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说:“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我要感谢马克思,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

《刘晓波传》

《刘晓波传》

父亲是教授,母亲已去世

在刘晓波的公开简历中,几乎都这样写道: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1969年至1973年随父母奔赴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插队下乡。1974年7月,在他19岁时再次被安排下乡,至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1976年11月回到长春市在建筑公司任职工人。

后来,刘晓波在接受记者採访时也简略介绍过自己的经历: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文革的时候,在1969年随父亲到内蒙古插队,一直到1973年下半年才又回到长春市。念了半年多的中学后,自己又下乡在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当知识青年,两年后抽调回长春市,在长春市建筑公司当抹灰工一年。

这些自我介绍,粗略地勾画出孩提时代的刘晓波。不过,他的童年到底是怎样度过的?据刘晓波在《我从十一岁开始吸烟——为“文革”三十年而作》一文中透露,小学读的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提起东北师大附小,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在长春市都是首屈一指的名校。该校座落在市内最有名的风景区南湖之畔,沿着校前的自由大路向东,便是著名高等学府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大附小创办于1948年,是当时全国第一所开放式、全日制实验性学校。

1962年,七岁的刘晓波进入师大附小。虽然刘晓波很少介绍自己的家庭,尤其是父母的工作单位,只称出身在“知识份子家庭”,但据笔者分析,刘的父母应该在教育系统,根据是当时能进东北师大附小的,多为师大教师子女,另一部分学生来自居住在该校附近的学生,而师大附小所在的区域,则以高干住宅区、吉林省军区和文教科技单位家属区为主。

笔者通过长春朋友向东北师大熟人求证,证实刘晓波的父亲的确是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刘晓波的小学和中学都就读于东北师大附小和附中。刘晓波父母大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从长春搬到大连,父亲是大连军事院校的军官,亲生母亲已经去世。

据东北师范大学官方介绍:学校原名东北大学,建校于1946年,1949年定址于长春。1950年,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易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学校座落在长春市,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五兄弟博览群书,老三调皮捣蛋

刘家共有五个孩子,都是儿子。大哥刘晓光,二哥刘晓晖,老三是刘晓波,老四刘晓暄,老五刘晓东。

据四弟刘晓暄介绍,深受父亲影响,刘家五兄弟博览群书。

其中,老三刘晓波可以说是“子承父业”,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最后又成为中国本土授予的第一位文学博士。二哥刘晓晖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在是吉林省博物院近现代史博物馆研究员。四弟刘晓暄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在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任教授。

据刘晓暄透露,大哥刘晓光在大连干休所工作,而五弟刘晓东已于十多年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在刘家五个孩子中,从小最调皮捣蛋的当属老三刘晓波,同时他也是最能“耍小聪明”的一个。据被称为“挺刘(晓波)派”的大陆维权律师刘路透露,有一次刘晓波到青岛旅游时曾在海边“侃大山”,其中谈到了自己的小时候:

“晓波也说起他小时侯的事,首先是对老爸表示不满,老爸身为教授吃小灶,让他们哥几个吃大灶;其次是对老师不满,老师的课讲得太简单,他不到五分钟就听明白了,其他时间就坐不住了,于是爬窗上樑,希望引起老师注意,无奈老师根本不理睬他。”

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发表了《文坛“黑马”刘晓波——刘晓波答香港记者问》一文,其中有刘晓波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

“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可以想干什么便干什么。父母都去干革命。学校都停课了,我可以暂时摆脱教育程式,去干我想干的事,去玩,去打仗,我过得很愉快。”

随后,刘晓波在谈到“文革”时还提到了“博览”马克思选集:“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唯一桥樑。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错。”

尽管有关刘晓波少年时代的资料不多,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上文字介绍中瞭解到,上小学时的刘晓波的确不是个“省油灯”——他聪明、伶俐、调皮、捣蛋。

而对当教授的父亲“吃小灶”竟敢表示不满,则让我们看到了他脑后的那个“反骨”,在他几岁时就长出来了。

11岁就“叛逆”成了“瘾君子”

1966年,11岁的刘晓波开始在东北师大附小读四年级。这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年,用刘晓波的话说,“正是我长达三十年的抽烟史的开始。我对烟的感情,始于好奇,中经冒险和叛逆,终成一个瘾君子。”

在刘晓波的文章和採访录中,他曾多次谈到文革让他“得以挣脱学校和家庭的束缚”。刘晓波回忆道:那时我11岁,小学四年级,还没有资格与大人们、哥哥们一样带上红袖章,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只是大辩论、大字报、批斗会、武斗、大串联、打砸抢的看客。两个哥哥去北京串联时,我的死乞白赖的请求被他们轻蔑地拒绝了。当时的我,只能悲歎自己晚出生了几年,没有赶上成熟的年龄,徒然错过了激动人心的大好时光。但是,不能轰轰烈烈的孩子并不能置身于阶级斗争的整体氛围之外,也会因一些小事而被卷入革命之中。学校停课,父母忙于革命或疲于被革命,很少有时间光顾我,这使我在一段时间内得以摆脱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充分伸展孩子的天性,沉浸于自己所创造的游戏之中。回首“文革”,记忆中充满了新奇、刺激、亢奋、野蛮、残酷和无拘无束。人的破坏性本能、虐待狂本能和陷害他人以求自保的本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能量长期被压抑的火山喷发了,吞没了一切,每个层次的人都有自己的革命对象。作为孩子,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老师(公共权威)和父母(私域权威)。而抽烟恰恰是此种反抗的发端。

刘晓波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抽烟开始的。“文革”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号召停课闹革命,不仅大学和中学,就连小学也必须响应这一号召。刘晓波所就读的东北师大附小宣佈停课三个月,老师们革命,学生们放假。

刘晓波的第一次抽烟就是在学校停课的那天下午,抽的是众多的吸烟者望尘莫及的高级香烟“牡丹牌”,第一支烟是一个绰号叫“大胖”的同学给的,他爸是少将,属于高级干部之列,住在一幢独门独院的小红楼里,家有保姆洗衣做饭,有勤务兵清扫门庭和警卫。

那么,父母又是怎样对待刘晓波抽烟的呢?

“父母发现我偷着抽烟,很少和我讲阶级斗争之类的大道理,他们的方法简单粗暴,非打即骂。最难受的是他们要反复追问烟的来源。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这种连诱供带威胁的审问就会永无止境,直到问清楚为止。”刘晓波回忆说。

第一次被妈妈发现抽烟,刘晓波挨打之后“离家出走”。“那是冬天,我自知这下铸成大错,回家肯定要挨顿暴打,于是决定不回家。瑟瑟寒风中我四处游荡,直到天黑了,我冻得受不了了,才躲进储存过冬大白菜、土豆、萝蔔的菜窖里。事后妈妈说,当她和爸爸在菜窖中找到我时,我像只小狗,蜷曲着身子,盖着草袋子,头枕一棵大白菜,睡得很死。”

从那以后,刘晓波学会了应对妈妈每天的检查。放学回家前,他拼命漱口或吃几瓣大蒜,进家门前先把烟藏在某处。“再后来,我插队成了知青,回家也可以公开抽烟,学校和家庭的双重束缚彻底摆脱了。当爸爸第一次给我烟抽时,我的心底里突兀地升起一种解放感,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父爱。”刘晓波说。

【明镜月刊】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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