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杰荣:“中国特色”的世界人权日

二零一零年的世界人权日,我人在北京。那天是身陷囹圄的作家刘晓波,被授予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日子,然而,当局对异见的愤怒压制,使得关注人权和知晓此事的人,无不感到毛骨悚然的寂静。大批活动人士遭到软禁,无法使用网路和电话,或是被“请”出城“休假”,以确保他们保持缄默。

除参加学术会议外,我想要做些什么来纪念这个日子,于是便前往拜访了曾是一名律师的倪玉兰女士。这位勇敢的女性,零二年时因维护人权而遭警方报复,造成终身残疾。倪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去年夏天,她和丈夫由于无家可归,露宿在北京一个公园。多亏了海外的公开宣传,以及独立导演何杨为这对夫妇制作的中国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他们现今才得以在一处破落的旅店的小房间里落脚,但还要受到当局的监视,以及不时的骚扰。就是在那里,我们谈起了中国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

倪选择学习法律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法律教育复苏。八十年代中,她自著名法律院校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成为一家政府下属出口贸易公司的法律顾问。九九年,她的一户邻居在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残暴运动受害,她始才卷入人权活动当中。邻居的母亲在被拘押期间死亡,接着是父亲,但从未调查死亡原因。当时,没人愿意插手这样一个敏感事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倪觉得,她必须挺身而出。倪说:“就从那个时候起,警方开始把矛头对准我。”

她的第二个人权桉件,涉及另一桩重大问题──房屋的强制拆迁。零二年四月,在她试图帮助邻居解决面临的房屋强拆和重新安置时,北京警方将她拖至一个警局,用各种专业的酷刑手段折磨了她好几个小时。“他们说我管得太多了”,在《应急避难场所》中,她回忆道,“他们把我推倒在地,然后拿出一条绳子,把我像捆行李一样捆起来。捆好之后他们把绳子往上提。我可以听到我肋骨折断的声音,接着就是难以忍受的疼痛。我开始哭……(之后,他们)用脚和膝盖顶住我的(下)背部、骨头的缝隙、穴位和筋骨。他们太瞭解怎么打人了!”

由于长期被拘禁,耽搁许久倪才得以入院就医,而后她就被起诉“妨害公务”。“我本想请一个律师,他们不准;我被定罪之后,他们也不许我上诉。”“他们说我的桉子情况特殊,因为我对抗政府。”

她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由于罪名成立,她的律师执照被永久吊销了。“我不断给律师协会寄信请求帮助;但是他们只说,没有收到过任何信。”比不能做律师更糟糕的是,倪的双腿再也无法站立。

但她从未丧失斗志。零三年获释后,她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帮助那些因刑事司法不公正、宗教迫害或强拆而受害的人们,其中包括很多来自全国各地、成群结队进京寻求救济的上访人士。

与此同时,倪玉兰自己的法律问题,却不断恶化。自零二年第一次经历可怕的折磨之后,她一直试图申请再审,以及要求政府对其所受的酷刑给予赔偿,但始终一无所获。另外,她自己宽广的住宅在零八年也遭到了强拆。当最后几间房间要被拆毁时,她奋起抵制,却遭到殴打,造成头部外伤,继而又被拘押,这一次,连她的丈夫都没能幸免。倪说,这段经历中最不堪回首的片段,是西城区派出所的民警肖巍,在命令其他同事离开审讯室后,攻击她。“他往我的脸上小便。”之后,他又控诉这个残疾的、只能蹲伏在地上的妇女袭警。倪再度受到起诉。

在她的第二次刑事审判中,她被允许聘请一位律师,但该律师受到恐吓,拒绝作无罪辩护。“所以我们解雇了他。”倪当时又病又弱,虽在庭上为自己辩护,却仍获有罪。尽管律师刘巍勇敢地为倪的上诉辩护,倪仍未能幸免第二次牢狱之灾,这一次为期两年。而刘巍自己,随后也因在其他敏感桉件中的辩护,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服刑期间,倪遭到惨无人道的虐待。她在《应急避难场所》中说道:“就因为我不认罪,他们晚上就不让我睡觉。他们不准我躺下,也不准我坐在凳子上,白天还要让我工作。最过分的是,他们不许我用拐杖,也不许用椅子支撑身体,命令我只能爬行。我每天五层楼的牢房里往楼下爬,……穿过监狱的大院子,再爬五百多米到车间,然后爬上二楼……。中午的时候我要回到牢房那边吃午饭,然后再爬下楼、爬回去工作。每一天,我都要这么爬四个来回。”

即便是现在,上访者们还是来找倪寻求建议,同时互相勉励。我去拜访倪的那天,情况也无二致。这对夫妇目前靠朋友接济生活,许多人也自告奋勇,帮助那些持续帮助这对夫妇的人。没有政府伸出援手。不过,在我离开那挤满了上访者的房间后不久,政府确实做了一件具有“中国特色”的事,来纪念世界人权日─切断了房间的用电!然而,和往常一样,倪和丈夫点上蜡烛,继续他们的工作。

(作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英文原文请参www.usasialaw.org.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韩羽译。)

【独立中文笔会】2010.12.26

编者注:原始出处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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