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初,刘晓波应邀到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到了澳洲后,他又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邀请来了一趟美国。期间,晓波曾在纽约逗留数日。

这是他第二次来纽约。1989年春,晓波以哥大访问学者的身份来纽约,八九民运爆发,他匆匆赶回北京。

分别四年,世事沧桑。老朋友相见,免不了一番感慨。很多人都对晓波说,既然出来了,就别回去了。但晓波坚持要回去。为什么要回去?晓波在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晓波说:“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

请注意,在这里,晓波首先不是用“爱国”或“为民主”的高调,而是用“生活得舒服”来解释自己回国的动机。当然,这里的“舒服”不是指物质丰盛,春风得意,而是指自在,即英文里的at home。早在第一次出国访问时期(1988.8-1989.4),晓波就意识到,作为一名使用中文的中国知识分子,他难以承受在西方生活的孤独与寂寞。只有在中国,他才有那种在家(at home)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成长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并由此而产生出家园感、归属感。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一点。晓波是出过国的,加上他又很敏感,晓波感受过在西方的孤独寂寞。这里的所谓孤独寂寞,不是说没有人和你相处,而是说你周围的人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对你的感受缺少共鸣。晓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属于中国的。换言之,晓波首先是从归属感的意义上解释自己回国动机的。这正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即那种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斯土斯民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不可分割的依恋关系。

其次,晓波也讲到,他选择回国的一个理由是,在国内做事要远比在海外更有意义。

在离开美国返回澳洲后,晓波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落款日期是1993年4月21日)。其中一段写到:“回国去做的那件事,我义无反顾,无论是基于个人的赎罪、获良心的安慰,还是基于朋友之谊、国家前途,我都再不会犹豫。”

信里提到的“回国去做的那件事”,当然是和民运有关的事。但具体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清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晓波回国是要继续从事人权与民主的事业的。他讲到“个人的赎罪、获良心的安慰”,这表明他对于自己在六四后被捕,屈服于压力而违心地写悔过书等表现十分痛心。他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认定,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换回良心的安宁。晓波当然知道在国内坚持抗争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很可能会再次坐牢,但正像他后来给廖亦武的信里所说:“牢狱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点良知”。晓波讲这些话决无作秀的意味,因为那起先只是讲给好朋友听的,不是讲给公众的。我以为,正是出于这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断的自责与反省,晓波不断地超越自我,一步步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

在这封信里,晓波还写到:”我庆幸自己生逢此时的中国。那么动荡,那么危险,那么刺激,那么多机会。生此激荡之乱世而无所做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行为。西方社会的伟大人物一般都生于乱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是西方思想界又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今天,西方思想界开始平庸化,基督教也帮不了太大的忙,这是一个西方哲学和诗相对寂寞的时期。而在中国则大不一样。”读这段话,使我想到吴祖光写的横幅——“生正逢时”。

自从93年第二次出国又回国以来,晓波在国内已经坚守了17年。这中间,他有过多次出国的机会,包括有好几次他受到邀请来海外开会,由于怕出来了回不去,所以他都拒绝了。在这17年间,晓波又坐过两次监狱,在监狱外则一直被监控。可以想见,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晓波可能也有过灰心,有过失望,但是毕竟坚持下来了。而在这种漫长的坚持中,晓波成为了今日的晓波。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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