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来临前夕，刘晓波博士突然“失踪”了，全世界一片震惊，毋庸讳言，他是被当局秘密“请”走了。晓波博士一直“工作”和生活在首都北京，二十年来，他已多次被党棍的警察“请”走，曾多次被跟踪、盯梢，被恐吓。但是，他没有像其他高喊民主与自由的人士那样，动辄就逃避虎居龙盘、豺狼当道的地方，逃到国外去“政治避难”，他仍然是那么轻松自信的“笑傲江湖”，这是一种毅力，也是一种勇气。
不难否认，生活在北京的刘晓波，就像是安装在独裁者心脏的一颗定时炸弹，具有强大的牵制力和向心力，全中国向往民主、热爱自由的异议以他为轴心，以他为追求真理的标准，他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不说是中国民主事业会停滞不前，至少要遭受巨大的挫折。
刘晓波是中国的一面窗口，他独特的见解、深刻的理论，影响着二十纪元八十年代末以后的几代人（虽然笔者与刘晓波既没通过电话又没见过面）。仅仅在五月份，他写了《在大陆，五一是谁的节日？》，他尖锐地指出：“大陆的五一节绝非劳工示威的日子，而是政府主导的喜庆时刻……，是中共政权以及权贵们资本家们中产白领们的节日，而决不是弱势群体的劳工阶层和农民兄弟的节日”；为纪念六、四死去的林昭，他写了〈倾听林昭的遗言〉；为了呼吁以不公正法律程序而劳教的刘水，他写了《刘水案──是执法还是构陷？》；为纪念杨建利博士冤狱两周年，他写了〈杨建利背后的中国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中国，既得利益者们已经坐稳了暴富者的位置，占据着在名利场上纵横驰骋的制高点，他们一脸幸福，却心如死灰；事业有成，却尊严丧尽。这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无论万里长城的历史多么悠久，秦陵兵马俑多么灿烂，唐诗宋词多么豪放，鼻烟壶和工笔画多么精巧……唯一没有的就是大写的”人“。”为了深入理解美国士兵虐囚的背景，他连续写了〈虐囚案评论〉一至五篇，深刻阐述是美国具有比较健全的制度，率先揭露这一罪行的意义，人性之恶、人权保护与制度健全之间的密切关系。刘晓波写最后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开放〉杂志的〈港人被迫走上街头〉，表达对香港前途的忧虑和展望。
刘晓波对六四事件奔走呼号，这是他被警察带走的原因。他曾及时的、准确的报导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被逮的内幕，并且强烈抗议逮捕六四难属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从而使这些人平安归来。他曾和世界各地知识份子公开发起呼吁为六、四平反，这一切，无异于引燃了埋藏在独裁者心脏的导火索，他们哪能不怕呢？因此，对晓波进行“软禁”，恐吓、跟踪、盯梢也就是难免的了。
在六、四前夕带走刘晓波，限制他的人生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暴露独裁者们的心虚，只能说明党棍们的怯弱，其原因是他们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用卑鄙无耻的伎俩封住刘晓波的嘴，用下三滥的手段封住刘晓波的笔，其险恶用心，人人皆知。但是，虽然封住了他的嘴和手，在热爱民主与人权的世界人民面前，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又能把刘晓波怎么样呢？他堂堂正正的被“请”进去，还会堂堂正正的走出来。
2004年5月31日于广州
【大纪元】2004.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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