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刘晓波遭判刑，我就签署了“为刘晓波案提出三问——严正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先生”的连署；日前，我也连署了“关於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原因无他，二十三岁那年，我变成“思想良心”的政治犯，对出狱后受到的种种歧视、剥夺、干扰与控制，以及迄今犹然的行政迫害，体认很深。
去年耶诞后声援刘晓波，已是在苦等他“失踪”（被当局秘密软禁而不予起诉）的年余。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完全同意他的各种主张，或《零八宪章》中的全部声称，而是认为“知识人”不能不出声。
人权无关乎种族、性别、阶级与国界。刘晓波的例子，关心知识人权的人愿意共同为他发声，是因为他被不当监禁，而非获得诺贝尔奖；此外，也与是否将其认知为“西方（或中国）的阴谋”扯不上什么“逻辑”关系。
《零八宪章》的内容和捷克《七七宪章》大同小异；其抗争取径也大致雷同：全民社会民主生活的基本道理和要求。
捷克哈维尔和发难人士起义，是因捷克共产当局“拣软柿子吃”，辣手压制摇滚音乐、迫害摇滚乐队“宇宙胶人”，而不是剷除“反对势力”或“阶级敌人”。他们坚持，若无视於最边缘弱势者所受的迫害，不但后果堪虑，道德上更站不住脚；回头看今天中共当局对付刘晓波的行为，如出一辙。
事实证明，当年若不逮捕监禁哈维尔，后来也不会有“变成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如果不是捷克共产慌忙镇压，也无由促成十二年后的捷克“天鹅绒变革”和民主化。在一定的意义下；捷克共党对这个历史进程有一定的“贡献”。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失败，主要是社会上下对变革的准备有限。社会迎接变革须打下密实的桩子，捷克经验可作为中国社会日后的参照：共产捷克时代，民众在家庭聚会、饮宴等各种场合，总是藉着念诗、演剧、研讨、创作等，抛弃活在“谎瞒骗隐”中的日子，实践“磊落真诚”的生活；相信“无权势者的力量”，身体力行“否定政治的政治”。这些都奠定了社会民主力量茁壮的基石。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台北市）
【联合报】201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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