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晓斌:独拘

我越狱被追捕回来以后,很快就被送到离朗乡一百多公里远的铁力市看守所去羁押了。该看守所在满洲国时期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秘密监狱,高墙、电网,戒备森严,连四角上的岗楼还是日本人建的圆筒式的炮楼。大院内分前后两部分,前院过去是关东军的兵营,现在是武警宿舍和队部办公室;后院是关押犯人的牢房,日本式的环形布局,中间是圆形天井,供犯人们放风的地方,周围是大小不等的三十几间牢房。牢房的外墙是混凝土浇注的,连一扇窗子也没有;内墙除了有一米高的小铁门外,还有一个半米见方的气窗,用2厘米粗的钢筋封闭着。每间牢房的小铁门上还有一个长40厘米、高20厘米的窄长形窗口,是递饭送水的窗口。开饭时,犯人把饭盆伸出来;饭后,这个窄长窗口就被一根指头粗的铁条锁好。

我被押送到铁力市看守所后,明白这里是插翅难逃。好在这里似乎比小看守所人道一些,所长和管教只管关押提解犯人,警戒、看守则由武警中队的士兵负责。武警兵不掌管开号门的钥匙,因此对号内犯人的监管也宽松一些,犯人可以不必盘腿端坐,同监号的犯人彼此说说话,只要不大声喧哗,站岗的武警兵也不加限制。而且这里的伙食也好多了,看守所的伙房和市屠宰场有协作关系,平日里屠宰场有些诸如清理下水道等脏活累活,就由看守所犯人无偿地去劳作,而屠宰场杀猪宰牛时所剩的边脚料,也就通通免费送给了看守所伙房。屠宰场用圆盘锯分割屠宰后的生猪,因此每天看守所伙房都能得到满满一挑肉渣。用这些肉渣炖菜,即使一滴油也不放,菜汤依然浮着一层油水,这可比朗乡看守所那清汤寡水的白菜汤好咽多了。而且这里每周固定有两顿细粮,周日还能实实在在地吃到一顿肉菜。我觉得日子好熬了一点,心情也宽松了一些。但过了半个多月后,我才领略到这里其实比朗乡要严酷得多。

1977年6月下旬的一个周日,同监号的一个中年犯人用早饭省下来的一块窝头捏成了一副骰子,我们同号的几个犯人便在一起玩起掷骰子,赌注是晚饭的肉菜(掷一次的输赢是一块肉)。其实所谓肉菜充其量也不过是每人能分到十来块杏仁大小的肉块,通常和土豆炖在一起,但这可是令犯人们垂涎欲滴的美餐。在监号里,这种赌注已经是非常昂贵的了。当时我所在的十一号牢房里一共有五个犯人,靠在东墙边的犯人据说神经有毛病,这样的游戏他是不参加的,其余的四个人颇有兴致地玩起来。那天我的手风很顺,玩了不几圈,我就赢了十来块肉了,等于可以多享用一份美餐了。

我的兴致顿盛,正扬手要再掷的时候,号门上的小窗突然“啪”地一声打开了,一个武警兵站在窗外骂道:“操他妈,你们在干什么?”我抬头一看,赶紧把手里的骰子藏到身后。“操他妈,你……你在藏……藏什么?”这个武警兵有点口吃,他的口头禅就是“操他妈”,因此监号里的犯人给他起的绰号就叫“操他妈”。我说:“我没藏什么。”“操他妈,你……你还……还抵赖?把手……手伸出来!”我不知道厉害,乖乖地把手伸过去,刚伸出一半,号内的中年犯人突然说:“不能伸!”我马上又把手缩了回来。“操他妈,你……你还……还敢……敢不……不听?”武警兵在窗外大声威胁道:“快……快点伸!”可是任凭武警兵怎样威胁,我是死活不肯伸手了。这个武警兵气得像咆哮的野兽,结结巴巴地骂道:“操他妈,你……你等……等着!”他气哼哼地关上窗走了。

这时中年犯人对我说:“一会儿放风时,‘操他妈’如果来打你,你就大声喊叫往所长室跑,‘操他妈’就不能把你怎样了。今天幸亏你的手没伸出去,要不你可就惨了!”原来铁力看守所号门上的这个窄长形窗口也是看守惩罚犯人的刑具,犯人手伸出后,看守兵就用一个特制的小手铐把你的手紧紧铐在那根横铁条上,然后他就可以肆意惩罚你了。惩罚的花样很多,有一指缠、二龙戏珠、虎口拔牙等等。中年犯人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大开眼界。

吃晚饭的时候,中年犯人在分完了肉块后,从自己的那份里拨出两块要给我,我拿起自己的那份笑着说:“算了,算了,大家就是取乐,不能当真的。”那两个输了肉的青年犯人也没说什么,他们都感到我挺仗义的。放风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中年犯人预料的情况,“操他妈”已经下岗了,我以为这桩事就算过去了。

7月20日上午,放风结束后,走廊里突然来了许多武警兵。中年犯人说:“不好!要查号,都赶紧拾掇一下,有犯禁的东西赶紧丢到马桶里去。”果然,武警兵分成几批,开始搜查监号,犯人们一批批被驱赶到天井里,通通都被剥光了衣服手抱头站好。天井四周都是持枪的哨兵,院子中间的空地里站着一个军官在指挥,还有许多名手持藤条的打手。天井里瞬时传出一声声惨叫,原来每批犯人中都有一两个倒霉蛋遭到鞭笞。藤条打在赤身裸体的犯人身上,一下就是一条血痕。

开始清查我们的监号了,我们几个也被喝斥脱光衣服,只剩下一件裤头。我们都抱头站好了,这时我看见“操他妈”手持藤条过来了。“啪”地一声,我觉得背上的皮似乎被抽裂开了,火辣辣地疼,便禁不住“啊呀!”叫出了声。“操他妈,你……你小子不……不是挺尿性么?”“操他妈”一边抡起藤条猛抽,一边骂着:“操他妈,你……现在嘴……嘴还硬么!”我被抽得乱蹦,但没有敢反抗,因为我知道那样可能得到的后果更惨。那个中年犯人也被“操他妈”抽了十几藤条,但他也一声未吭。

清查完所有的监号后,犯人们才又被驱赶回牢房。这时单独被留在院子里的,就是被清查出藏有犯禁物品的犯人了。这几个人将遭受到更残酷的鞭笞,这一顿暴打能让人半个月只能趴着睡觉。

回到监号后,中年犯人愤愤地开导我说:“你长见识了吧?每个月都有此一劫,这是铁力看守所的老规矩,这个时候连所长和管教也不靠前了。一个月的帐他妈的都在今天清算,今天就是兵痞子过年,吃咱们的肉馅饺子。操他妈!我操兵痞子他妈!”我终于领教到铁力看守所每周的这一顿炖肉可不是太好吃的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同监的几个犯人也相互熟悉了。那个有神经病的犯人叫于天通,是杀人犯。他用双筒猎枪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打死了,却认为自己是开枪打死了三只狐狸精,现在还时常絮絮叨叨地说些疯话。他本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病,公安机关曾为他做过几次鉴定,也没有检查出什么所以然来,所以就这样一直关押着。他已经在铁力看守所呆了13年多了,是资格最老的犯人。那个中年犯人叫田国录,原是翠峦区的工会副主席,几个月前被翠峦区公安局定为流氓罪送到这里羁押的。田国录现在还愤愤地喊冤,说他是被人诬陷的,他只不过碰了下翠峦区副区长的“奶酪”;其实那个“奶酪”本来就和他是老相好,是那个副区长夺人所爱,倒反咬一口,还把他整到牢房里来了。那两个青年犯人则都是盗窃犯。

7月下旬,在犯人伙房做了20多年牢饭的赵师傅突然心肌梗死,他正给监号里分发窝头,就倒在走廊里咽了气。赵师傅去世后,给监号里分发饭菜的差事就由在犯人伙房里帮厨的梁大刚(化名)顶替了。梁大刚原来是翠峦区看守所的副所长,因为虐待妇女致死被逮捕,我在翠峦区羁押期间梁正是监管我的看守员,我额头上的伤疤就是他给我留下的。

梁大刚每次给十一号监房打饭时,常常不经意似地就多舀了几勺菜或多数一两个窝头。开始时,号里犯人都以为这是梁大刚无意的,后来次数多了,连有神经病的于天通都发现了,这些额外的菜饭绝对是冲着我的。因为别的犯人伸过饭盆时,梁大刚绝不会出现这样的差错,而只有我把饭盆伸出去,梁大刚头都不抬,顺手就会往盆里多放一两个窝头。

精明的田国录看出门道来了,他问我:“怎么?你和这个梁师傅很熟?”我苦笑了,我是个不善炫耀自己的人,甚至也从未向同监犯人讲述过自己越狱的那一段历史。面对田国录的询问,我也只是笑了笑说:“是的,我们是有一点交情。”“哦,那可太幸运了,今后咱号里接饭的事你就全包了吧!”田国录说。

对于饥肠辘辘的囚犯说来,有什么能比多得到一点食物更幸运的呢?我也就义不容辞地当上十一号监房的值日生了。果然此后饭菜的数量大增,梁大刚甚至在分发完所有监号的饭菜之后,再转回来把剩余的几个窝头都送进十一号来。有此惠顾,我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此后,梁大刚再来开饭时,我就微笑着朝他点点头。

人的欲望都是随着条件变化而逐渐膨胀的。有一天,田国录用两根指头俯在嘴上比划着说:“你可以让梁师傅给咱们弄几根‘蚂蚱子’来么,这几个月我真他妈的瘾坏了。”我当然理解田国录指的“蚂蚱子”是什么了,因为这是蹲过小号的人都懂的行话,于是说:“我试试吧。”

下午梁大刚再来送饭的时候,我也像田国录一样用两根指头俯在嘴上向梁大刚比划了一下。梁大刚看到了,但他没任何表情,仍一声不响地闷头分饭。第二天开早饭的时候,我把伸出去的饭盆撤回来时,盆里除了黄澄澄的几个窝头外,还多了一个用塑料纸包裹着的小包。打开一看:嗬,里边竟是一盒尚未拆封的大前门烟!号里的犯人几乎要欢呼起来了。梁大刚不愧是干过看守的,他怎么将烟扔进饭盆里的,连我也没有看清楚。整整20根大“蚂蚱子”!这可是监号里的宝贝呀,足够我们享受几天了。我在后来又去窗口接菜的时候,由衷地悄声对梁大刚说了句“谢谢!”

在被囚禁的监房里,吸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虽然世界上有着数以亿万计的烟民,但在监号里吸烟绝对和在别的地方吸烟大不一样。也许在监房叫吸烟不够贴切,应该叫吞烟或者吃烟,因为一支烟点燃后,所产生的尼古丁几乎全部被吸进胸腔,而且还不马上呼出来,要等尼古丁全被吸收后,才慢慢地呼气,这样才过瘾,而且监房里不至于有烟气烟味,不容易被看守发现。

有了烟,如何点烟也是有窍门的。在监房里获得火源的方法有多种,有蹦星儿、烤电,但最常用的还是人类最原始的那种搓火,先用少许棉花捻一根细芯,再用更多的棉花把这个细芯包成一个拇指粗细的圆棒状缠紧,就可以搓火了。把这根圆棒放在水泥地面上,用鞋底(最好是布鞋底)来回猛搓,等搓动产生的热量足够了,迅速将圆棒揪断,用嘴使劲吹,棉絮棒就燃着了。这一切都需衔接得非常紧凑,而且绝对要号里所有的人密切配合才行,有人搓火,有人在窗口放哨,还要有人向马桶里不断地冲水,水声越大越好。搓火是个技术活儿,十一号监房里只有自幼在少管所里长大的惯偷老尖子干得最拿手。搓火时,窗口放哨的是另一个年轻犯人,田国录去马桶冲水,我则预备点烟,只有于天通没什么事,但他也会故意把腿上的铁镣不停地弄出响声来,看来这个神经有毛病的人有时候也不“神经”。

烟点燃后,先由我吸第一口,然后依次是田国录、老尖子、年轻犯人和于天通,一支烟刚好轮两圈就吸完了。每个人虽然只有两口,可这两口烟真叫过瘾啊!大墙外的烟民们是绝对领略不到这种妙不可言的感受的,尼古丁真他妈的是个好东西。长期没吸了,此刻一口吞进去,身体似乎就飘起来了,头也有点晕了,什么人间的烦恼在这瞬间都消遁到九霄云外去了……

十一号监房决定吸烟的“议案”,绝对可以和民主国家议会里的弹劾案相媲美,只有在超过绝大多数成员都投赞成票的时候才付诸实施,而且每天控制在早晚两次(只有第一天例外了,吸了三次)。要是不出纰漏,这包大前门就可以让我们享受十来天的,但好景不长,还不到一个星期,这事就被“操他妈”发现了。

那天上午阳光很好,一缕光线从气窗斜射进来,室内就像有一束光的长廊,年轻犯人的一口烟没有完全吞下去,恰巧这时“操他妈”正在窗口向室内窥看,他清晰地看见一缕轻烟在充足的阳光下袅袅上升,立刻大声吼叫起来:“操他妈!你……你们在干什么?都……都站起来!”

室内的人也都看到了这缕烟气,但想拂散已经来不及了。“操他妈”虽然没有开号门的钥匙,但他的大声喊叫惊动了看守所值班的陈管教。监号内发现了可疑情况,管教是随时有权搜查的。陈管教喝令室内的人都转身面朝墙壁站好,拿钥匙打开了号门。他站在门外,让“操他妈”一个人钻进室内搜查。剩余的几支烟本来是由我保管的,恰巧也是今天早上才由老尖子藏到搓火的那只布鞋里的。“操他妈”进来后把所有的行李都翻了个底朝天,喝令几个犯人把衣服也全脱光了,那几双鞋也搜了个遍,但什么也没有搜到。既然没有搜到什么,陈管教也只好作罢,把“操他妈”叫出后,“砰”地一声把号门锁上了。

第二天“操他妈”上岗后就来到十一号监房的小窗口,他手里晃动着那几支烟,问:“操他妈,这……这是谁的?谁……谁他妈……妈的放到我……我兜里的?”我见到他结结巴巴的样子,心里都憋不住笑了,也故意口吃似地说“我……我不……不知道。”

“操他妈”见我在戏弄他,更恼怒了,连“操他妈”这句口头禅也说不利落了,他在窗外急得像个红了眼的公鸡,“操……操他……他妈……”,说完后就气哼哼地关上窗走了。监房里的几个人都笑了。

下午放风的时候,我再没有上次的侥幸了,“操他妈”把我截住,拿出一副手铐指令我伸手戴上。因为是在室外,附近就站着武警中队的队长和看守所的所长,我心想,有这个军官和看守所所长在,谅这个“操他妈”也不能把我咋样,顶多我就是挨几藤条,因此也就顺从地把手伸出去了。没想到,“操他妈”把手铐并没有铐在我的手腕处,而是铐在了我手掌的虎口处。“操他妈”使劲一捏,我就疼得“妈呀!”一声拼命挣脱,便想往看守所所长站的方向跑,可是没有跑出几步,就被“操他妈”撵上踹倒了。天井里的几个武警兵都围上来,把我按住了,“操他妈”扯住手铐链把扣在我虎口处的手铐又狠狠砸了几下,我手掌的骨头仿佛被铐碎了似的,钻心的痛让我忍不住骂出了声:“法西斯!你们这帮没人性的畜生!”我的怒骂更惹来这几个武警兵的一顿暴打,而看守所所长和那个武警军官就近在咫尺,这暴行显然是在他们的纵容下施行的。不到几分钟,我就鼻青脸肿了,但我并没被打服,嘴里的一口血痰还是故意吐到一个武警兵的身上。这个年青的士兵举手还要殴打,看守所所长也许是怕闹出人命,这才过来制止说:“把他押到独拘去吧,好好地治治这小子!”这次吸烟的特殊享受使得我领略了“独拘”的滋味。

“独拘”是铁力看守所的零号牢房,位置在看守所环形走廊的出口处。零号牢房本来是看守所的储藏间,里边装着镣铐等物件,岂料这个牢房的右下方,还有一间用水泥砌筑的特小的房间,长宽高都只有120 厘米,简直就是一个正方体的水泥棺材!人进到里面无论站卧,身体都无法伸直,只能像狗一样地蜷卧在里边。我就是被几个武警兵像拖死狗一样拖到零号牢房塞进去的。门关上后,锁死,一片黑暗,我抬头伸腿触到的都是冰冷的水泥墙壁,只有门的下方有一个半尺见方的小孔能透气和递水递饭。

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人留下的监狱里竟还有这样的东西,也许是日本人当初用来关狼狗的狗圈吧?在铁力看守所,只有最“操蛋”的顽固犯人才有“独拘”的“特殊待遇”。我后来到了革志监狱服刑,得知该监狱也有“独拘”小号,而且尺码还小一点,横竖才100厘米。监狱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最頑冥不化的“反改造分子”才会被关“独拘”,而且时间最长不能超过72小时。据说要是关了一次“独拘”,最頑冥不化的“反改造分子”也会开化了,以后再提“独拘”,他的腿就发软。

当时虽然是盛夏季节,但东北地区的气温在夜间依然很低。我蜷卧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感到一种痛彻骨髓的凉,心里除了彻骨的凉外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恨……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半尺见方的小孔外有人送饭来了。我只觉得浑身都在疼,根本就不感觉到饿。饭原封未动地又被端走了。没有人来过问。第二次又送饭来了,我还是没吃。一连三天,我连一口水都没有喝,“独拘”的号门也没有被打开过,仿佛我已经被遗忘了似的。第四天的上午,“独拘”的门被打开了,一个冷酷的声音吼道:“出来!”我爬了出来,刚想站起来,可是我的两条腿仿佛已经不听使唤了,我歪坐在地上。

这是我在十余年炼狱中一次最特殊的遭际,起因竟是因为吸烟。这也是我几十年顽固保持吸烟陋习、不戒不弃的缘故。

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先生曾说,他所在的北京看守所待他很人性,他得到了人格的尊重。我不质疑刘先生所言,因为我所讲述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倘若现在大陆的囚徒们,都能享受到刘晓波先生所说的那种人性化管理,这绝对是一种可贵的进步。我想铁力看守所和各地监狱里的“独拘”一定都是拆掉了的。

2010年12月8日于法国

作者注:我的文章《越狱》在《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以后,世界各地的读者反响强烈,诸多网站纷纷转载。有善良的读者阅过后给我留言,鼓励我把自己的炼狱遭际都如实写出来,为史存据。虽则撕裂自己已经结了痂的疮疤给人看是件很楚痛的事,但大义在肩,由不得推诿,只能欣然从命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1.01.14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