的前提下投入现世生活,每个人都要在充满苦难的抗争中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人生是荒谬的,人是要死的,未来是不可知的,虚无是笼罩于人类头顶的不散的乌云。尽管如此,人都命定了无权逃避,生而自由的人,只能别无选择地投入荒谬、虚无、死亡之悲剧。不要企求会出现终极的奇迹,没有目标而只有过程。徒劳也好,失望也罢,每个人就是要在孤独中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一次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自我创造。因而,在积极的悲观主义者看来,正因为不可知,生命才渴望求知;正因为终要死亡,才该珍视生命的完成;正因为人生荒谬,才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正因为存在的无根基,才寻找价值的依据;正因为投入对悲剧宿命的抗争,生命才有动力。换言之,正因为这种悲怆的拼搏和挣扎,才使人的生命充满不息的活力和似神的光辉。即便悲剧是生命难以摆脱的宿命,人也决不能无抗争地屈服。正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表现的: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服!
在这里,悲剧与真理、与价值、与生命的完成血肉相连。不体验、不正视、不投入这悲剧的人,无论以何种方式,一步也接近不了生命本身。在审美中,人们之所以喜欢看悲剧,就在于它使人们在一个假定的情境中,体验到生命本身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体验那种由坚韧的抗争所生发出的悲壮和崇高。一言以蔽之:在悲剧中挣扎,人将变得纯粹。
在上述四种人生观中,我能够理解前三种选择的理由,但我自己更倾向于最后一种。即然悲剧是注定的,那么不该逃避,也不该在虚幻中寻找自我安慰,而应该沉入底层,去体验人生的真谛,象尼采所说的那样:宁愿进行伤痕累累、痛苦万般的挣扎,也决不享受面容光鲜、庸碌幸福的无为。
制造天堂的是虚幻的上帝,背负着沉重的、染满鲜血的十字架的耶稣是人本身。生活的弱者需要上帝,而生活的强者甘当耶稣——是殉难的耶稣而不是救主的耶稣——上帝的俯视给弱者带来虚幻的安慰,给强者带来的只有痛苦的激励。
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争之中毁灭。
我不反对人思考苦难,但更重要的是感觉和体验,以及由血肉之躯的体验而生发出的反抗行动——反抗不公正的社会、反抗不可抗拒的宿命、反抗带有原罪的自我。
1987年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3年8月修订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3.09.15
刘晓波:即便徒劳、也要抗争——始于悲剧,终于悲剧(4)
于由editor发布
三、即便徒劳,也要抗争
正视生命的悲剧并不等于逃避人生,悲观主义并不等于厌世主义。恰恰相反,真正的悲观主义是主动与命运之神抗争,视苦难为生命的动力和意义之所在。尽管徒劳,但它不教人活在虚幻的天堂中,而使人活在实实在在的人世间。
从历史上看,面对人生的不可摆脱的悲剧性,基本上有两种生活态度:一方面,是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之间对峙,尽管二者有区别,但是其乐观精神则一致;另一方面,是出世主义和入世主义之间的歧途,二者都是悲观主义,但其悲观则有本质区别。
1、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
尽管,禁欲主义者在承认现实人生的悲剧性上是悲观的,但是它企图超越这悲剧的强烈意愿则是乐观的。它的乐观在于相信来世,相信人能够超脱现世人生的种种苦难而进入幸福的天堂,更相信人能够借助灵魂的净化战胜肉体的死亡而获得永生。也就是说,既然现世生命无论怎样充实也是短暂的,那么索性就该企求来世的永恒以代替现时的短暂。这种人生观说:人能永生,每个人的现世生活都应该为来世的永生作准备。今天的痛苦可以用明天的幸福来补偿,现实的缺憾可以用来世的完满来补偿。毋宁说,现世的含辛茹苦恰恰是来世的幸福欢乐所必付的代价。所以,现世人生再悲惨,也不足以成为悲观主义的理由,因为人的有限和短暂只限于现世,来世将是无限和永恒。这是一种虚幻的乐观主义,它让人活在一个虚拟的幻影中——通向天堂的道路是用地狱的苦难铺就的。这种禁欲的乐观主义,很容易沦为逃避现实的理由,甚至教人对生命悲剧采取一种“石头化”态度:喜怒哀乐,无动于衷。
纵欲主义的乐观在于,它并不认为现世人生是悲剧性的,而是认为现世人生是幸福的。人,作为时间绵延中的短暂一瞬,就是为了满足现世情欲的需要、追求今生的幸福而活着。退一步讲,正因为人生是有限的、短暂的,谁也跨不过死亡的鸿沟,人才更应该珍惜现世的生命,在有生之年尽最大的努力享受人生。换言之,纵欲主义者不相信来世和永生的神话,因而也就反对为永生而活着。现世之外,一切皆空,人的生命只应该为现世幸福而奉献。死亡之内是人生,抓住人生就是幸福;死亡之外不可知,沉溺于不可知之物就是虚度年华。这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功利色彩的现世乐观主义,它让人在有生之年享尽一切富贵荣华。这种功利性乐观主义,很容易变成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的人生信条。
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基本上属于古代和近代,其标志就是共同的乐观主义色彩。而乐观主义,要么导致肤浅的纵欲人生,以至于为了现世享乐而不择手段,成为“厚黑学”的辩护;要么导致虚幻的禁欲人生,以至于为了来世幸福而否定现世,变成一种“逆来顺受”的生存策略。
2、出世主义与入世主义
如果说,在古典主义时期,西方人的人生态度还处在悲观和乐观之间,那么,西方现代的人生观基本是悲观主义的,甚至发展为“黑色幽默”式的“致死的微笑”。但是,从古至今的悲观主义,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即出世主义和入世主义之分。
消极的悲观主义汲取了古代禁欲主义的某些观点,它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无法摆脱的悲剧,没人能与之抗衡,反而越挣扎便越悲惨。生命就是各种欲望的集合体,欲望无限而肉体却有限,有限的肉体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追逐无限的欲望。欲望的不满足是痛苦,满足了又走向无聊,必须有新的欲望来充实这无聊。满足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人生就是由一连串无终点的起点构成的。在终极的意义上,生命永不满足,也就永远痛苦,越不满足便越痛苦,“以有涯逐无涯,殆矣!”。唯一的解脱之路是逃避欲望,是熄灭生命之火,使内心世界趋于平静,在无知无欲中安度一生。因为,无知无欲也就无所谓追求和满足,而无追求、无满足也就无痛苦。而刺激欲望的主要因素是现实的诱惑,而熄灭最好办法就是逃避现实,所谓“眼不见为净”。人生的悲剧性在出世主义那里,只具有否定意义。
这种人生观在西方以现代的叔本华为代表,在东方以庄子的“天人合一”之境和古代印度哲学的“涅盘”之境为代表。其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一种“石化”的冰冷态度:喜怒哀乐无动于衷的“超脱”,凝神于一的“虚静”,正如在妻子临终时“击缶而歌”的庄子所言:“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而要达到如此境界,除非是将血肉之躯变成石头。
我认为,出世主义教人逃避人生,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虽然也不失为一种生命哲学,但是因其缺乏生命所特有的抗争性和悲剧感,而只能使人做一个平庸、冷酷、自私的幸福者,其逻辑终点是造就一种完全没有同情心、正义感和责任感的麻木生命:不仅对自身的喜怒哀乐毫无感觉,而且对他人的苦难和社会的灾难无动于衷。
积极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以尼采、克尔凯戈尔、雅格贝斯、萨特、加缪等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为代表。这种人生观不像纵欲主义者那样沉溺于世俗享乐,也不像禁欲主义者那样企求永生,更不象出世主义那样逃避生命的悲剧,而是直面人生的悲剧性。它非但不逃避这悲剧,反而主张人应该在正视人生的残酷、血腥、荒谬、无意义的前提下投入现世生活,每个人都要在充满苦难的抗争中完成自己独特的一生。人生是荒谬的,人是要死的,未来是不可知的,虚无是笼罩于人类头顶的不散的乌云。尽管如此,人都命定了无权逃避,生而自由的人,只能别无选择地投入荒谬、虚无、死亡之悲剧。不要企求会出现终极的奇迹,没有目标而只有过程。徒劳也好,失望也罢,每个人就是要在孤独中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一次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自我创造。因而,在积极的悲观主义者看来,正因为不可知,生命才渴望求知;正因为终要死亡,才该珍视生命的完成;正因为人生荒谬,才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正因为存在的无根基,才寻找价值的依据;正因为投入对悲剧宿命的抗争,生命才有动力。换言之,正因为这种悲怆的拼搏和挣扎,才使人的生命充满不息的活力和似神的光辉。即便悲剧是生命难以摆脱的宿命,人也决不能无抗争地屈服。正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表现的:人是可以被打败的,但人永远不会被征服!
在这里,悲剧与真理、与价值、与生命的完成血肉相连。不体验、不正视、不投入这悲剧的人,无论以何种方式,一步也接近不了生命本身。在审美中,人们之所以喜欢看悲剧,就在于它使人们在一个假定的情境中,体验到生命本身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体验那种由坚韧的抗争所生发出的悲壮和崇高。一言以蔽之:在悲剧中挣扎,人将变得纯粹。
在上述四种人生观中,我能够理解前三种选择的理由,但我自己更倾向于最后一种。即然悲剧是注定的,那么不该逃避,也不该在虚幻中寻找自我安慰,而应该沉入底层,去体验人生的真谛,象尼采所说的那样:宁愿进行伤痕累累、痛苦万般的挣扎,也决不享受面容光鲜、庸碌幸福的无为。
制造天堂的是虚幻的上帝,背负着沉重的、染满鲜血的十字架的耶稣是人本身。生活的弱者需要上帝,而生活的强者甘当耶稣——是殉难的耶稣而不是救主的耶稣——上帝的俯视给弱者带来虚幻的安慰,给强者带来的只有痛苦的激励。
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争之中毁灭。
我不反对人思考苦难,但更重要的是感觉和体验,以及由血肉之躯的体验而生发出的反抗行动——反抗不公正的社会、反抗不可抗拒的宿命、反抗带有原罪的自我。
1987年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3年8月修订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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