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前后后，我写下了几篇短文。现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发表如下：
（一）2010年10月6日记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是最热门的人选。
其实，晓波自己真没追求过这个奖。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奖。
另外，晓波著作等身，但翻译成西文的很少。晓波认识不少西方汉学家和记者，和很多流亡异议人士是好朋友，但他好像没花过什么功夫托人把他的著述翻译成西文。直到他去年圣诞节被判重刑之后，才由中国人权把判决书提到的6篇文章和他的自辩词与最后的陈述一道翻成英文，刊登在今年第一期《中国人权论坛》（中英文双语季刊）上，算是第一次把他的思想观点向西方读者作集中的介绍。
今年夏天，我和几个笔会的朋友商议，觉得有必要编选一部刘晓波文集，把它翻成西文，让国际社会对他的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了解。我负责编选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刘霞负责编选他的诗歌。
我对晓波的著述非常熟悉，按说选起来应该不费力气；然而一旦着手编选，才发现这项工作很不好做。第一，晓波的著述太多，11本 书，近千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要从这么多著述中选出二、三十万字的一部文集，如何取舍就是个大问题。第二，晓波写文章，总是面对中国读者，尤其是大陆的读者。由于文化差异，更由于语境的差异，外国人读他的文章是不是能读明白，能准确领会，挑选哪些文章更合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再有，对晓波这样的人物，一般读者不但对他的思想观点感兴趣，而且也会对他的生活经历感兴趣。然而晓波虽写过几百万文字，却没写过自传，也缺少别人给他写的传记。这不能不是个缺憾（顺便一提，不少人有种印象，以为晓波热衷于在国际社会打个人知名度，这并非事实）。
在颇费了一番心思后，刘晓波文集的编选工作终于完成。笔会也联系好了英文德文的翻译以及出版，但书的上市，最快也要等到明年了。
晓波无疑是当今中国异议运动的一面旗帜。晓波是中国异议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晓波总是迅速地作出反应，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始终注视着这些事件并及时地发表评论。哪怕你不读完他的文章，只消你看一看那上千篇文章的标题，你就会发现，很少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或事件被他遗漏。
晓波也是中国异议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多年以来，中国的异议群体发表了大量的公开信、抗议信、呼吁书以及纲领和宣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晓波起草、发起或组织的。这不但是因为他思想敏锐，笔头快，而且也因为他声望高，人脉广泛。晓波交游广阔，国内的海外的，华人洋人，体制内体制外，老年中年青年，学术界文化界法律界新闻界，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作家，很多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愿意和他合作。虽然说对晓波不满者也不乏其人，但平心而论，在异议阵营中的头面人物里，又有几个——如果有的话——比晓波拥有更多的人脉呢？
我和晓波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早先在国内时（我是87年月离开中国到美国的），晓波作为文学界的黑马，已经暂露头角，不过那时我们没见过面。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那是在89年3月， 晓波结束了在夏威夷大学的讲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记得是贝岭把他领到我家来的。我们一道参加了一些会议。晓波一度还有意加盟《中国之春》杂志。八九民运爆发，晓波毅然回国。临走那天，时任《时报周刊》总编辑的杜念中先生（现在是台湾《苹果日报》总编辑）开车到我家接他，送来两套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的著作。95年初春，晓波第二次访美，又来到我家。期间，我和陈军还一道陪他去波士顿。96年刘霞也来过一次美国，也到过我家。
互联网的发明，使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自从我和晓波都上网之后，彼此的联系一直很频繁。除了互发电子邮件，我们更乐意用SKYPE聊 天。晓波是夜猫子，他常常是在北京时间的深夜给我来电话，这恰好消除了两地时差的问题。有时我们还和军涛等其他朋友连线，那感觉真好象就近在身边。本来，刘霞根本不上网，听说她连手机都不用。晓波被捕后，刘霞不得不承担起和外界联系的事而开始上网。晓波这是第三次被关，刑期那么长，晓波又不再年轻。这不能不让我十分挂念。
诺贝尔和平奖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奖项。但这个奖毕竟是挪威人颁发的，而他们对中国的事情很难有透彻的了解。刘晓波实际上早就在中国扮演起了异议群体的领袖角色，但直到今年才第一次被提名。据说在过去十几年中，有好几位中国人进入了评委会的短名单，但都未能获奖。还有一些优秀的人物从未被提名。哲人曰：“我们未必能得其所值，但我们应力求值其所得。”如果晓波今次获奖，我相信那是值其所得。
（二）2010年10月8日记
9月21日，我在网上读到哈维尔等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请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立即转发给刘霞，并附言：“尽快告诉晓波。”接下来，我又参与了苏晓康和张祖桦发起的致诺贝尔委员会的签名信。以后每一天，我都密切关注此事的发展，把读到的每一件好消息都转告给刘霞。我想，无论得奖不得奖，这些好消息总会给晓波和刘霞带来喜悦和欣慰。到了9月27日，媒体上发表了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龙德斯塔的讲话，我顿时预感到：这次诺贝尔奖是晓波的了。？
我的推理很简单：龙德斯塔透露，中国副外长傅莹在今年6月访问奥斯陆期间对他说，如果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将会损害挪威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这么做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它一向是这么做的。意味深长的是，由于这次中国政府施压是私下进行的，挪威方面本来不需要公开讲出来。但是龙德斯塔却主动讲出来了，这样，假如到头来挪威诺奖委员会没有把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岂不会使外界责怪挪威诺奖委员会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诺奖委员会显然不愿意外界产生这种印象，所以我推测，诺奖委员会已经做出了颁奖给刘晓波的决定。
我把我的判断告诉刘霞，请她做准备应对即将蜂拥而至的记者，发表感言。刘霞虽然觉得我的判断有道理，但依然无法相信。此后，估计还有不少人也告诉刘霞晓波这次会得奖，刘霞也慢慢相信了，只不过她总是“进入不了状况”。这也难怪，多少年了，我们生活在失望之中，用刘霞的话——“只是想坏事发生，从来没想过美事。”我们已经习惯于失望，在失望中继续坚持。我不禁想，古今中外，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境界，大概很多就是这样，在长期的逆境中磨出来的吧。
除了告知刘霞，我也通知了纽约的朋友和媒体，10月8日下午举行庆祝会。随着时间的临近，情况越来越明朗。到了10月7日晚间，我以为已经毫无悬念，于是按时就寝，不打算熬夜等待那宣布的一刻。殊不知一觉醒来，看一眼闹钟，正是4点54分，赶快披衣而起，打开电脑上推特，美东时间5点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获奖。推特上一片欢腾。我浏览了一番，然后上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回笼觉。
这天（10月8日）下午，我们按照原计划举行了庆祝会。
（三）2010年10月11日记
10月9日，刘霞探望了刘晓波。据刘霞说，当晓波见到她时，神情慎重，很不安，晓波说，这个奖是献给六四亡灵的，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和平，民主，自由和非暴力。刘霞说，当说起六四亡灵时，晓波哭了。
听到这段描述，我深受震撼，极其感动。说实话，以我对晓波的了解，我原先也想到过，晓波得知获奖的喜讯后，很可能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起六四死难者。不过我又担心，我对晓波的这种期待是不是太高了。毕竟，晓波以54岁的年纪被重判11年监禁，在与世隔绝的孤寂中已经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还不知要熬到何年何月，他的心情也可能经常地陷入灰暗，陷入沮丧。一旦他得知世上最崇高的荣誉竟然不期而至地落在了自己头上，一时间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兴奋得流下眼泪，那都是合情合理的，是完全正常的。宠辱不惊已经是非常高的境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而晓波非但做到了宠辱不惊，在如此巨大的荣誉猝然降临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六四亡灵，他的泪水是为死者而流的。这该是怎样的境界，怎样的胸怀，怎样的责任感！正像苏炜先生诗词中所说：“宠辱经心冰炭惯，此晶冠，乃为吾民设。轻小我，真豪杰。”
我知道，晓波自己本来没想过得诺贝尔奖。从2002年起，他就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而大声疾呼。这次晓波是在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就在被捕的几天前，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尽管几个月来，在国际社会，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在监狱里的他却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也就是说，这次获奖对晓波而言，是意外，是突然；晓波本人并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再说，晓波身处狱中，周围也没有人帮他设计公关形象，以便对外显示出最美好的姿态。这就是说，晓波在得知获奖后的反应完全是自发的，自然的，是出自内心的。如果我们再联想到早年的晓波，联想到那个很有些狂傲张扬、爱慕虚荣、自我中心的刘晓波，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
此时此刻，我们再去读晓波的有关文章，不能不有更深切的感受。在《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这篇文章里，晓波写到了作为六四幸存者的自己，是怎样的时时为负罪感所困扰，他忘不了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晓波总是在自责，在内疚，在不断地反省自己，从而也就不断地超越自我，一步步地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难能可贵的是，晓波把巨大的荣誉化成巨大的责任。我期待并且相信，在未来的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晓波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2010年10月22日记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一决定的伟大意义以及它引起的强烈反响，已经有很多评论和报道，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个问题。
仔细阅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告，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着一个重大的疑问。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严厉打压，这二者到底有着何种关联？一方面，公告写到：“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长足进步。该国目前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已经脱离了贫困线，参与政治的范围也扩大了”；另一方面，公告又指出：“中国一直在违反着她所签署的一些国际协议，以及自身法律中有关政治权利的规定”。那么，这两方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公告没有说明。
从公告的语气来看，诺贝尔委员会多半是认为，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当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是这还不够，中国政府还应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许，诺贝尔委员会是想通过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方式，指出中国政府的缺点，鼓励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的问题上迈开步子。但问题是，中国政府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后，中国政府发言人和官方媒体都做出激烈反应。可惜这些反应都太官样文章，不值一提。倒是某些官员在私下的讲话，值得我们分析考究。
10月1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发表了一位名叫彼得.佛斯特（Peter Foster）的文章。文章作者说，几个月前，他曾经遇到过一位中共高级官员。这位官员一口咬定刘晓波就是危险份子。他说，想想疯狂的毛时代，个人崇拜，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大城市高楼林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惊人提高，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如此等等。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都是史无前例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并不是靠的你们西方人所说的民主（看看印度搞得有多差劲），而是靠的纪律严明、坚强有力的一党制。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中国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到2040年或2050年，中国也会实现民主，但那会是新加坡式的民主，而不是你们西方式的民主。
应该说，这位中共高级官员私下的的这套说辞，要远比官方的公开讲话更能揭示出目前当政者们的真实思想（当然仍有很多隐瞒和粉饰，这一点下面会有所提及）。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当局为自己辩护，主要仗恃的就一条：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即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这里的逻辑是：因为我们搞好了，可见我们搞对了。既然目标得以实现，所以手段就得到肯定。于是，集权、高压乃至屠杀都一跃而成了正面因素。国际社会的很多人总以为，中国政府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人权的改进；但中国政府心里却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的，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是经济发展不起来了，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混乱。只不过这些想法中国当局不敢和盘端出，如果和盘端出，等于是承认了自己的反人权反普世价值的本质。那也无异于告诉世人，现在中国当局选择的道路，就是一条与人类主流文明相对抗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下去，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共统治集团只会变得更自信，更骄横，更迷信强权更迷信暴力，更蔑视正义更蔑视人权；因而必将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危害。
我们注意到，在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各民主国家政府首脑和民间都热烈地表明态度，那不只是对刘晓波个人的支持，也不只是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而且也是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强烈质疑与忧虑。中国政府自己的一系列收紧和打压的做法又正好从反面证实了国际社会的疑虑。几个月前，我曾经写文章，希望就中国模式展开世纪性大讨论；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则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2025年7月13日 刘晓波逝世八周年
【June4th】202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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