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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禁区
（2）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
（3）猫比“人”更通人性
（4）血字碑
（5）姑娘那年才十九
（6）疯狂的坦克
（7）遗书
（8）伪证
（9）原来是一家
（10）鲜为人知的小“六四”
（11）意外的来访者
（12）小屋里的挣扎
序言
五年前的一切，彷佛就发生在昨天，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当我被思念亡儿之苦折磨得难以自拔时，我常想：我身患数疾，为什么偏偏不患上遗忘症，把那梦魇般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像我周围的人那样活得洒脱一些呢？然而我不能。
有时我看着那窗外明媚灿烂的阳光、爽朗的天空；那街头巷尾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那高层楼群间天真烂漫戏耍着的孩子们；那电视屏幕上官员们安然自若的神态、歌舞升平的画面，连我都难以相信五年前曾经在北京街头发生过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当年洒满斑斑血迹的大地，如今已被一派“繁荣”景象所掩盖。
似乎一切都消失了，消失得那样无影无踪。“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去年跑到美国西雅图会见克林顿时向记者们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得多么轻松，多么若无其事！彷佛是在讲述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历史年代的事情。
难道历史真的只锺情于强者，而对弱者弃之不顾吗？
中国的老百姓也似乎换了一副心态。五年前的一些热血青年，如今有的已成为腰缠万贯的“大款”，自信这个世界要由他们来主宰；也有一些人整日价徜徉于歌厅舞厅，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惬意与豪华，相信这个世只是为他们而存在；当然，也有一些人生活得并不如意，有很多牢骚，觉得这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地方太小。但是，朋友，你想到过没有，你们之中当年的一些伙伴，却在五年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这个世界本来也是属于他们的。
我——一个“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并不想给已经过于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也不想给生活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欢乐涂抹上些许灰暗；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赎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嘴巴，我却不能。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下决心寻访“六四”受难者的原因。我不能让那些死去的人死得不明不白，也不能让那些失去了亲人的父母、妻儿们不明不白地蒙受屈辱和欺凌。我要去寻找他（她），从他（她）们那里寻求事情的答案。
我对这个群体（包括遇难者遗属及伤残者）的寻访是在八九年“六四”后不久开始的，起初只是少数岁难者家属的自然联系，不过是求得相互间的抚慰而已。九一年夏天，我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的采访，谴责中国当局对和平居民的血腥镇压，驳斥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命运。为此我受到当局党内除名（藉口我逾期不履行党员重新登记）和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惩处。这倒反而成全了我，去掉了捆绑在我身上的绳索。自此，我联络其他遇难者家属和一些好心的朋友，逐步扩大了对“六四”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九三年六月，我受邀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受到阻拦未能成行。但我通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发言，披露了“六四”受难者群体四年来悲苦无助的境遇，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这个群体人道的关注和帮助，敦促中国政府负起对“六四”受难者的责任。之后，我和我的朋友们更广泛地展开了对受难者群体的寻访救助工作。使我得到安慰的是，这一工作得到了国际人权和人道救助机构尤其是海外华人团体（包括个人）的积极响应。如果没有他们道义上、经济上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很难坚持下去。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许良英先生、魏京生先生和在国内的其他朋友们。他们的关心和帮助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在我们寻访救助工作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难于进行下去的时候，是许先生率先给予我们精神上、道义上支持。魏京生先生是我近来结识的新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详细地询问了“六四”受难者及家属的情况，并要我把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大概是他从国外获得的什么奖金）转交给遇难者亲属。只是我看出他刚出狱身体虚弱需要调养，不忍心收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多次会见受难者亲属，安慰和鼓励他（她）们；帮助我们与海外人权、人道组织协商救助事宜。这一切都使我终生难忘。我觉得，在目前国际国内情况下，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办到的，但他们都尽了心了。
我们一些在海外负责人道救助的朋友常常不能给予受难者充分的理解，觉得他们顾虑太多。前些日子魏京生先生就这个问题给海外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我们帮助死难者亲属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不是一种慈善行为。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压力而不敢接受，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我们无权责备他们胆小，因为他们的亲人已经付出了比我们还大的代价。”作为遇难者亲属中的一员，我感谢魏京生先生的这一份理解。人死不能复生，何况他们的亲人是死于枪弹和坦克履带之下的。对于他们来说，旧的伤口已无法愈合，怎么还经得起增添新的伤口呢？他们的境遇是旁人难以想像的：他们失去了享受正常生活的权利，失去了向世人诉说自己痛苦和哀伤的权利，失去了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权利。他们面对的是一些不讲人性、不讲人道、迷信强权、开枪杀了人还不许人鸣冤叫屈的暴虐者，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
世界上的道理有千万条，但我只相信一条：在我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其他失去了都可以弥补，唯有失去了生命不能弥补。因此，凡是把人的生命当赌注、当儿戏的所谓“道理”，我都不能认同。
现在有一些自称“精英”的人，出来诋毁八九民众抗议运动。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不去谴责杀戮者，反而责难运动延缓了所谓改革开放的进程。更有一些人摆一副超人的历史裁判者面孔，说什么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饥饿、杀戮和死亡。也许我的理解力太低下，难于理解这种“高深”的理论。但是，我非常明白，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家早日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并不是当政者的恩赐，而是中国老百姓自身的要求。难道这个要求的实现非得要老百姓付出血的代价不成！莫非人类历史一夜之间倒退到了充满残杀和血污的原始野蛮时代？！试问这种理论与那种宣称“死多少多少人换多少多少年安定”的理论有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制造出这种“理论”的人，不光是为杀戮者的杀戮、也为他们自己在杀戮面前的怯懦和背叛作辩护而已。我真不知道如果杀戮落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还能说些什么！
我在这里也想向海内外的民运领袖们说几句话。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讲不出多少“民主”的大道理，但我充分理解你们当年的行动，我死去的儿子当年也是怀着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投入那场运动的，尽管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正因为如此，我谴责政府对八九民运的血腥镇压。我也不能容忍任何对那场运动的诋毁，哪怕运动的参加者犯有千万条错误。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就至少要面对运动的后果敢于承担。我不能期望杀戮者忏悔自己的罪孽，但我有权要求运动的发起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对运动所带给民众的苦难负起道义责任。
有一封海外留学生的来信是这样说的：“我偶遇几位当年的‘英雄好汉’，又在大谈自己当年的壮举，还要写书回忆。’英雄’们的史篇令我肃然起敬，但别忘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老百姓。天下哪有这样好的老百姓啊！你们游行，他们声援；你们绝食，他们送水送饭；军队进城了，他们堵截；军队开枪了，他们以肉体抵挡；你们跑了，他们承担后果，被打、被关、被杀……。”我不敢说这位留学生的话说得绝对公允，但他至少说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些在“六四”事件中罹难的死伤者，几乎全部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和市民。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就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了。
那位给我写信的留学生名叫张亚来。两年前他去了美国，现在是全美学自联下属AIFC人道救助基金会主席。他本人就是“六四”受害者，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夺去了整整一条大腿。九二年春节他是和我们这些遇难者亲属一起度过的。他已经付出得够多了，现在又承担起了救助“六四”受难者的责任，这是应该受到人们尊敬的。但愿人类的良知不至于因金钱、权势、名位而泯灭，也不至于为了这些而忘却当年以鲜血和生命保卫那场运动的受难者。我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金权名位还应该有更宝贵的东西。
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我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尸街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好自己的伤口，擦干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者及其亲属，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因。
我祈盼逝者能早日得到安息。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
（1）禁区
我早就听说中国人民大学六个遇难的大学生中有一名女生。那是在我儿子遇难后的一天，在我家门口遇见XX系的一位干部，大概是在系办公室工作。她同情我的遭遇，要我节哀，并劝慰我说：这次遭难的并不是我一家，她所在的那个系有一个女生也死了，是在回家的途中遇难的，完全是无辜的。当时我神志恍惚，没有细问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但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心想等我身体恢复了，我就去找她的家属；同一个学校的，不会找不到的。
事隔数年，当我拿定主意要去寻访那位遇难女生的亲属时，自然也就想起了那位干部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但我没有想到，这时的她已判若两人。当我问起那件事情时，她说话吞吞吐吐，一再说她已经记不得那位女生的姓名和地址了。还说，事过之后，有关这方面的材料都上交校部了，现在已无从查找。这也许是实情，我当然只能理解。可当我恳求她告诉我那位女生生前的同学或她所在班的班主任时，她却匆忙地离我而去了。她拒绝向我提供任何线索。以后她再见到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唯恐我再提起这件事。
我深感世道变了。在“六四”那场劫难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觑，人们怀着对那场大屠杀的义愤，怀着对死者的同情，奔走相告，慰问遇难者亲属。那个时候，我也曾经过得许多同事、朋友们的抚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可是，“六四”过后，当局对八九民运的参与者进行了大搜捕，继之又实行党政系统的大“清理”，胁迫民众表态“拥护平暴”、“效忠党国”。这一系列政治高压导致了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曾经一度沸腾的社会很快就沉默了。人们出于自保的心理，再加之当局对“六四”屠杀采取“淡忘”的政策，渐渐的，那些在当年那场劫难中死去的和受伤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也就成了人们交往中的一个“禁区”。人们对于这类“有问题”的人和“有问题”的家庭也就噤若寒蝉，不再提及。当时广为流传的有关受难者的情况和线索，也就渐渐被淹没了。
但我不甘心。我又去求助这个系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他答应了。于是我天天等待。等了三个月，好不容易等来了那位遇难女生的名字，其它一切他说再让我等一段时间。于是我又等待，一等又是好几个月。但当我再见到他时，他却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再也不提及。我非常失望，但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教授。我觏解他的难处，想必他为了查明那位遇难女生家属的情况，一定是碰了不少壁，已无能为力了。我只好另想办法。
皇天不负有心人。一天，一位受我之托的年轻人交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详细写着那位遇难女生ZXX的家庭住址。当我接过那张纸条时，那份苦涩的兴奋是难于用语言表远的。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地址是怎么得来的，但我能想像到这个地址得之不易。
我再也不愿等待了。第二天，我按地址找到了Z家所在的那幢住宅楼，叩开了Z家的门，但出来开门的并不是Z家的人，原来Z家已搬到别处去了。真想不到好不容易得来的线索一下子又断了。但我这次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青年人。他听我说明了来意，动了恻隐之心，告诉了我Z家的新地址。
终于找到了，但离那场劫难已过去了四个年头。Z的父母是一对退休的老人。母亲目光呆滞，头发几乎都白了，当了一辈子幼儿园老师，在她手里一茬一茬的幼儿长大成人远走高飞了，可她自己最心爱的幼女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永远离开了她。Z的老父五十年代初曾是赴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这位当年的“最可爱的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死在同一面军旗下的“战友”们的枪口之下。这我才知道，老俩口这几年一直生活在孤独和压抑之中。他们不愿接触外人，外人也很少接触他们。他们不再提起女儿的事。我想，也许他们在潜意识之中也把女儿的遇难当做了一个“禁区”，一个不愿触动的心灵的“禁区”。但那天老人终于开口了。
她告诉我，她的女儿是六月四日晚十一时在天安门广场外前门附近中弹身亡的。当时她同她的嫂子正好路过前门附近，恰遇戒严部队进逼天安门广场，人群被冲散了。他们两个弱女子躲到了小树丛后面。可Z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她是倒在嫂子的怀里慢慢死去的。
（2）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
在八九年的那场大屠杀中，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死伤最为惨重，仅遇难的大学生、研究生就有六名之多；遇难的教工子女有二名，还有若干名受伤、致残的。
继那位遇难的女大学生之后，我又找到了另一位姓CH的遇难者，他是XX系的一名代培生。
那是在九三年夏七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碰见了一位平时并没有很多交往的老姐妹，她已经退休，是一位古道热肠的好心人。我偶然想起，她原先所在的系不是也有一个学生遇难了吗？一问，她居然同这位学生很熟，还曾经在家里请他吃过饭。这位学生遇难后，她还曾同死者家属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系。闻此我非常高兴，可我怎么早没有想到去求她呢？
我猛然醒悟到，寻访“六四”受难者家属这件事，难并不难在找不到线索，而是难在找不到掌握线索的人，更难在找不到愿意提供线索的人；对我来说，还难在愿意提供线索的人未必愿意向我提供。自从我九一年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采访受到当局整肃成为“问题人物”以后，过去和我有过交往甚至很要好的朋友渐渐与我疏远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生活在孤岛上。我也自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尽可能少同周围的人们来往，以免给人家带来“麻烦”。可是在我的内心之中，一种想与受难者群体建立联系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总是想要找到他们。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这种愿望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回应。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人心所向吧。
使我深为感动的是，我的那位老姐妹没过多日就给我送来了CH家的详细地址，而且还通过死者生前的同学与死者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于是，在七月份炎热的一天，我和我先生由那位同学作伴，驱车来到城东南一条曲折、狭小、幽深的小胡同，下车进了院子又拐了好几道弯，这才进了CH的家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家庭。两间里外间的旧式小平房，挨着外间又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厨房。室内陈设简陋。一张五十年代流行的双人床，两把简易木扶手沙发，一张方桌，一把木椅，此外再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了。这不由使我回忆起七七年代初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时的情景。当时大多数干部、知识份子从干校回来就是这样家徒四壁，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想不到这个家庭到了九十年代还是这样一种境况，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
我们到CH家时CH的母亲不在。坐定后，老父亲为我们沏茶，没有茶壶，用一只破旧的搪瓷杯往小玻璃杯倒水；没有茶几，就搬来那把旧木椅让我们放下杯子。老父亲知道了我们是从人民大学来的，还以为我们是代表学校领导来慰问他们的，强忍悲痛说了不少感谢的话。我不忍心作出澄清，因为我从谈话中知道，自CHXX遇难、办完后事后，除了CH生前的同学不时来看望过他们，学校方面再也没有人踏进过他们家的门槛。这位老人年岁大了，头脑里尚记着多少年前共产党的所谓“革命老传统”，以为家里遭了难，逢年过节一定会有“领导”来“看望”的。但是这次他错了，他不明白他儿子是死在政府的“平暴”之中的，政府至今没有对死者作出任何“政治结论”，“领导”怎么会来慰问呢；即使是遇上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也是不敢上门的。
说话间，老母亲回来了。看得出来，她的性格与她的老伴不同，善良中透出倔强。当她得知我也是遇难者的母亲后，止不住向我尽情倾诉，我也是在哭泣中倾听她的诉说的。
老俩口原来老家在河北农村，四九年来北京做小买卖，五五年“公私合营”时作为小业主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夫妻俩成了某工厂的工人。在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老实本分，兢兢业业地把四个孩子拉扯大。CHXX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是几个孩子中唯一上了大学的。因此，家里省吃俭用为他提供条件，几个兄姐从没有埋怨过。CH为人宽厚，学业优良，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高材生。他是他全家的骄傲，是他父母晚年最大的安慰。他的遇难，给这个家庭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个大学生容易吗？”有多少语言能顶得上这句最最平常的话呢？
从CH的姐姐那里得知，六月四日那一天，她弟弟是裹在人群中被戒严部队驱赶得无路可走爬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小平顶上被罪恶的子弹射中头部丧生的。他姐姐谈起她弟弟的遇难，至今还是泣不成声。她是大姐，弟弟从小就由她照管。她说她有时骂他，可又疼他。那天他离家时，她久久地望着他细高的背影，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她说她没想到这竟是她姐弟俩的永别。
临走的时候，老母亲要我们看看她儿子生前的“书房”，那不过是一小间地震棚，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时搭起来的，因住房紧，一直没有拆掉。儿子生前就是在这不足六平方米的房间里苦读。现在人去房空，但房间里的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
（3）猫比“人”更通人性
“六四”屠城后，整个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连上趟街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还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个角落、每个行人的动静，如果稍有不慎，引起大兵们的疑心，说不定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的气氛下，人们也许会发现，有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中年妇女，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往来于从东单到木樨地的长安街头。第一个七天，第二个七天，第三个七天……一连到第七个七天；在七七四十九天里，每过七天她就这样骑着车来回在长安街上走一趟。她这是在做什么？人们也许知店，中国有一个民间习俗，家里死了人，逄“七”要为亡灵招魂。
她的自行车前兜里，放着一只小猫，这是她儿子生前喂养的；现在儿子离她而去了，她就与这只猫作伴。猫也很有灵性，从不离开她一步。她向我诉说，当时她产生一个念头，要带着这只猫为她儿子招魂，而且真的这样做了。当她在长安街上来回骑行时，猫匍伏在车兜里很安静；但只要一到木樨地桥头，这个小动物就躁动不安，且发出凄唳的叫声，非要跳出兜外，在桥头的地上来回奔跑走动，像是要寻找什么。她告诉我，头“七”那几天，小猫不吃不喝，流着泪蹲在小主人的灵前，不愿离去。
在一个悖理、反常的社会里，常常是人妖颠倒、人兽易位的。那些强权者的人性被兽性所取代，而善良的普通老百姓则是人性被压抑、被扭曲。那些连表达正常感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的人们，也就只能把这种感情寄托在小动物身上，并从这些小动物身上去寻找本应属于人的那一份同情和怜悯。猫通人性，这说起来也许觉得荒谬，但我面前的这位妈妈相信，我也相信。她在向我诉说这一切的时候，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投入，因为她把这只猫看作她死去的儿子的化身。
她的儿子WXX遇难时才十九岁。W高中未毕业便进北京某厂当了工人，同时又上了一所夜大学，已经是夜大三年级学生了，也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十一点多，他在木樨地桥头颈部中炸子（达姆弹），并没有立即死去，被民众送往附近的复兴医院。他在临终前还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从容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一角的毛票（人民币），在上面写下了自己所在的单位和地址，托旁边的一位同学去报信。他一定相信自己是不会死的。
那两天W的父母不见W回家，冒着大街上的枪弹到处寻找。后来W所在单位通知他们W在复兴医院，但未敢把真情告诉他们。父母想儿子居然在医院，也许只是受了伤；可已经一天一夜了，儿子一定没有好好吃东西。于是母亲特地做了几样儿子平常爱吃的饭菜，又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匆匆往医院送去。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真是晴天霹雳啊！母亲昏倒了，她不能没有这个儿子。当她醒来时，又碰上戒严部队冲进医院搜查所谓“可疑分子”。这一对中年夫妇什么都顾不上了，唯一的想法是尽快把儿子的尸体往别处转移。终于在七日那天，他们从医院拉走了儿子的遗体。没有来得及给儿子换上干净的衣服，也没有来得及给儿子的遗体清洗掉血迹，更没有敢在家里停放，就匆匆地把遗体拉到东郊火葬场火化了。至今，母亲说起这一切还是悲痛欲绝，她是眼看着斑斑血迹的遗体被送进焚尸炉的。她说她对不起儿子。
父亲是一位正直、善良、刚毅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不能容忍野蛮的杀戮。“六四”后，北京当局为了装点门面，常常搞所谓“普法宣传”，让大学里的教授们到街头设摊搞“法律谘询”。一次，被这位父亲碰上了。他要诉诸法律，要讨回公道，遂上前向“法律专家”询问：“我儿子无辜被枪杀，法律应作何解释？哪家法院能受理？”这给“法律专家”出了难题。“六四”惨案中死了那么多人，还没有一家提起诉讼的。“专家”劝告他：“快别提这事了，这事不能提。在北京遭难的不是您一家，想开点吧，多多保重。”在共产党的中国，法只是为强者而设的，杀戮者狞笑着逍遥于法外。
我从这对夫妇的控诉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猫比“人”更通人性。
（4）血字碑
在京郊XX公墓的松柏丛中，耸立着一座青褐色的墓碑，上面刻着这样一段碑文：
恸哭我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
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
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
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
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我想，不管是谁，只要良知尚存，当他伫立在这座墓碑前，那血泪凝成的文字都会给他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这段文字记录了我们这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记录了栖息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生灵噩梦般的命运。
碑文的撰写者是死者年迈的父亲Y老先生。老生生曾向我谈起这篇碑文，他说：文中的“七七”是他儿子的生日，“六三”则是他儿子的忌日：两个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都有特殊意义，都应该记录下来。
是的，这两个日子对于一位历尽沧桑、饱受内忧外患之苦的老人来说是那样的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七七”事变，日军铁蹄踏遍神州大地，万千同胞生灵涂炭，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历史创伤。“六三”（“六四”）屠城，血洒长街，成百上千民众死于非命，那惨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总难与“国难”、“国耻”这类不祥的字眼愉快地告别？！
在那座墓碑的上方，镶嵌着死者YL的一帧遗像，那微笑着的面庞透露出聪慧与善良，那凝神专注的目光充满着乐观与自信。谁都不会怀疑，长眠于这个墓地的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有志青年”，是一个平凡家庭的“希望之星”。
YL出生于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四十年代国内一所名牌大学，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工程师，母亲则是一位资深的小儿科大夫。YL是Y家的幼子，有一兄一姐。在“文革”乱世，父母兄姐被迫离散在全国各处。兄姐中学时期正赶上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那时YL尚年幼，跟随父母从北京去了山东“五七”干校，虽有父母爱惜，却从小惯尝生活之苦。同所有知识家庭一样，老俩口期望自己的儿女成为国家的栋梁。两个大孩子学业被耽误了，他们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小儿子身上。YL不负父母厚望，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研究生，一心都扑在学业上，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一所部属研究所当了助理研究员。为了事业，一个廿七岁的小伙子竟顾不上结交女朋友，对于母亲的催促，他总是说：“急什么，还怕找不到，现在我要集中精力。”他在生活上毫无奢求，去德国作学术访问穿的竟是他父亲当年的一身旧西服。八九年“六四”前夕，他已拿到了赴美深造的签证。可以说，他在同龄人中本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在六月三日那一夜之间，一切都化作灰烬。
那天夜晚，YL洗完澡，忽听外面枪响。他顾不得穿好衣服，只匆忙穿上背心、牛仔裤，就骑车去了木樨地。可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家。老父母再见到他时，已是六月十九日。在这段日子里，他成了海军医院的一具无名尸，家人几乎跑遍了市内四十六家医院最后才找到他。
YL的离去，对于两位老人家来说，所受打击是毁灭性的，但他们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厄运所摧垮。他们无力抗争，却决不认命。我第一次去看他们，老人神情平静，言语不多，只是向我表示，他们唯一的愿望是能活得长久一点，亲眼看到云开雾散的一天。以后接触多了，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倔强性格和面对苦难的巨大承受力。他们年复一年地默默承受着老年丧子的煎熬，不屈地坚持着。每逢清明、周年，他们都要拖着病体，远道去XX公墓给亡儿扫墓、祭奠，五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今年清明过后，两位老人得知我受到当局的“软禁”，不能出门，一定要来看望我，我不想让他们受牵连，但他们不怕。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老人告诉我，今年清明节有好多警察和“便衣”监视、巡逻，但仍有很多人去扫墓。有三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还在他们儿子的墓前当众朗诵了一首题为《清明祭》的悼亡诗篇。老人向我展示了这首诗，我发现是从诗人北岛多年前为悼念遇罗克遇难而写的两首诗中摘录的。诗的原题为《宣告》和《结局或开始》，其中两段是这样的：
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与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
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每一个不屈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
这首诗我已很熟悉。八九年九月十一日，我儿子遇难百日祭的当天，我丈夫就把这首诗的结尾部分抄录了下来，夹在镜框里挂到了亡儿遗像的旁边，一直到现在。
对于遇罗克的被杀害，当时的人们希望这是一个该诅咒的时代的结局而不是开始；可十年以后，人们猛然发现，当年的杀戮，只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局。历史现在又向前挪动了一步。如果历史允许选择，那么，我将既不选择结局，也不选择开始。我将走我自己的路，让自己的脚步来做出选择，不管前面等待着的是什么！
（5）姑娘那年才十九
在五年前的那场杀戮中，有不少女性死于非命。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年龄最小的一位，她叫ZJ.
在我的面前，放着她的两张照片。
一张是ZJ生前照的。她身穿火红色的上衣，背靠在一辆小卧车上，那圆圆的脸，甜美的笑，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谁见了都会喜欢。
一张是她遗体的照片。她那苍白的脸，紧闭的双眼，一头散乱的乌发，般红的鲜血从她头部的弹孔中渗出……。谁看了也不忍再看第二眼。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那是造物主的赐与：有了它们，世界才有了意义，才值得人们留恋。然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时又存在着许多邪恶，它们仇视生命、仇视人类、仇视一切美好的东西，它们使世界变得可憎可怖，它们使每一片土地沾满血污。
姑娘那年才十九，正值豆蔻年华，却像折断了枝条的花朵那样枯萎了。
她是Z家的幼女，是父母的一颗掌上明珠。她毕业于一所职业高中，遇难前正在一家著名的培训中心接受从业前的职业培训。她天性活泼、开朗，无忧无虑。像许多同龄的少女一样，她有一位倾心的男友相伴，正沉醉于热烈的初恋，世界在她的眼里是那样温馨和富有诗意，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仇恨与邪恶。
六月三日晚上，京城的青年男女怀着满腔热血和强烈的使命感纷纷走上了街头，ZJ和她的男友也一起来到了西单附近。这时，正遇上戒严部队的疯狂扫射，男友意识到情势的危险，当即拉着她躲进民族宫旁的一条小胡同，却又遭到了戒严部队的追杀。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在一阵乱枪中，她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头部，应声倒在了男友的身边，从弹孔冒出的鲜血溅满了旁边商店橱窗的玻璃。在那祸从天降的一刻，她的男友发疯似的冲进商店寻找棍棒要去同“大兵”们拼命，好不容易被周围人群拖住劝阻了。当她的男友与民众把她抬至附近的一个院子时，她已经气息奄奄，说不出话来了。她被送到附近的邮电医院，终因抢救无效，于六月四日凌晨停止了呼吸。
ZJ的父母都是老实人。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公务员，母亲是一个缝纫女工。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这对中年夫妇的精神几近崩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睹物伤情，无法呆在家觑，常常独自一人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转悠。天黑了，夜深了，街上行人消失了，她仍然流连于街头巷尾。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诉说，她在那些日子像丢了魂似的，心里空荡荡的，觉得没有一个着落。
ZJ的父亲不善言词，女儿离去后更是成天沉默寡言，然而内心却悲愤难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香港《文汇报》上赫然见到一条“香港中通社北京七日电”的消息，标题为“戒严之下坦然宣布误杀群众后事办妥，死者家属未称不满”。文中称，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俞晓松向记者透露：“北京‘六四’事件中被误伤死亡的群众，后事已作妥善安排。”俞说：“对于确实属于误伤死亡的群众之家属，……抚恤金按每个死者家庭的不同情况核发：一般在一万至两万人民币之间。对于死者的子女，政府则抚养至十八岁，并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进行妥善的安排。”俞表示，“至今为止，死者家属还没有对事处理不满意的。”老实人想事情总是那么老实，他想他的女儿当属于“误杀群众”，政府是要管的。于是他给北京市政府写信询问，但结果是石沉大海：他又写了第二封、第三封……依然杳无音讯。他失望了，也清醒了。一个用谎言欺骗民众的政府还能希望它做些什么呢！但他把那份载有谎言的报纸剪了下来。他要留做历史的见证。
五年了，我仍然珍藏着姑娘的那两张照片。依然是那圆圆的脸，甜甜的笑，全身充满青春的朝气。我常常想，如果她活着，她一定会幸福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为他（她）们而存在的。
（6）疯狂的坦克
在八九年“六四”凌晨，许多人目击了这样一幕惨剧：一辆疯狂的坦克，冲向刚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的人群，躲避不及者，被履带碾得血肉模糊：死里逃生者，落下了终身残疾。这辆该诅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伤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死了九人，有说死了十一人，至于伤者，更是众说纷纭。这都不足为据。当局不公布死伤名单，别人说了，那怕说的基本符合事实，也会当做“谣言”来追查。因此必须拿出实证材料，让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来说话。几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一直把这辆坦克碾死、碾伤的受害者作为寻访的重点。现在我们寻找到的是：死者四人，伤者八人，一共十二人。这十二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其中八人已确知他们的籍贯和家庭地址。他们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来自江苏、安徽、陕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至于确切的死、伤数字，只能等待时间来回答了。
现在让我们忍着悲痛把思绪拉回到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凌晨，看看这群青年男女在那辆疯狂的坦克袭来时所遭受到的悲惨命运吧。
LXX生前是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博士生。三日晚，他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骑自行车去了天安门广场。四日凌晨，当戒严部队命令学生撤离广场时，两人遂推车沿西长安街向六部口走去。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当那辆坦克向他们袭来时，也们都还没有想到坦克会从人群中碾压过去，可就在这刹那间，L成了坦克下的一名冤死者。他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他并没有任何反抗，而且是按命令撤离广场的。L出生于南方某沿海省份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上有三兄一姐。L家几个子女中他是唯一进入高等学府的，遇难时即将取得博士学位，且已联系好于当年十月赴日深造。L本来在他的同龄人中是个幸运儿，是L家的骄傲和希望，却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一位优秀青年遭此厄运，世人扼腕：然而，在强权者的高压底下，人们唯有叹息而已。
DXX生前是XX学院的本科生，遇难时从外省考入京城才两年。父母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儿子也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四日凌晨，D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时，走在队伍的尾部。他也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那辆疯狂的坦克碾死的，尸体被碾得不成形状。儿子死了，父母把骨灰领回XX老家掩埋在住家门前小溪对面的岸边。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梦幻，唯有那母亲的泪水汇成的溪流年复一年地呜咽着，控诉着那场惨无人道的杀戮。
FX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本科生，四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时，同行的有一位女同学。当那辆狂奔的坦克冲过来时，他把身旁的那位女同学推到了人行道上，可他自己却被压到了坦克的履带之下。他被碾断了双腿，成了残废，将终生与轮椅为伴。治伤期间学校当局仍不放过他，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且不给他分配工作。F凭着不屈的意志，去了一个边远省份自谋生路。岁月对他来说是艰难的，但他不甘于成为生活的弱者，他不息地向厄运挑战，不息地为人的尊严而抗争。他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
CH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女学生。四日凌晨，她参加了民众自发组成的一个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一带抢救伤员。可是，那辆发了疯的坦克竟丧心病狂地压向了这位善良的女学生，把她的一条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同时受伤的还有一位姓L的男青年。他被碾断了一条胳膊，成了终身残废。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可开坦克的人难道也不长眼睛吗！
还有比这更惨的。一位姓W的学生，整个骨盆被碾得粉碎，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至今仍没有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次做手术。他曾给我看过受伤的部位，可怕极了，整个肾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但他也有不屈的意志。他受伤时是一位硕士研究生，几年来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硬是考上了博士生。但人们无不为他担心，他的伤口要是长期不能愈合，一旦恶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以上我只是列举了这一批死、伤者中的几例个案。我常常想，在战争年代中两军交战时，对敌方缴械的士兵尚且还得放他一条生路，为什么对那些已按命令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却不能放过！何况他们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更何况他们在撤退时没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时期竟如此残忍地滥杀无辜，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下令把坦克开进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辆疯狂的坦克一样，已成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疯子。人们难道能期望疯子做出合乎人类理性的事情吗！
（7）遗书
遗书写在传单背面，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亲情和爱情的眷恋。
在我面前放着一位“六四”死难青年的“遗书”和他的父亲写的一份“往事追忆”。死者的父母都是从事地质考察的中年知识分子，我和两位有过多次交谈，征得他们同意，我把两篇文字公诸于世，让它们来说明一切，只是为当事人的安全计，暂时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遗书
父母亲、WD、小QI：
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的人可能都不了解。父母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镇压，我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这是为了民主和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做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孙，这是我的责任。
以前，我常常不听话，顶撞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是爱你们的，永远爱你们。WD，以后多听爸妈的话，代我尽孝吧。小QI，我知道你关心我，爱我，我对你的感情也不会变。
我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你们多保重。
小QI，我给你的戒指希望你永远戴着。请代我向其他朋友们问好。我相信你们会为我感到骄傲。
XD 89.5.21晚6:30分
这封遗书是XD的父母在XD逝世后清理遗物时发现的，写在一张传单的背面，发黄的小纸片有几处破损，显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匆忙写成的。遗书中的WD，是死者的弟弟，小QI是他的女友。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于亲情和爱情的眷恋，但为了生者的自由和尊严，他把这一切都抛弃了。
五年了，也许人们早已把这位青年忘记了：也许，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有过这么一位青年。那么，就让我们来读一读死者父亲的“往事追忆”吧：
“我们的儿子WD去世快五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他，好像他到外地出差去了，马上就会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等呀盼呀，却总是不见他回来。……近五年的日子，我们像是处在黑暗中，又似乎能依稀见到一丝光明。希望这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长久的……
“我们的儿子生于一九六八年X月X日。由于我们夫妻都从事地质工作，经常外出，对孩子很少照顾，因此XD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遇事能独立思考。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爱好集邮、围棋、游泳、音乐、国画、书法和篆刻。他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因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由于业余爱好分散了他的精力，中学六年成绩处于中等水平。为此引起我们对他的不满，我曾一气之下，把他的集邮册付之一炬。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他，但已无法挽回了。八五年九月，他刚满十七岁，我担心他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当了一名工人。进厂后，他后悔上学时没有好好努力，于是报考了业余大学，成为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他学习很刻苦，成绩也很好。”
“往事追忆”写到了XD在八九学运期间的活动：
“八九年五月至六月，是XD短短不足廿一年生命旅程中最闪光的一瞬。五月初，我从外地一回到北京，正好碰上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与政府对话。XD兴奋地告诉我，‘现在官倒、贪污、腐败像过街老鼠，不敢再猖獗了，人民觉醒起来，什么力量也挡不住。’我开始将信将疑，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一看，我相信了。那个时候，全北京的市民都上街了，站到了学生的一边。他在厂里贴出大字报，号召工人兄弟行动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有一天下班后，他和厂里的青年工人约数百人，举着厂旗，敲着大鼓，头裹红布条，列队向天安门进发，去声援和慰问学生，很晚才回家。
“在政府发布戒严令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心扑在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下班就去帮助维持秩序。他的行动感动了不少大学生，纷纷在他的衣服上、帽子上、旅游鞋上签名留念。可惜，他遇难后，我们不敢把这些遗物留下来，都焚毁了，现在我们很后悔：这是他生前最心爱的东西，应该留下来的。
“六月三日晚饭时，恰好XD的女友也在我们家。我们对XD说：”今晚可能会出事，你就不要出去了。‘他笑着答应了我们，说送他女友回家后就返回。可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据当时的目击者说，那天夜里在木樨地桥头，民众以肉体阻挡戒严部队的军车和坦克，XD赤手空拳站在民众队伍的前头，军队开枪威胁，他也毫不惧怕，直到中弹倒地……。
“XD是四日凌晨死去的。我们见到遗体时，他面容安详，只是眼睛还半睁着。他穿的浅蓝色衬衫被血浆凝结在后背上，脚上的皮鞋只剩了一只……。”
一位向往光明、追求自由、憧憬着爱情与幸福的青年人，就这样被杀戮者残忍地扼杀了。他把这光明、自由和爱情留给了他的同代人。
（8）伪证
“如果不是暴徒，戒严部队怎么会打死他？”这是在“六四”屠城后的“清查”运动中，“清查办”人员要XX医院一位大夫对一位死难者作伪证时的问话。
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小Y同民众一起，在XX路口抢救伤员，不幸腹部中炸子。当时在他身边恰好有一位XX医院的大夫，他目击了小Y受伤时的情况，之后又与民众一起把小Y送往XX医院。然而，小Y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六四”后，北京各单位、各街道居民委员会都成立了所谓“清查办公室”，根据中共当局的统一部署，搞人人过关，对所谓“动乱”、“暴乱”的参与者进行清查。在这场大清查中，当局为了证明开枪镇压的合法性，横蛮地给许多死难者定为“暴徒”。为此，当局不惜逼迫目击者作伪证。
小Y是一位新闻工作者，遇难时正当而立之年。他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夫妻情笃，工作如意，而且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出于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他投入了那场学生和民众的抗议运动。
六月三日政府下令开枪，他怎么也不能在家里耽着。当他行至东长安街XX路口时，正好碰上戒严部队一阵乱枪扫射。一批民众倒下了，可戒严部队并没有停止扫射。勇敢的北京市民不顾自身的安危，奋力上前抢救，其中就有记者小Y.
小Y是怎么死的？当时有许多目击者可以作证。人都死了，还要给他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还要对他鞭尸毁誉！同样是中国人，竟是如此的无人性，如此的残忍！那位大夫是善良、正直的，他不能昧着良心诬陷好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清查人员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一遍又一遍地澄清强加于死者的诬陷不实之词。
“难道Y没有一点越轨行为？”清查人员质问。
“没有。”大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再想想！”
“没有什么可想的。”仍然是那样斩钉截铁。
“没有暴力行为，戒严部队怎么会打死他？”
“我不知道。你去问戒严部队。”
再问，沉默；又问，还是沉默。
共产党有句名言，叫做“造反有理”；后来变了，变成了“造反无理”，现在又变了，变成了不造反也“无理”。“斗争哲学”一变而为“奴隶哲学”。呜呼！世道确实变了。
作为一个人，要保持那么一点点做人的良心多难啊！为了不愿做伪证，那位大夫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有半年多的时间，不准他上岗给病人看病，精神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死者的妻子说起这一切，还是那样的愤愤不平。她说她的丈夫是为救人而死的，而那位大夫为救她丈夫又受到牵连。为什么共产党总是和好人过不去？
（9）原来是一家
他的儿子遇难了，他进了“清查办”；为了表示“效忠党国”，他不停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我没有把儿子教育好。”人们以为他的儿子还未成年，其实他的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
她的丈夫遇难了，当她得知丈夫被枪杀的消息，要去找戒严部队拚命。
她的儿子遇难了，遗下一个五岁的小孙女；孙女身体孱弱，还有病。一老一小苦苦度日。
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关遇难者及其亲属的消息不断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想要找到他们。
那位死了儿子还帮着政府搞“清查”的人我早听说过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他叫WXX，是XX大学的一个“纪委”（共产党内常设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人们都骂他没有人性；说政府把他儿子打死了，还表态拥护政府的“平暴”。我听他所在学校的一位朋友谈起过他：“别人搞清查，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能放过去的就放过去。他可不，死抓不放，没完没了，真不知道上头给了他什么好处？”后来又有传闻，说他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党员了。
我厌恶这种人。我不想去找他；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敢去找他。可他的儿子是无辜的。听人介绍说，他儿子是一位有抱负、有良知的青年，当年在京郊“插队”（“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种形式）时与一个农村姑娘相恋成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我决定绕开那位“纪委”干部直接去找遗孀和遗孤母女俩。可是，我托了很多人都没有打听清楚母女俩的下落，于是只好暂时放下。
在那段时间里，使我高兴的是我托一个朋友找到了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但这位母亲有很多顾虑，不愿多说，也不愿同我们多接触。我们想找她的儿媳，她也一再推托，说她的儿媳是个烈性子，要我们不要去找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了她儿媳的下落。原来她就在我家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师，名字叫ZXX.
她性格爽朗，直率中带有几分泼辣。她告诉我，她丈夫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遇难前任职于北京某公司。那年北京闹学潮，她和她丈夫常常一起去天安门，他俩觉得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应该去声援。六月三日那个夜晚，她和丈夫一起离家去木樨地，走到半道，丈夫担心女儿在家里害怕，就劝说她回去了。想不到，这一别竟成了她和她丈夫的永诀。小伙子是在离木樨地不远处的中科院院部门口中弹身亡的。丈夫去世四年多了，小Z一直没有再嫁，靠自己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抚养幼小的女儿。生活是艰难的，但她决不向命运低头。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们家多年来的一个邻居，自从她丈夫去世后对她的态度突然变了，常常欺侮她母女俩，稍有小小摩擦就恶语相对，辱骂她丈夫是“吃枪子死的”。有一次，她忍无可忍，给了骂人者狠狠一拳，居然把那人的鼻梁打歪了。为此，那个恶邻告到法院，逼她打了场官司。人家有钱有势，结果这场官司她打输了，赔偿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医疗费。但她并不后悔，她说她维护了她丈夫的名誉，自己也出了一口恶气。
来往多了，自然也就无话不谈。有一次，她带着几份神秘地问我：“丁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不是小Z吗。”“我是说我是谁家的人？”我回答说不知道。她这才向我坦诚相告：“我是XX大学纪委书记WXX的儿媳妇。我公公这个人你一定是知道的。他是个老‘左’.”“是吗！”我一怔。我怎么早没有打听清楚呢。我还不知道，她的那位公公居然从“纪委”的一个一般干部升任为“纪委”的书记了。从她那里我还弄清楚了，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居然就是她的婆婆。而她自己，就是我早听说过的那位要去找戒严部队拼命的烈女子。
啊！原来他们是一家子。
看来那位婆婆的头脑是清醒的。她不愿向我们介绍她的儿媳，是怕她“闯祸”；她不愿提起她的老伴，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
然而，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不能按常规去推断，尤其是在一个反常的国家里。从小Z那里，我知道了她公公内心的另一面。这位“纪委”书记在单位里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但在家里却总是低着头，沉默无语。有时儿媳数落他，他也常常默不作声。儿子生前培育的一盆君子昙，他细心照料，爱护备至；几年来，总是搬进搬出，从不懈怠。快五年了，他一直没有舍得将儿子的遗骨移到墓地去安葬，而是妥善地存放在家里。现在老俩口都退休了，他把自己身后之事作了安排。他托付儿媳将来把他们老俩口和儿子的遗骨一起运回山西晗家安葬。老俩口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党政干部，一辈子没有多少积蓄，婆婆悄悄交代儿媳，她死后把她的遗体卖给医学院作解剖，也可补贴一些孙女上学的用途。
听了这些，我一阵心酸。我对W的厌恶、反感消失了，觉得他活得太可怜。人既非圣贤，亦非草木。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几十年的厮杀，几十年的愚民“教育”，人性扭曲、人格分裂，人变成了两面人。人类的善良、人类的同情、人类的爱，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只能通过曲折、隐晦甚至变态的方式表露出来，而且只局限在私人场合；在公众场合，人只能充当各种各样的符号，没有意志，没有爱憎，甚至没有生命。
（10）鲜为人知的小“六四”
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杀戮是举世皆知的，然而事过两天，即六月六日，又在复兴门外大街一带发生了一起戒严部队枪杀和平居民的事件，这却是外界鲜为人知的。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把此次事件称为小“六四”。
据当时在现场的人们说，此次事件是由附近的一些居民出于义愤抗议“六四”血腥镇压引发的。“六四”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和平居民，难道能让目睹这场杀戮的北京市民忍气吞声？！然而，这竟招来了另一次杀戮。
这次杀戮究竟死、伤多少人，也许也只能由时间来回答；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是死三人，伤三人；我同样有他们的姓名、年龄和工作单位。
这次杀戮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位当时不满十三岁的小男孩。这天下午三点钟左右，这位小男孩从学校放学回家，途经木樨地地铁口，正遇上几辆坦克在宽阔的马路上来回奔驰。突然，其中一辆坦克上的机枪向四周猛烈扫射，无情的子弹击中了小男孩的腹部和胳膊，男孩应声倒地，由路人抬至复外大街XX楼底层的商店门口，准备找车把他送往医院救护。可未曾料到，那辆肆虐的坦克又开了回来，士兵举枪威胁民众，不准上前救护。可怜一个还只是上小学的孩子，竟在地上足足躺了半个小时。身子底下流着殷红的鲜血，痛苦的呻吟声越来越微弱。周围的人们实在看不下去了，试探着趋上前去，但被“大兵”喝了回去。这时，一位老者挺身而出。他向戒严部队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首先声明：“我拥护平暴。”然后又哀求说：“这孩子还小，不是暴徒，让我把他送医院吧。”戒严“大兵”这才开恩，允许老者把孩子抱走。那位老人一步一步吃力地把孩子抱着送到了附近的复兴医院。手术从下午四时一直进行到夜间十一时，因为医院血库的血浆几天前就已用尽，大夫动用了一位华侨私人存放在医院的血浆才从死神手里夺回了这条小生命。孩子侥幸活下来了，但永远被夺去了健康，小小年纪成了残废。现在他快十八岁了，但已无法升学和就业，耽在家里靠父母养活。
继这位小男孩之后，又发生了一起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剧。
时间是在这天的晚饭后，居住在事发地点不远处的小A听到外面有枪声，随即与同院邻居W家兄弟俩和他们的两位女友，以及另外两位Y姓兄弟，一共七人，结伴上了大街。晚十一时多，这几位男女青年来到南礼士路路口，被戒严部队厉声喝住，未及申辩，旋即一梭子弹射来，A及W氏、Y氏兄弟五人均中弹倒地。两女青年见状跪地哭求士兵不要再开枪杀害已受伤的伙伴，可是为时已晚。A连中两弹；一弹射中腿部，另一弹从后背斜穿胸部，倒在了马路边的小树丛里，由于天黑，未被人们发现，当时只是把W、Y兄弟四人送往附近的复兴医院抢救。
发生枪击惨案的消息传至A、W及Y家所在的宿舍大院，家人们如雷轰顶，迅即赶赴复兴医院，见到了W、Y兄弟，独独不见A的人影。A的妻子还存有一线希望，以为丈夫能躲过厄运。她左盼右盼，派人四处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A的下落。好不容易捱到第二天，才从附近的另一所医院传来了她丈夫的消息。当她赶到那所医院时，见到的却只是丈夫的尸体。她丈夫是六月七日凌晨四时死去的。才过而立之年的A，身后留下了寡妻和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位身患严重心脏病的老母亲。A的父亲是在“文革”期间遭迫害致死的。父亲去世时A正好也只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两代人的命运何其相似啊！可生存在这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还能期望有另一种命运吗？
W氏兄弟俩出生于一个多子女的工农干部家庭。父母早年跟随共产党打天下，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文化虽不高，但为人质朴。老父亲已年逾古稀，很早就离休了。那天兄弟俩同时受伤，但弟弟伤重，虽经医院全力抢救，终因回天乏术而死亡。哥哥侥幸活了下来，但小伙子的尿道、膀胱都被打烂，大小做了几次手术，整整两年时间没有离开病床，落下了残疾。
Y氏兄弟也是一死一伤。弟弟遇难后不久，遭受巨大打击的母亲也随之离开了人世。
北京的平民百姓是可敬的，他们不畏强暴，富有正义感；正因为如此，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发生在六月六日的那个小“六四”事件，再一次说明了这点。
可是，人们要问：六月四日政府不是已宣布“平暴”胜利，让首都军民“欢庆”这个“伟大”的节目吗，可为什么还要再一次开枪杀人？难道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准民众吭一声，难道要全城的老百姓都来拥护这场血腥的屠杀不成？！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历来视生杀为人世间第一大事，此所谓“人命关天”也；可当今中国的强权者竟如此视芸芸生民如草芥。呜呼！我们的祖先究竟作了什么孽，竟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遭受如此的劫难！
（11）意外的来访者
这几年来，我已经同一大批“六四”遇难者亲属建立了联系，他（她）们都是我和我的朋友经过许多艰难与曲折寻找到的，现在终于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了，我内心的激动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那是四月里一天的下午，我突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心想在这样的时候有谁来找我呢？我的住宅外面有安全部门的“便衣”日夜监视着，一辆监视车就停在楼门的对面，我熟悉的朋友是不会在这样的时候来我家里的。
既然有人来访，我乐意接待，不管来访者为何许人。
来访者是一位三十出头的陌生男子。他觉察到我的孤疑，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照片和一张象购物单据（俗称“发货票”）那样的纸片，又把他本人的工作证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来访者是来向我提供一位“六四”遇难者情况的。两张照片中的一张，是一位留着长长头发的小伙子，英俊、和善的面孔透露出几分稚气，看样子才二十多岁。然而另一张却使我好像一下子跌落到了漆黑无底的深渊，那是一张小伙子的遗体照片，可以明显看到头部弹孔渗出的鲜血。而那张“发货票”样的纸片，原来是一份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
经与来访者交谈，我才知道，死者是个地道的北京青年，家住城南一个居民大杂院，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服务单位当工人。他是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间在天桥附近遇难的，头部中弹，抢救无效，于四日凌晨身亡。
死者父亲早亡，与当工人的寡母相依为命。据来访者说，如今，死者的老母亲也已退休了，靠在马路边摆个小摊为生。这几年我寻找到不少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遇难者亲属，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艰难是常人难以体察的。如果不是那位陌生男子登门相告，这位苦命的寡母也许会永远被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所遗忘和遗弃。
我常想，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存在种种人为的隔膜，有许多许多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什么苦，有什么冤，无人知晓，也无人过问；他们也没有可以说话的地方。那些自以为肩负“治国”重任的大人物，以及那些帮着大人物吹喇叭的人，天天都在“代表”老百姓说话，就是不准老百姓自己说话。最近报纸上公布了国家主席江泽民有关“六四”的一个谈话，说“如果‘六四’的时候军队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稳定局势。”（五。一三）这并不“代表”人民，这叫强奸民意。对于这样一种荒谬绝伦、丧尽天良的说法，居然还有人为之辩护，说什么当年政府开枪是出于“不得已”。中国古代的帝王尚懂得“人命关天”、“勿开杀戒”的道理，难道一个“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懂得！我觉得，在是非的判断上，在道义和良心上，大人物往往不能与小人物相比。
那位陌生人也是一个小人物。他是听了法国国际电台有关我向国际社会呼吁给予“六四”遇难亲属人道救助的消息后决心来找我的。由于电台播音速度较快，他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丁子霖”，误为“北京大学……”。第一次他到北京大学找我，摸了个空。当他再次从外台听到有关我的消息时，才弄清我是人民大学的。他第二次找我时，学校传达室居然告诉他人民大学“没有这个人”。第三次他没有再去询问传达室，而是迳直闯进校门，在校园里打听了一位老者，是那位老者把他领到我的家门口。一路上老者没有说一句话。
那天陌生人离去后，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北京人没有忘记“六四”，没有忘记在那场杀戮中死去的人们，没有忘记那些死去亲人的遗属们。他们也许不常提起令人心悸的往事，但他们的内心从没有平静过；他们也许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但他们有良知，有爱憎。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皆源于这基于人性的良知与爱憎。
那位陌生人后来又来过我家里两次，向我提供另外两家遇难亲属的情况，也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他受到了警察的警告，但他并不畏惧。他说他是凭良心做事，没有什么好怕的。
（12）小屋里的挣扎
一个严冬的下午，我和我的朋友冒着凛洌的寒风，按友人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小ZH的住家。叩门时，我几经犹豫，怀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可一看门牌号码并没有错。
这是一间低矮歪斜的小屋，它座落在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马路对面是一家驰名中外的老字号食品店。一边是金碧辉煌，一边是局促破败，真是京城的一大景观。我叩了许久门，才有了回应。在一扇小门旁边木板缝里嵌着的玻璃后面模模糊糊映出一张小女孩的面庞。女孩隔着玻璃问清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轻轻打开了小门，有礼貌地请我们进了屋，然后又把小门轻轻掩上。她在前面引路，我们在后面紧紧跟着。由于门里门外光线反差太强烈，我们好似被带进了一条黑暗的隧道。狭窄的通道两边摆满了杂物，只能侧着身子处处躲闪着才能通过。小女孩又打开一扇小门，把我们领进了一个房间，原来这才是她的家。这是一间北京居民普通的老式小平房。房间很小，靠里沿着墙边摆着一个卧式旧条柜，这是北京人的传统家具。在紧挨窗户的地方放着一张旧式双人床，床的上方还搭了一个顶棚，上面堆满了各种杂物。靠床边是一张旧方桌，它既是全家人的饭桌，又是小女孩的书桌。因为房间很挤，放不下更多的家具，唯一的一把椅子让我的朋友坐了，我只能坐在床沿上。我想，那把椅子也许是女孩平时做功课时坐的，现在让给了客人，她就只能蜷腿在床沿上做功课了。
这就是死者LXX的家。小女孩就是死者的女儿，女孩的妈妈小ZH是某厂工人。现在家里除了母女俩，还有一位老人，是女孩的外公。老人无法在房间里睡下，就在门外昏暗的通道里搭了个木板床。平时女儿去工厂上班，他就在家里照顾小外孙女。以前，这个家有小夫妻俩支撑着，生活还勉强过得去。现在L离去了，就剩这祖孙三人相依为命，靠女孩妈妈微薄的工资和外公有限的退休金过日子，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女孩的父亲原是北京老三届的初中生，当年一毕业就被发配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耽就是六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病退”返京当了一名工人，后因高度近视无法从事技术操作，被安排在工厂传达室当了“看门人”。
八九年六月三日清晨，L按时去工厂传达室换班，本来应该到四日清晨才下班。三日夜间十一时左右，他听到外面枪声，惦念着家人，遂冒险回家叮咛妻女不要外出。可没有想到，在他返回工厂途中越过民族宫附近的马路时，被戒严部队的枪弹击中了腹部。他被送往附近的邮电医院。本来是可以救活的，但医院的伤员太多，大夫人手又少，只能看着他慢慢血流尽而死去。
L死后，单位念其亲属生活困难，给了四百元丧葬费和八百元抚恤金。这一千二百元人民币就算了结了小伙子的一生。本来L生前单位曾为职工集体投保了每人五千元的人身保险，但因L死于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保险公司答覆说，按政府规定，此次事件中的死亡者不予赔偿。在中国大陆的词典里，“人道”这个字眼被解释为“资产阶级”的一种“伪善”，对人讲“人道”，即使是对死去的人讲“人道”，都是“虚伪”的，是丧失“无产阶级”的立场。但这位死者可算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了，死后却落得这么个结果。真不知究竟谁才真正配得上“伪善”这个头衔。
然而，北京人是有骨气的。这一家老少三代人，并没有被飞来的横祸所摧垮。一个退休的老工人，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弱女子，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蜷居在那所小破屋里，苦苦地挣扎着，承受着岁月的煎熬。他们不向政府伸手，不向单位伸手。人不能没有人的尊严。妈妈对女儿说：“孩子，好好学习，为爸爸争一口气。”孩子是懂事的。前些日子小ZH给我来电话，告诉我女儿这学期期中考试得了全班第二。我听了真为她们母女俩高兴。
从小屋出来，我的心沉重得透不过气来。那小女孩圆圆的面庞，大大的眼睛，乌黑的辫子，总在我的眼前晃动。她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失去了一个小女孩应该拥有的东西。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她懂得什么是生活，懂得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一切。我相信，她父亲失去的那个世界终将会属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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