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刘晓波博士获得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公民群体行动的新起点。近两个月来，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一直不断，十月八日获奖日是一个高潮，十二月十日颁奖日又是一个新高潮。活动不分大小，有街头围观、标语、横幅、声明、公开信，有酒会、聚餐、喝茶等各种形式，彷彿一夜之间，突然遍地都有刘晓波的粉丝，“晓波是我们的朋友”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也有名片印有晓波获奖的图片随处传播，网上更是一片沸腾。“围观”司空见惯，“围观改变中国”也从口号回到现实。与二十多年前的“六四”不同的是，当局处于守势，被动而不知如何应对。
公民责任不可推卸
对于公民来说，他们不是把祝贺刘晓波获奖当作一种自由选择，一种行为艺术，而是当作不可推卸的公民责任，公民权利你可以放弃，或者你没有去捍卫，但你若把此当作必须的公民责任，尽职尽责，就是为刘晓波获奖尽一份公民责任，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进步就会来得更快一些。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发起中国民主党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民运领袖吴义龙、朱虞夫、陈树庆、毛庆祥、王荣清、祝正明郑重签名后向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递交要求游行集会的申请书，其中最重要的诉求就是祝贺刘晓波获奖和尽快释放刘晓波、刘贤斌等一切政治犯，还政于民。杭州公安局并不敢在全国率先开一个口子──批准他们的游行集会申请，但也没有抓捕或限制他们的自由，只是把他们的申请书扔在地上，推脱责任。随后，警方分别传唤了这些申请者，但是丝毫不能改变他们的初衷，他们就是要求政治权利，要求政府启动政治改革。同时，互联网上已经传开了他们的公民行动，他们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结社，亦是所有公民的要求；他们要求释放刘晓波，亦是所有公民的要求。刘晓波获奖，明显不是诺贝尔委员会错了，不是西方社会错了，不是普世价值错了，而是北京错了，当局若知错就改，早日释放提出“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仍然可望重新获得民意支持，中国就有可能避免陷入动荡困局并早日走上民主化之路。
如果说二十一年前的“六四”是一些知识精英群体的觉醒和尽上自己的公民责任，那么现在就是全民到了觉醒和尽上公民责任的时候了，民间社会的压力越大，专政的势力就会式微。今天，对于刘晓波获奖，尽管没有体制内的中央委员、文化部长、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社科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出面呼吁和签字声明，但民间的力量不可低估，上海“11.15”大火一周后有十万人到上海街头献鲜花、公祭，这也是“六四”之后较大规模的公民集体行动，包括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市长韩正在内的上海政府高官也很快公开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就说明今日中国到了公民行动的时候了，刘晓波获奖就是这一开端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人民若不能享有普世价值的关怀就只能被专政，若得不到《零八宪章》的落实就只能黑暗到底。没有公民的时代，就是被奴役的黑暗时代。人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点，任何人任何时候想把中国异化为朝鲜，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政改之路不可逆转
刘晓波狱中获奖之后，全世界清晰看到中国乃压制异见人士大国，而诺贝尔委员会正是在这个时候把他们的票投给中国人，投给刘晓波，说明了中共当局在国际社会的彻底失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也看到这点，他说：“中共在海外行事越来越自信，在国内却流露出侷促不安的迹象。”这句话只对了一半，所谓海外的自信，不外乎“打肿脸充胖子”，充其量是经济上的优势和海外宣传上的大量投入，而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国内，比如中国经济并不是多数社会群体都能普遍受惠的发展模式，而是权贵资本主义迅速暴富和排他性、封闭性的发展模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指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彻底失败的，政府不能保障基本人权和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正，显然是指政府作用的彻底失败──包括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失败”，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政权不稳，只要有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或者全国性大城市的公民群体活动，对这个政权来说就无异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仅仅有相对的经济自由，而毫无政治自由，这样的体制是毫无活力的，只有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并行才能让民众获得人权和自由，才能得以建立公民社会。基于这点，中共当局应当看到“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所肯定的普世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和平崛起，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而朝鲜之路必然是死路一条，只是早死与晚死的区别。
无论是中共词彙里的“和平发展”还是“和平崛起”，都离不开“和平”两字，和平意味着“选票里出政权”，而不是鼓吹暴力的“枪桿子里面出政权”。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需要任何暴力标签，也不需要张口闭口谴责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更不能把一千多枚导弹部署在台湾对岸的海峡，而是和平秩序的建立都必须遵循和平的规则，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和平的目的。
上海世博会留下一句空洞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随后一场大火让人反思不顾一切求发展的不幸后果。现在，刘晓波颁奖之日，对于中共就是启动政改最后的机会，希望中共正视政改之路不可逆转，一旦逆转就只有翻车的可能。西方民主制度和台湾实行的民主制度正是中共政权的一个参照，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发展，更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所言“晚改不如早改”，这话在今天依然有效，只不过这是最后的警告。
【动向】2010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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