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中旬，我和首届“自由写作奖”获得者王力雄一起吃饭，听说我获得了这个奖的提名。当时我心里亦喜亦忧，以忧为主。
《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给我带来了许多荣誉，再添一道，属于锦上添花，固然很好，但是边际效用难免递减。这两本书也给我招来了一些麻烦，再添一道，说不定就是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更何况，这个奖的分量绝非稻草可比。我知道官方对独立中文笔会和这个奖非常敏感，在他们眼里，这个异己组织，还有他们的授奖活动，都具有国字号的分量。
我问力雄：“你的奖金是多少？”他说：“两千美元，就是意思一下。”两千美元对我生活的影响确实不大，我不缺这笔钱。我又问：“这好像是大麻烦呀，我该怎么办？”力雄说，你可以给刘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你的顾虑。晓波还是通情达理的。
这个电话让我很费踌躇。我不得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这番计算，可以反映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利害格局，反映我这等人的价值观念。在读史的时候，我对这种材料很感兴趣，找不到还责备古人，所以不揣鄙陋，追记保留。
作为当事人，我至少有三种选择：一、坚决支持，全力配合。二、拒绝领奖，并事先通知笔会会长刘晓波。三、不吭气，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的选择属于信息不完全的选择，因为我不能确切地了解选择的后果。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官方的反感将如何影响获奖人的命运。但我又大体知道底线：王力雄先生和章诒和老师并没有长久丧失自由。如果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就会坚决拒绝领奖。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二位出书发文的难度都比我大，受到的限制比我多，王力雄的日常活动有时也受到干扰。这使我看到了可能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否值得承担？此外，前两届获奖者纯粹是独立作家，而我还有一个杂志编辑的身份。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喜欢的事业，我不想失去这个工作，更不愿意连累我所服务的杂志。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目前尚无先例，我无法预测。但我知道，一旦官方使出常用手段——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围魏救赵也好，釜底抽薪也罢，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收拾我真是小菜一碟。
总之，获奖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比改革开放前小多了，但还不够小，至少对我来说，两千美元和锦上添花的荣誉不足以补偿这些风险。
那么，拒绝领奖如何？我认识几位独立笔会的朋友，我认为他们的事业很高尚，对国家和民族大有好处，他们在努力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冒了很大风险。我暗自希望搭便车，由他们出面，争取实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我坐享成功的果实。他们推车上坡的时候，我很想假装看不见。但他们看见我了，招呼我帮忙推一把，就推一把。这时候，让我拒绝，我实在说不出口。这太丢脸了。我害臊。
账算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知道我心中的另外一条底线了，这道线也是难以跨越的。从搭便车的角度看，我认为帮忙有点亏。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没有人吃这个亏，没有人努力争取，宪法承诺的权利就永远是一纸空文。尽管我们躲躲闪闪，大道理还是懂的。这个大道理逼出了我的义不容辞之感。当然，最有力的还是孟子视为人性的羞恶之心。从做人的角度说，我丢不起这个人。我还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我需要良心的安宁。
于是，我给晓波打了个电话。我说，听说我获得提名了，我先表个态：第一，需要我配合的事，我一定做，不会闪了你们。第二，我觉得获奖对我是个麻烦，最好是别人获奖。我不仅是个作者，还是个编辑。我怕作者连累了编者。
今天，刘晓波先生通过电子邮件正式通知我，经过提名、初评和终评，我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奖金2000美元。我心情平静，波澜不兴。数月前已兴过了。
我做了让我心安的选择。
正如先贤教导的那样，“尽人事，听天命”，随它去吧。原来还想再引一句“临难毋苟免”给自己打气，但觉得话太重，我又得奖又发财的，用着不合适。还是把先贤的这两句话移訤？
【独立中文笔会】20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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