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始于悲剧，终于悲剧（1）

一、生命必须承受的重负

尽管，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政体诞生于古希腊的雅典，但与现代的宪政民主体制，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以“多数决策”为核心，后者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甚至可以说，雅典政体是有民主而无自由。一是自由具有等级性，“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在权利上没有任何平等可言。二是多数决策的权力得不到制度性约束，容易演变为多数权力对少数异见的暴政。苏格拉底被以言论和思想的理由控罪并处死，就是无自由的多数暴政的典型案例，也成为古希腊民主的永恒耻辱。

尽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都曾谈及民主制与自由的相关性，在这两位古希腊智者的眼中，无论是“民主”还是“自由”，二者在世俗政治中的作用，更多是负面的。因为，雅典民主制的教训证明，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治权力，只要不加以制度性限制，都将演变为专横的强制，即便是多数决定或主权在民的民主，将导致多数暴政和乌合之众的统治；没有约束的自由，将带来为所欲为的放纵和无政府的混乱。二者即便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也必须有贵族的或智者的统治相平衡，也就是“哲学王”的统治。所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政体的选择上，更倾向于贵族式或精英式统治。

所以，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们对自由的思考，更多致力于伦理范围内的自由意志。从柏拉图开始，自由意志便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主要探讨人的行为的伦理意义，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如何行为，才能构成伦理之善？亚里士多德对“人本自由”与人的求知之间的论述，也是侧重于讨论学术研究的人性动力，而与政治安排无关。直到英国诞生了《大宪章》，人的自由才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体现在政治及法治的制度安排上。也是由此肇始，“自由价值优先”如何体现在世俗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上？政治制度如何保障人的自由？才逐渐成为思想家和政治家关注的焦点，逐步发展为“免于强制的自由”和“法治下的自由”。

尽管每个时代、乃至每个思想家对自由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是人类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自由的追求。自由，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别名，成为生命的最高价值，也成为人类追求其他福祗的前提。自由在价值排序上的优先性，无需其他理由的支撑，因为自由与生俱来，是人的自然生态，在道德上是不为权宜功利所左右的绝对命令。

然而，在人类争取自由的漫长过程中，由于外部性阻力和内部性弱点，也就是由于人的先天的有限性，自由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般美好、那般诗意，以至于，自由理想常常得到扭曲和打折扣。而且，即便对于比较完善的自由制度来说，个人自由的实践也带有其先天的残酷性，对自由的追求，往往需要追求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追求自由的过程不是轻松地观赏风花雪月，而是充满了紧张，犹如与暴风骤雨搏斗。在人类现存的状态中，自由，一方面与人的安全、独立、自主、创造性、自我完成等正面价值相连，另一方面又与冒险、恐惧、孤独、痛苦相关。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蕴含着渴望自由和逃避自由的双重冲动。特别是在独裁主义的时代和国家，往往是追求自由者寡，而逃避自由者众。

在目前的人类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实现人的天赋自由的，即便是天才，绝对自由也不存在。在世俗的意义上，自由，不仅与个人责任高度相关，在给予个人以充分的自由选择权的同时，也要求个人承担起其选择的后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决不能推诿于他人。自由，还必须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边界，不仅要靠内在的非强制性的伦理自律来保证，所谓“己所不欲，勿施其人”，是也；更要靠外在的强制性的法治秩序来保证，所谓“为了防治人与人之间的强制而实施的法律强制”，是也。

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也就是在人的自由的深层，是人类的悲剧性或生命的悲怆性，也就是人的局限性。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皆是有限的，任何人（包括人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和科技成果）都无法做到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全知全能的上帝只是人类永远无法企及的终极理想，自由亦如此。凡是终极性的目标都是人的现实能力难以企及的，完全的自由也是人类的终极理想，因而也就没人能真正实现终极意义上的自由。大自然造就的人，先天地处在天堂与地狱的分裂之中。大自然赋予人类以双脚，就意味着人永远离不开大地；而大自然给人类以灵魂，却意味着人渴望超越现实并进入天堂。肉体的下坠和精神的腾飞之间的紧张，也就是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分裂性所形成的张力。

人生就是徘徊在具有悖论色彩的两极：生生不息的对绝对自由的追求和从未停止的对人生悲剧的关切。之所以，康德把伦理上的自由意志与信仰中的上帝同列为不可知的“物自体”，就在于具有精神性的人，意欲实现某种超越物质性的人之局限的“终极价值”，却最终只能屈从于物质性的肉身——既无法在理智上把握“终极价值”，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终极价值”。所以，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只能局限于个人信仰的伦理层面和精神探险的智力游戏层面，而不能将之扩大到世俗政治和社会公德的层面。一旦越界，就会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强制，后患无穷。因为，对“终极自由”的追求一旦变成政治性的社会试验，就将带来人工设计的“总体性乌托邦工程”，而实施这一总体乌托邦的社会试验，只能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和道德上的独断，人类在伦理上追求终极自由的超越性内在激情，就将演变为毁灭世俗的个人自由的外在政治灾难。所以，“多少罪恶假自由之手”的判断，不是预防性的警告，而是凝聚着太多血腥灾难的悲鸣。

这，大概就是人类必须承受的重负，也是人类悲剧中最悲怆的篇章：自由悖论。

1987年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3年8月修订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3.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