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中旬,我和首届“自由写作奖”获得者王力雄一起吃饭,听说我获得了这个奖的提名。当时我心里亦喜亦忧,以忧为主。

《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给我带来了许多荣誉,再添一道,属于锦上添花,固然很好,但是边际效用难免递减。这两本书也给我招来了一些麻烦,再添一道,说不定就是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更何况,这个奖的分量绝非稻草可比。我知道官方对独立中文笔会和这个奖非常敏感,在他们眼里,这个异己组织,还有他们的授奖活动,都具有国字号的分量。

我问力雄:“你的奖金是多少?”他说:“两千美元,就是意思一下。”两千美元对我生活的影响确实不大,我不缺这笔钱。我又问:“这好像是大麻烦呀,我该怎么办?”力雄说,你可以给刘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你的顾虑。晓波还是通情达理的。

这个电话让我很费踌躇。我不得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这番计算,可以反映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利害格局,反映我这等人的价值观念。在读史的时候,我对这种材料很感兴趣,找不到还责备古人,所以不揣鄙陋,追记保留。

作为当事人,我至少有三种选择:一、坚决支持,全力配合。二、拒绝领奖,并事先通知笔会会长刘晓波。三、不吭气,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的选择属于信息不完全的选择,因为我不能确切地了解选择的后果。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官方的反感将如何影响获奖人的命运。但我又大体知道底线:王力雄先生和章诒和老师并没有长久丧失自由。如果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就会坚决拒绝领奖。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二位出书发文的难度都比我大,受到的限制比我多,王力雄的日常活动有时也受到干扰。这使我看到了可能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否值得承担?此外,前两届获奖者纯粹是独立作家,而我还有一个杂志编辑的身份。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喜欢的事业,我不想失去这个工作,更不愿意连累我所服务的杂志。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目前尚无先例,我无法预测。但我知道,一旦官方使出常用手段——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围魏救赵也好,釜底抽薪也罢,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收拾我真是小菜一碟。

总之,获奖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比改革开放前小多了,但还不够小,至少对我来说,两千美元和锦上添花的荣誉不足以补偿这些风险。

那么,拒绝领奖如何?我认识几位独立笔会的朋友,我认为他们的事业很高尚,对国家和民族大有好处,他们在努力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冒了很大风险。我暗自希望搭便车,由他们出面,争取实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我坐享成功的果实。他们推车上坡的时候,我很想假装看不见。但他们看见我了,招呼我帮忙推一把,就推一把。这时候,让我拒绝,我实在说不出口。这太丢脸了。我害臊。

账算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知道我心中的另外一条底线了,这道线也是难以跨越的。从搭便车的角度看,我认为帮忙有点亏。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没有人吃这个亏,没有人努力争取,宪法承诺的权利就永远是一纸空文。尽管我们躲躲闪闪,大道理还是懂的。这个大道理逼出了我的义不容辞之感。当然,最有力的还是孟子视为人性的羞恶之心。从做人的角度说,我丢不起这个人。我还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我需要良心的安宁。

于是,我给晓波打了个电话。我说,听说我获得提名了,我先表个态:第一,需要我配合的事,我一定做,不会闪了你们。第二,我觉得获奖对我是个麻烦,最好是别人获奖。我不仅是个作者,还是个编辑。我怕作者连累了编者。

今天,刘晓波先生通过电子邮件正式通知我,经过提名、初评和终评,我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奖金2000美元。我心情平静,波澜不兴。数月前已兴过了。

我做了让我心安的选择。

正如先贤教导的那样,“尽人事,听天命”,随它去吧。原来还想再引一句“临难毋苟免”给自己打气,但觉得话太重,我又得奖又发财的,用着不合适。还是把先贤的这两句话移訤?

【独立中文笔会】20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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