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刘晓波遭判刑,我就签署了“为刘晓波案提出三问——严正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先生”的连署;日前,我也连署了“关於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原因无他,二十三岁那年,我变成“思想良心”的政治犯,对出狱后受到的种种歧视、剥夺、干扰与控制,以及迄今犹然的行政迫害,体认很深。

去年耶诞后声援刘晓波,已是在苦等他“失踪”(被当局秘密软禁而不予起诉)的年余。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完全同意他的各种主张,或《零八宪章》中的全部声称,而是认为“知识人”不能不出声。

人权无关乎种族、性别、阶级与国界。刘晓波的例子,关心知识人权的人愿意共同为他发声,是因为他被不当监禁,而非获得诺贝尔奖;此外,也与是否将其认知为“西方(或中国)的阴谋”扯不上什么“逻辑”关系。

《零八宪章》的内容和捷克《七七宪章》大同小异;其抗争取径也大致雷同:全民社会民主生活的基本道理和要求。

捷克哈维尔和发难人士起义,是因捷克共产当局“拣软柿子吃”,辣手压制摇滚音乐、迫害摇滚乐队“宇宙胶人”,而不是剷除“反对势力”或“阶级敌人”。他们坚持,若无视於最边缘弱势者所受的迫害,不但后果堪虑,道德上更站不住脚;回头看今天中共当局对付刘晓波的行为,如出一辙。

事实证明,当年若不逮捕监禁哈维尔,后来也不会有“变成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如果不是捷克共产慌忙镇压,也无由促成十二年后的捷克“天鹅绒变革”和民主化。在一定的意义下;捷克共党对这个历史进程有一定的“贡献”。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失败,主要是社会上下对变革的准备有限。社会迎接变革须打下密实的桩子,捷克经验可作为中国社会日后的参照:共产捷克时代,民众在家庭聚会、饮宴等各种场合,总是藉着念诗、演剧、研讨、创作等,抛弃活在“谎瞒骗隐”中的日子,实践“磊落真诚”的生活;相信“无权势者的力量”,身体力行“否定政治的政治”。这些都奠定了社会民主力量茁壮的基石。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台北市)

【联合报】2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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