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翁山苏姬鼓舞了我

在我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而努力的历程中,翁山苏姬曾经两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第一次是2003年。那时候我已经被放逐到美国五年了,在开展各种海外民主运动的同时,还要应付在哈佛的沉重功课。那段时间,我曾经一度很困惑: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对民主的热情似乎有所减退,民主运动面临后继乏力的困境。不论是我个人的前途还是中国的未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那时候我读到翁山苏姬的一篇文章。她的主要观点就是说:反对运动,最可贵的资源就是坚持与韧性。这篇文章对我内心产生的震动,犹如在黑暗的房间中突然打开了一扇门窗,让我在几乎窒息的时候突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翁山苏姬的观点揭示了争取民主运动的核心知识,那就是:面对强大的反对民主的国家机器,反对运动其实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时间。专制与民主,最终的较量,就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而历史证明,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往往是民主。翁山苏姬的这个论点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有了信心,这种信心陪伴我一直走到今天,相信也会推动着我一直走向明天。

第二次的鼓舞就是前不久她的获释,这个鼓舞的意义绝对不下于七年前的那次。

这是因为,多年以来,翁山苏姬对于我们这些在威权政体下努力争取人权的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象征。她代表一种力量,一种貌似弱小但气势恢宏的力量。这样一个身材瘦弱的女性,面对的是顽固的缅甸军政府,是逮捕、监禁甚至是屠杀,但是双方的对峙却是势均力敌,长久以来,我们看着她与缅甸政府的对峙,犹如看一部活的历史剧。这部剧的主题,就是信念与暴力的斗争。而她的获释,代表了信念的胜利。这样的胜利,我相信对所有正在为争取信念的胜利而奋斗的人权人士,尤其是中国以刘晓波为代表的那些异议人士,当然也包括我,都是极大的鼓舞。

翁山苏姬的获释,也代表了另外一种胜利,那就是国际社会持续不懈的压力,最终会产生效果。长久以来,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在对极权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在人权问题的压力这两方面保持平衡,一直不得要领。缅甸和中国,就是两种实验。对于缅甸,国际社会始终保持高度压力,尤其是对于翁山苏姬的获释问题。但是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出于种种现实考虑,一度采取了回避甚至放纵的立场。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同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苏姬出来了,而刘晓波进去了。这证明,在人权问题上,只有积极主动、持续不断的压力,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而对于极权国家保有幻想,希望透过合作和鼓励来推动统治者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用中国话来说,就是“缘木求鱼”。●

【自由时报】201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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