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山路是红色的——《上帝是红色的》自序

每块泥巴都是红色的,在阳光下闪耀,浸透了鲜血。我这么写道。

这是2004年秋天,因为又一次家破人亡,我走投无路,从四川来到云南。

出了乌云密布的盆地,好像锅盖被揭开。我这只川耗子,抖抖浑身的灰毛,敞开肚皮晒完几十天太阳,接着重操旧业,在社会底层厮混,卖艺、访谈和写作。白天是阳光,夜晚是散发着酒气的血泪。某个凌晨,我醉得摇摇晃晃,竟失脚从纳西族的二楼滚下一楼,脸和肩都摔得稀烂,可脑子还依稀记得,又一段哀伤的故事,就这样,水一般流失了。

也许我是醉鬼,和其他醉鬼没啥两样;也许我是野狗,和所有野狗没啥区别。我会吹箫及歌吟,所以时而讨人喜;我会乘酒兴装疯卖傻,所以时而讨人嫌。只有上帝晓得,我的神经还是敏感的,对历史及现状的记录还大致准确,且符合人性。

我随波逐流地活着,离北京和成都,离我的知识分子朋友们越来越远,如果不是需要投稿,需要挣稿费,不定哪天我连互联网也告别了。我自然而然地同打工仔、上访者、流浪人、瘾君子、老乞丐、街头流氓、妓女、骗子打交道,也同跟踪监视我的便衣交朋友。只要泡在酒里,按中国民间的规矩,就全是朋友。我对云南警察的感觉,比对其他省的警察要好,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混杂了边陲各小型民族的血统,从不推酒,要喝,就真喝醉。当他们也口齿含浑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如何重要,我就哈哈一笑,再碰一杯。而其他省的警察,喜欢把别人灌醉,自己在旁边盯着,耐心等待你突然喷出几句反动话,或更加过火的“危害国家”的内心机密。

时候终于到了,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继续沉沦,就派来一位基督徒孙医生。他没有任何传教的行话,直接就说:我在山沟里行医10来年,我晓得太多的惨痛故事,老威,你是个作家,你感兴趣么?我当然感兴趣,我大半生的经历和激情都消耗在里面。

于是就相约上路。从云南丽江转回昆明,经富民县和禄劝县,再沿着山高水低的乡间公路,朝更深处而去。来到撒营盘镇,骡马羊狗猪当街奔驰,扬起阵阵烟尘。我凝望土坎那边,1940年代的西南神学院遗址,我问:到此为止么?孙医生摇头。于是我们继续深入。于是长期在山路上跋涉。客车、货车、面包车和手扶式拖拉机都乘过。山穷水尽了,就只得走路。翻山越岭几个小时,汗流浃背钻进一半山腰的土屋,意想不到的就故事源源不绝。贫瘠、愚昧、创伤,压得人喘不过气。一个妇女被怀疑得了麻风病,于是大家一致通过,架柴火烧死她;一个男人突然病倒,于是大家抬起他,翻半天的山,才抵达公路,在路边拦车去县城,中途就颠簸死了;还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被枪杀,他却被几支长枪指着,背起自己父亲的头颅,奔走几天几夜。山路是红色的,孩子被父亲的血染透了。云南被称为红土高原,可太阳和泥土更红呢,还是血更红?苦难如此深重而辽阔,人们能够抓住的,也只有耶稣了。

2005年12月30日下午,我们抵达彝族的则黑乡,造访了当地德高望众的张应荣长老。老人快失明了,可眼眸透出的那种慈祥的光泽,让我瞬间想起已去天国的父亲。他挺平静地敍述着往昔的苦难,每次熬过九死一生,都不忘说一声“感谢主”。

大约150多年前,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中国内地会,派遣十多位牧师,首次登陆中国上海,自此西方传教士就源源不绝地抵达,并深入穷乡僻壤,播种福音。不少人死了,遗骨永不还乡。信仰就这样扎下根来,代代相传。而张应荣的父亲,则是传教士最早的土著追随者之一,紧接着,这个张氏家庭全部信主,年轻的张应荣还入学20世纪40年代初创办的中国西南神学院。可正当他从传教士手中接过衣钵,成为一个合格的神职人员时,改朝换代了。

无神论和毛泽东降临,乡村的宁静秩序被打破,两百至四百多万受过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被杀、被改造、被投进监狱,其中也包括信仰上帝的人们。在我访问过的云南山区,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往往从祖父,甚至从曾祖父那代,就跟西方传教士服侍主了。这中间,历经独裁政权的地狱熬炼,如西方的中世纪,信仰只能在地下挣扎。

张应荣夫妇背负血十字,强忍浑身伤痛,爬行在泥泞里,直到风烛残年,直到油尽灯灭,唱着《赞美诗》归西。他们膝下几代,子子孙孙几十口,全都受洗归主——这在云南山区,是极普遍的家族发展史,而信仰的源头,却无一例外地要追溯到某个西方传教士那儿。他来自英国、德国或法国?美国或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对云南乡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他,万里迢迢的福音抵达这儿,并且演化为一部部中国人的家族信仰史。而今,不愿与无神论中共妥协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这儿依然违法。但十字架已经在地面发光,信主的中国人,据说已超过七千万。

80多岁的张应荣长老,90多岁的袁相忱牧师,都在接受我的拜访之后不久,去了天国。还有早就在天国的张润恩牧师、张刚毅神父、王志明牧师(作为20世纪全球十大殉道者之一,他的塑像屹立在英国威斯敏斯特皇家大教堂正门上方)。在我写过的300多个底层人物中,已经有不少去了天国。生命和历史在流逝中,可星星点点的记录却经过我的手留存下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曾一再鼓动我“与亡灵共舞”,我“共舞”过了,但舞得非常悲伤,非常孤独,甚至非常绝望。唯有这些宗教前辈的永恒灵光,让我偶尔翻涌的底层酒徒的自杀冲动得以缓解。

十字架能让人平静吗?它与佛教、道教一样,能让人逆来顺受吗?许多城市基督徒都引用《圣经》中“驯服掌权者”的掌故,来为自己面对强权的懦弱或恐惧开解。“该不该为刽子手祷告”的论争,也在国内知识分子群体中此起彼伏。我曾顺便请教至今健在的百岁修女张印仙,老人家气得喊叫:为他们祷告么?绝对不!我问:为啥不?老人跳起脚来:他们霸占了我们的教产,在旧社会,这天主堂围墙外面,包括大理中学、包括人民路的半条街,全是属于天主教的,可他们直到今天也不还!我早该闭眼了,可我就是不闭眼!教产不全部归还,我就是不闭眼!!

愤怒支撑着这个修女,愤怒也使人长寿,这真是对传统养生之道的反讽。当文革结束,中共的宗教政策刚刚恢复时,已过古稀之年的张修女,竟背着奄奄一息的九旬前辈李修女去政府大门口“讨说法”,禁食请愿达28天,引起社会轰动,终于索回有80多年历史的天主堂。

这本书是个活生生的切入口,是我,一个不太规矩的底层作家,对上帝,对因信仰而蒙难的冤魂们,表达敬意的方式。我承认自己经常犯错误,我承认自己害怕犯的错误太多,而得不到上帝的宽恕。所以我希望能够超越些、客观些;所以我希望信仰内外的读者们,不必因为我的种种人生错误而拒绝“历史的心跳”。

崎岖山路中的上帝是红色的。在高寒的云南。在人们醉酒之后。在大难不死的狂喜之后。在阳光如金色的山羊,蹦跳在山巅之后。

于2010年11月9日,四川成都郊区

注:《上帝是红色的——中国十字架地下寻访录》,2011年8月由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推出,此为英文版序言的中文原文。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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