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东西方的不同命运
世界各地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庆典中，各国除了针对纳粹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反省之外，从美国和东欧却传来另一种反省之声：二战后东西方遭遇的不同命运，也应该是二战反省的一部分。
这种反省首先来自美国，五月八日，布殊总统在拉脱维亚表示：东欧和中欧被共产苏联操控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而导致这个“最大错误”的是由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主导的《雅尔塔协议》。所以，美国要为当年签署《雅尔塔协议》导致欧洲的战后分裂承担部份责任。
与此同时，在如何评价五月九日胜利的问题上，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家产生巨大分歧，为莫斯科隆重胜利日庆典蒙上了些许阴影。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观点和前苏联领导人一样：在欧洲盟国与轴心国作战的过程中，前苏联付出了比任何欧洲国家更惨烈的代价，也正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最终把欧洲人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所以，苏联红军是“解放者”，它直捣纳粹老巢柏林，挥师东进解放了整个东欧，出兵解放了中国东北。
而波罗的海和东欧的国家却有另一番解读：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奴役代替另一种奴役，波罗的海国家和整个东欧从此陷入了共产主义暴政的阴影之下。这些曾遭到苏联压迫的国家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不应该用胜利日来掩饰战后斯大林政权的侵略行动，而应该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同时，也借此时机反省前苏联的罪错，向曾经被前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被奴役的东欧国家道歉。正如爱沙尼亚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埃斯玛所说：“由于对历史有不同的诠释，两国关系变得不明朗。若俄方发表声明，清楚表示对苏联的侵略行动感到遗憾，紧张关系就可纾缓。”
随着纪念日的到来，这场争执愈演愈烈，最终，爱沙尼亚、立陶宛、格鲁吉亚的国家领导人抵制莫斯科庆祝活动。在波兰首都华沙，数十名“卡廷家庭”成员在俄罗斯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历史追究，要求将苏联情报机构一九三九年在波兰卡廷森林杀害大批波兰军官事件定义为“大屠杀”。保加利亚前总理蒂米特洛夫谴责苏维埃对东欧的占领，他称俄罗斯的胜利使保加利亚落入野兽之口，遭到长达四十年的蹂躏。东欧多国的政界人士、学者和人权运动人士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俄罗斯打压民主和政治自由，嘲笑欧战结束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俄罗斯举行是对军人及为国捐躯者不敬。
共产极权和法西斯极权
我以为，这样的另类反思，是从“成王败寇”的二战思维向“人权至上”的普世思维的转变，所反省的历史内容及其教训，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如何导致了二战的世界性悲剧，而且是二战的胜利如何导致前苏联共产极权帝国的扩张，半个世纪的冷战为人类带来的决不次于二战的悲剧。所以，这样的另类反省，具有极为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唯有对普世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才能避免任何类型的极权主义悲剧——无论是法西斯极权还是共产极权。
就历史而言，如果说，靠选举上台的德国纳粹政权和中止了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的“大正民主化”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共同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狂热民族主义绑架了民主的灾难，那么，二战后共产极权帝国的形成，就是反民族主义极权的胜利果实被新的共产极权所绑架的胜利。
二战前夕，斯大林苏联原本就与美国势不两立，而与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则臭味相投。继英、法两大国与希特勒签订出卖东欧的“慕尼黑协议”之后，斯大林先是与希特勒也相互利用，通过秘密协议瓜分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斯大林还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条款中出卖了中国的利益：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而美国不但支持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而且支持中国政府对抗军国主义日本。只是在翻云覆雨的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才把斯大林逼进盟国的阵营。然而，一旦纳粹被打败，美英与苏联之间的根本分歧便开始凸现，且愈演愈烈，在热战废墟还未来得及清理之时，冷战的严冬便随之降临。
尽管，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两位战时领袖组成坚固的同盟是战胜法西斯的关键因素之一。罗斯福把美国变成了盟国的中坚，参战前和参战后，美国都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租借法案让盟国受益非浅，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美国的援助就是雪中送炭。在纳粹闪电战横扫欧洲之时，邱吉尔把英国变成了欧洲抗击纳粹的仅存堡垒，著名的“英德空战”使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了空中打击。
如果说，在反击德意轴心的战争中，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的贡献可谓平分秋色，美英领导的西线联军又先后在北非、在意大利、在诺曼第取得了对轴心国的胜利，最后与苏军会师在柏林，让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那么，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太平洋上击溃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军，全力支援中国的对日作战。最后，美国利用最新式的核弹，让顽强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
雅尔塔会议铸就历史错误
然而，由于前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和实力增长，在筹划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上，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自由国家的领袖罗斯福和邱吉尔向极权苏联的领袖斯大林作出妥协，不但把整个东欧让给了斯大林，而且承诺确保前苏联在远东的利益。所以，《雅尔塔协议》，既有“慕尼黑协议”的绥靖味道，也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公正腥味。之后，美国在与斯大林竞争中失去了抗战时期的盟友中国，使亚洲最大的国家变成了斯大林极权帝国的一员。可以说，正如经历了共产极权统治了四十年的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诸国所感受的那样：二战的结束，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而对于被置于斯大林帝国统治下的东方国家来说，则是刚被救出虎穴，又被抛进狼窝。波罗的海三国被斯大林极权一口吞并，东欧诸国变成了被苏联操控的傀儡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的自发改革，先后被前苏联坦克所扼杀。
正如布殊总统所言：“历史不会忘记六十年前的一幕。我们也意识到，对不少德国人而言，战败意味着解脱和自由，然而对中欧和东欧的很多人来讲，胜利只不过带来了另一个帝国的铁腕统治。……历史再度上演的是，强权政府的交易牺牲了小国的自由。但这种欲藉牺牲他人自由谋求稳定的企图，最终却导致欧洲大陆陷于分裂和动荡。中欧和东欧数百万被奴役的人们见证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而且，希特勒式奴役，尽管空前残暴，但只持续了几年；而斯大林式奴役则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自由在东方的最大失败
由于美国的错误决策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使二战后的中国变成毛泽东极权下的大监狱。之后，斯大林把毛泽东拖进韩战的陷阱，又把中国人送给金日成当炮灰。
如果说，二战后，失去了整个东欧的自由同盟，其胜利要因此而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战时的盟友中国，无疑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失败。换言之，二战胜利的东方效应是极权的胜利和自由的失败，人类为共产极权付出的巨大代价，决不次于为法西斯极权付出的代价。
普京的危险倾向
就现实而言，尽管前苏联的共产极权帝国已经解体，自由民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但极端民族主义鼓荡下的强国梦正在俄罗斯和中国上演。所以，美国总统布殊、波罗的海国家和东欧诸国之所以杯葛普京，与其说是基于历史的原因，不如说是基于现实的理由。与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执政时代相比，普京近年来的集权倾向，不仅引起美国的直接批评，也加重了中欧和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
普京执政以来，不仅有意识地恢复彼得大帝的传统，借圣彼得堡三○○年庆典之机，普京为自己筹划了“新彼得大帝”再世的神话；普京也有意识地恢复了前苏联的传统和斯大林神话，他加强总统及中央的权力，限制媒体对政府的批评，让安全部门在国家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普京念念不忘前苏联的世界超强地位，他提倡“国在民上”的国家主义，在学校教科书中坚持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谎言，继续使用那些和前苏联时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历史描述；现在，普京希望能够利用五月九日胜利日庆典，试图抹去斯大林所犯下的罪行。
叶利钦曾经在布达佩斯，特别就前苏联一九五六年镇压匈牙利人民表示道歉，而现在的俄罗斯政要从未有过这样的道歉。
普京的这一切作为，让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国更加把俄罗斯视为敌人。
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性
历史教训和现实博弈都在提醒世界：当共产意识形态全面崩溃之后，所有独裁政权或倾向于专制的统治者，大都要利用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来重建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集合在强国梦之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最容易把国家引向专制主义扩张之路，二者的结合最容易发生在国耻未消和国力渐强的时期，并对人性起到极度的毒化作用。它煽动起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群体意识，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疯狂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最高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于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与压力。吸食这种毒品，首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
中国正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
事实上，不仅是二战时期的种族大屠杀，而且二战后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大屠杀事件，除了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之外，其他的屠杀大都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相关。比如，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屠杀、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二十世纪末期，当共产帝国在整体上崩溃之后，中国是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中最大的一个，也已经抛弃共产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正在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它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如果没有超越“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普世价值来加以指导，如果国际关系不是建立在“人权至上”的普世道义的基础上，那么，类似二战或冷战的悲剧还将重演。
必须对“邪恶轴心”说不
正如美国总统布殊在第二任就职演讲所宣示的那样：共产极权破产后，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于独裁暴政及其“宣扬仇恨和为屠杀寻找藉口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正是“邪恶轴心”孳生着仇恨、暴力、国内的恐怖政治和国际的恐怖主义，如若不对“邪恶轴心”坚定地说“不”，毁灭的威胁就将随时变成毁灭的现实。所以，自由国家应该记取如下教训和常识：“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
如果说，波罗的海和东欧等国要求俄罗斯道歉，还是已经独立的受害者对历史正义的追寻，那么，布殊总统的另类反省，代表了那种美国式的基督教自由主义政治的伟大谦恭：并不因美国对反法西斯胜利的伟大贡献而自傲，而是在自由与奴役之争中检讨美国所犯的绥靖错误。这种反省的另一面是布殊总统坚定的理想主义外交信念，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道出了新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得以建立的核心原则：“人类幸福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把人权和自由扩展到整个世界。”
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动向】
【大纪元】200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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