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冷战时代，香港在英治之下享有新闻出版自由，成为中国和台湾两边都趋之若鹜的禁书生产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毛泽东、江青、林彪等以及党内高官都喜欢通过特殊渠道，从香港获得政治类书籍、色情图书和电影，这类书籍和影片成为他们的“特许娱乐”——当然，一般民众不可能接触到这些“封资修”的东西。
而在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知识界的思想文化啓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从香港夹带入境的禁书。在许多党外民主前辈的回忆录中，生动地记载了当年如何如饥似渴地阅读来自香港的种种禁书。在台湾，很多香港出版的禁书都被非法翻印并在书摊上悄悄出售，时不时还遭到警总的“扫荡”。
多年来，香港政治类书籍的出版，逐渐成为香港出版业中的一个特殊领域，也成为整个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
左右两派出书都离不开香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并解除报禁、党禁之后，台湾什么书籍都可以出版，从鼓吹台独的著作到毛泽东语录，不一而足，香港的政治类书籍对台湾逐渐失去了魅力。而中国至今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香港的政治类书籍仍是一扇中国读者获取异类资讯的窗口。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在香港经营出版中国历史、政治题材为主的新世纪出版社。他认为，香港的禁书市场在一九九五年开始急剧增长。那一年，江泽民打倒了与之争锋的“北京王”陈希同。鲍朴说：“在这之前，政治书是很认真的。不过由于陈希同的关系，出版商开始出版以中国政治丑闻为题的速食书。”九十年代中，越来越多有钱的大陆人开始出国，香港常常是中转站。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陆客更是蜂拥而至。鲍朴估计，这些“速食书”的出版于二零一三年到达高峰。扑朔迷离的薄熙来事件为这些书本提供绝佳的题材，一年内就有超过一百五十本关于薄熙来事件的书出版。
中共高层意识到，香港禁书出版是搞垮政治对手的一个重要渠道。他们故意“放料”给香港禁书出版业，使之成为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延伸部分。在习近平与周永康斗法期间，两派人马都向国际媒体和香港禁书出版业散播对方的丑闻，很多揭秘类书籍在香港出版之后，再传到内地。
还有不少已经退休的高官试图在香港出版回忆录，为自己的历史作辩护和漂白。比如，六四时担任总理、力主镇压学生运动的李鹏，将六四期间的日记传至香港出版，企图撇清当年开枪杀人的责任。后来，在当局强大的压力下，这本已经印刷好的书籍被迫销毁。再比如，曾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左王”邓力群，在位时痛骂香港是“专门出版反动书籍的反共基地”，退休后却因为回忆录无法在中国出版，居然低下高贵的头颅，利用香港这个“反共基地”让这部差点只能“藏之于深山”的著作得以问世。
而六四后被邓小平罢黜的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在软禁生涯中偷偷留下一系列录音带，辗转带到香港。在其去世之后，由鲍朴在香港整理出版。这本名为《改革年代》的赵紫阳口述回忆录，一出版即引起轰动，成为近年来香港销量最大的政治类禁书之一，据说销量接近十万本。
香港长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保持一定距离，故而不会陷入两岸的政治纠葛中，这也使得香港的政治类读物的出版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比如，旅英作家张戎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原计划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却因为书中有对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的尖锐批评（暗指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导致胡宗南的长子胡为真（当时任中华民国驻新加坡代表）的强烈抗议。胡为真曾担任台湾情报部门首脑，极具影响力，在其压力之下，远流被迫放弃此书的出版。后来，该书改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成为一本洛阳纸贵的畅销书。
中国官方对香港的禁书出版业“又爱又恨”。即便是烽烟四起的文革时代和邓小平血腥镇压六四学运之后风声鹤唳的九十年代初，中共最高层都没有对这个领域下毒手。然而，习近平执政之后，连续推出诸多强硬手段，试图将香港禁书业完全扼杀，铜锣湾书店的系列绑架案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越境绑架事件涉及香港的言论自由及一国两制的生死存亡，更涉及海外数千万华人乃至所有批评中共政权人士的言论自由和生命安全，其恶劣程度超过中共对国内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并因践踏国际法和联合国人权宣言，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性事件。
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的社论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中央政府的心态：“在‘两制’的同时，香港与内地还首先同属‘一国’，香港不能是敌对势力从事颠覆国家政治制度活动的特殊基地。”社论直接抨击该书店说，他们“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不能不说它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
一切热爱自由的人士都当义无反顾地为被绑架的五名铜锣湾书店人员的自由和安全呼吁，他们的命运，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命运，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是李波，正如纳粹时代挺身对抗希特勒的尼穆勒牧师所说：“纳粹杀犹太人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纳粹追杀工会成员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纳粹杀天主教徒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纳粹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能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铜锣湾书店出版的大部分是垃圾书
然而，若进一步审视香港的禁书出版业，不能不说这个行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个行业存在黑白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在诸多为李波等人呼吁的言论中，有一位中国异议人士在脸书上提出建议：发起“让中国禁书成为世界名著”的运动，如果五人不能安全返港，就将《习近平与他的六个女人》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等语言，逐步在各大网络社交媒体登载，并将链接发给各国政要和名人，可能的话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也予登载。
这个建议是痴心妄想，倘若成事，必然贻笑大方。因为铜锣湾书店所属的巨流传媒所出版的政治类禁书，几乎都是没有太大价值的、急功近利之作。当然，如实评价其出版物的质量，并不意味着其出版自由就不应受香港法律之保护，正如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所强调的，《基本法》第三章列明大部分相关的权利和自由，有港人“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监禁”。
《纽约时报》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桂民海和李波一直在推出有关中国领导人的图书，有时一周就会出一本，最高纪录一个月出版十五本，而这些书的内容缺乏依据。巨流传媒控制着一系列出版公司，其中一些难以追踪。书中有些内容荒诞不经，但往往会被内地游客视为真相。该店也出版和出售了一本冒中央电视台前女主播沈冰所著的《沈冰自述——我和周永康的故事》。
即便周永康和沈冰之间的性丑闻确有其事，冒名沈冰出书仍是一种不道德、不合法的行径。此种不择手段、不守规则的做法，大大降低了香港禁书出版业的整体水准和专业素质。冒他人之名出书，被冒名者可到香港通过法律手段起诉之（尚未完全从周永康案中脱身的沈冰，大概不太可能到香港起诉巨流传媒）。
还有很多近乎“八卦”的禁书，是从网路上下载有关资讯，加以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而成。我看到过巨流及其他出版公司出版的若干书籍中，有多处直接抄袭数千字的我的文章，甚至隐去作者名字。可惜，我的时间精力有限，无法运用法律手段追究这种明目张胆的侵权行为。
李波被绑架前曾接受媒体访问，坦承出版禁书的原因是富贵险中求：“（那麽大风险都出政治书？）其实我跟你说过，是经济原因，因为比较好赚。（那个风险是你没法返回大陆？）那这个又谈不上太大损失。”所谓“钱比较好赚”，据说有为之供稿的、身居中国国内的专职写手，炮製出一本八卦类畅销书，可以得到数万美金报酬，出版者的盈利当然就更为可观了。
香港资深政治评论人和法律工作者桑普在《中共眼中的李波》一文中指出：“这次李波遭遇不测，固然值得同情和声援，但绝对算不上是他个人任何”自由民主出版梦“的夭折，充其量只不过是他求财梦碎，身陷囹圄，前路茫茫。简而言之，他有生命的尊严，也有求财的渴望，却无理想的光环。我当然期盼他能够早日重获自由，因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我却不会贸然视他为”英雄“，因为他和阿海（桂民海）只不过是志在”出禁书、赚快钱、发横财“的生意人而已。”
港人一般不会购买这类垃圾书，这类书的购买者绝大多数是陆客。普通读者不一定具备鉴别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的能力，加之陆客到香港自由行，通常形迹匆匆，只能在书店裡停留片刻，稍稍看一下封面就决定是否购买。很多人千辛万苦带著禁书闯关成功、回到家中，仔细阅读才发现是目不忍睹的“垃圾书”，遂大失所望。也有很多人是将禁书带给亲朋好友作为伴手礼，在香港的书店只是随手买几本，根本不会作出进一步的甄别和研判。
即便是某些政治活动人士，对这个行业未必有敏锐的判断和甄别能力。香港支联会在一次关于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新闻发佈会上，将一系列好书和坏书混淆在一起向记者展示，之后还发起帮助铜锣湾书店买书的活动。对此，鲍朴大摇其头，有“不图老子与韩非同传”之感叹。
当然，这种怪现状的出现，深层原因在于中共的信息封锁政策，造成中国民众“信息飢渴症”。在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人们也会对政客的八卦故事有兴趣，比如克林顿性丑闻案的女主角莱温斯基出版了自传，但这类书籍的出版不太可能形成一个畸形的产业。而中共对资讯尤其是领导人资讯的严密封锁，造成民众强烈的猎奇心理。铜锣湾书店的业者，正是把握这一脉动，通过批量生产这类八卦书籍而暴富，正像《纽约时报》评论的那样：“由于内地的智识环境比较封闭，对政治的公开讨论被谣言取代，反而给这些图书增添了影响力，因为有关它们的任何讨论——甚至辩驳——都会遭到审查。”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习近平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心狠手辣，更不按理出牌，不惜用“非常手段”来消灭生产和销售对他不利的八卦书籍的“窝点”。
在香港购买禁书需要沙中淘金
如果说巨流传媒代表了香港禁书出版业中劣质的一面，那么香港禁书出版中亦有优质的部分。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学术类书籍，并非专门出版禁书，但其出版的某些书确实成了禁书，如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堪称研究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党内掘起的经典之作，学术价值无可比拟，销量也相当可观。比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经济学家杨小凯（杨曦光）的狱中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旅美作家查建英的《弄潮儿》、陈冠中的一系列作品，都是敢于触及中国敏感话题的精品。再比如，天地图书出版的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写的《墓碑》，是迄今为止关于大饥荒最深刻、最全面的巨著，这本书当然在中共的禁书名单上名列前茅。
另外，香港还有一些专门出版禁书的、小型的、独立出版机构。我先后在香港出版过二十多本著作，我合作过的有多家优质出版机构：姚文田经营的晨钟书局（因姚文田在深圳遭到诱捕并判刑十年，现已停业），出版过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的《六四日记》、以及中共开明派元老李锐等人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著作，也出版过我的《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等四卷本“余杰文集”以及《河蟹大帝胡锦涛》；鲍朴经营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过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萧健生的《中国文明的反思》、李江琳的《一九五九：拉萨》、蔡咏梅的《周恩来的祕密情感世界》等重要著作，也出版过我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刘晓波传》；金钟经营的开放出版社，出版过张戎的《毛泽东传》、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罗瑞卿之子罗宇的《告别总参二部》等重要著作，也出版过我的《拒绝谎言》、《天安门之子》及《中国教父习近平》；还有既从事销售、发行，同时也做出版的田园书屋，出版过宋永毅、丁抒编的《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辩》、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东夫的《著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等重要著作，也出版过我的《致帝国的悼词》。
每一本禁书，都可以在价值上区分出黑与白，但不是每个出版社都能清楚地作出定位。有一些出版社既出版有价值的严肃书籍，也出版没有太大价值的八卦或快餐类读物。明镜集团旗下的明镜出版社，出版过许多堪称一流的著作，比如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伊娃的采访大饥荒幸存者的三部曲等等；也出版过若干粗製滥造之作，比如刘晓波刚刚获得诺奖，几个星期之后就推出了由无名作者撰写的《刘晓波传》，作者可能根本没有访问过刘晓波，也没有搜集和研判资料的基本素养，这样一本随行就市的传记，对狱中的刘晓波来说简直是一种亵渎。读者只要对照我花三年时间完成的《刘晓波传》，就可以知道两者之差别有多大。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之后，明镜集团负责人何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坦承，该事件让他意识到，政治类书籍的出版要更加专业化，“我们在未来报道、出版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和小心，更加按照专业的标准来对内容进行审查。当然，我们不会不批评中国政府。”
对于到香港购买禁书的中国读者来说，挑选禁书其实有一些简单的标凖或小窍门（台湾话“撇步”）。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论，第一是选出版社，比如上文提及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开放出版社、晨钟书局、田园书屋、明报出版社、天地图书等，这些长期以来建立了良好信誉的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有品质保障。与之相比，巨流传媒属下的十多家不知名的出版社，其出版的“快餐式”、“速成式”读物，大都不具备保存和研究价值。
第二是选作者，看一看扉页的作者简介，通常情况下，作者应当是真名实姓，应当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准、知识储备及业内声誉。反之，劣质读物多半是由出版者僱佣的写手完成（也有出版者本人亲自操刀完成），他们在一两周甚至几天之内就能“攒”出一本书稿，其质量可想而知。他们一般会署一个子虚乌有的笔名，扉页也没有作者简介。这类书籍当然没有购买的价值。
第三是看封面和封底，如果封面和封底的图画和文字，风格严谨、实话实说，与书中内容吻合，则可以考虑购买。若风格浮夸而粗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则一定是那种劣质读物，就要赶紧放下。
当然，购买者若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稍稍翻看书中的某些段落，就更能作出准确判断。
在营救李波等人、捍卫香港出版自由之馀，香港禁书出版的业内人和业外人，也应当借此机会反思某些火中取栗、竭泽而渔的做法，进而提升香港禁书出版业的专业水准和信誉度。
【民主中国】201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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