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改革的根本局限
邓小平时代的所有进步，既不能完全归功于邓小平（无数民间努力汇成的强大民意才是中国进步的真正动力），更不能掩盖邓小平本身的根本局限性，他所发动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同，后者的目标从提出“新思维”、“透明性”、“公开性”开始，其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从根本上葬送现代奴隶制——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而建立私有化、市场化和宪政民主化的新体制。正如戈尔巴乔夫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而邓小平抓住“四个坚持”中“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核心不放，也就是坚持一党独裁体制不放，并意欲通过统治策略的调整而让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从前苏联彻底变天到现在，中共高层在讨论政治改革时，仍然视戈尔巴乔夫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把苏联的瓦解作为最主要的教训来警示全党。现在的中俄之间的所谓战略伙伴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权宜之计，决不会再有过去那种制度上的相互支持的可能。
（一）摇摆于开明与保守之间的邓小平
相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党魁地位而言，邓小平时期的中共高层无疑受强人政治支配，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邓小平在中共党内已经不具有绝对权威，陈云等元老对邓小平的权力具有了一定的制衡作用，所以，毛泽东的个人极权变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寡头独裁。
寡头独裁时期的邓小平，在坚定地维护中共绝对领导权底线的基础上，左右摇摆于党内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与陈云、李鹏等人相比，邓是开明派，主张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大胆推进经济改革，建立经济特区、放开房地产及其股市，逐渐用市场代替计划，用私有化代替公有制。而与胡、赵等人相比，邓又是保守派，特别是在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方向上，他只设计了经济上小康社会，而拒绝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尽管，他意识到了权力过于集中、缺少有效监督和党政机构过于庞大等的制度弊端，在八十年代提出过以限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构想，但在现实决策上，他坚决维护一党独裁体制，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
这样的左右摇摆，也表现在他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算上。他作为毛体制的受害者之一，深知毛对中国犯下的罪过，也在改革之初清算过文革和毛派。但他对毛本人和文革的清算极不彻底，甚至仅仅触及皮毛，功过三七开的评价说明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毛的阴影，因为他的政治生涯就是毛体制的一部分，他复出后的权力还要依靠党内毛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彻底清算毛就等于全面否定中共，也等于否定了他自己大半生的政治生涯，而对他来说，这是绝对办不到而且也绝对不想做的。他坚持党对一切重大决策的绝对领导以及个人独裁，不放弃人治的决策机制和党化军队；为了保持住他在执政高层的核心地位，他玩弄着忽左忽右的权力平衡。但是，由于邓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以及制度本身的惯性，他对保守派就更温和，而对开明派则心狠手辣。这也是中共自毛泽东完全掌握大权的延安时代起的一贯传统：“左”总比“右”安全，不会犯政治方向性错误，因而也就更底气充足。
（二）在政治上保守的邓小平
邓小平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之一，他的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和发动思想解放，离还原历史真相、揭示灾难根源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相距甚远，而仅仅是官方主导的机会主义权谋的成功实施。以至于，最该出面承担罪责的政权及其权贵们，非但没有承担且政权性质也没有实质性改变。恰恰相反，新权贵们只做了统治策略的权宜性调整，就再次变成了正义的化身。
首先，以邓小平为首的新权贵根本不想放弃毛泽东体制，致使清算和平反皆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很少有真正的民间见证的出现。平反的第一受益者，也都是毛时代的落魄的中共权贵，他们在文革后纷纷恢复了特权。
其次，清算和平反主要是基于邓小平收买民意和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而绝非真的要清算毛时代的罪恶。所以，官方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老套来解释1949年以来的历史罪恶，抛出几个替罪羊来承担体制性罪责。一旦邓的独裁权力基本稳定之后，当局就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为毛时代盖棺论定，对毛泽东罪恶的清算，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而在当时的民间，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那些曾经屡受迫害的各类精英们，一朝被平反，便把赞歌唱。他们大都专注于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臣民们终于等来了“青天再世”，哪有不“谢主龙恩”之理！所以，对邓小平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并没有激起民间的反弹。所以，犯下过滔天罪恶的毛泽东政权就这样轻易地被原谅了，直到八九运动发生，民间也再没有出现对邓政权合法性的强有力的和挑战。也就是说，改革之初得到万众欢呼的平反大潮，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荒谬悖论：作为罪恶的主要根源的独裁体制本身却得以轻易逃脱被追究，新的独裁者们还得到万众拥戴；而受难最深重的民间，理应具有见证历史和讨还正义的充分正当性，但民间却把见证历史和主持公道的主导权无条件地交给了制造这些罪恶的政权，任其歪曲、阉割、遮掩、篡改和装扮中国当代史。于是，讨还正义的道义正当性被赋予了践踏正义的独裁党，受害者获得解放的功绩也全部归功于那些曾经参与制造罪恶的独裁者们，任其垄断历史见证和主持正义的权力，使其在封锁主要罪恶的同时，也把全部“政绩”据为己有。比如，继续发动打压民间异见的“清污运动”的邓小平政权，却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上接受“小平您好”的拥戴。
尽管改革的最早制度创新——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最基层的民间，但是这一制度创新如果得不到执政党的支持，就无法成功和长期生存下来；尽管在改革的决策上，民意也有过巨大的影响，尽管执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开明派和保守派之争，而且开明派曾经短时期地左右过高层的决策，但在八九后被逐出高层政坛。六四后的1992年，邓小平因犯下大屠杀的罪恶而心虚气短，陷于难以摆脱的内在虚弱和权力恐惧之中。他之所以发动的第二次改革，最主要的动机有二：一是为了以政绩合法性来弥补政权道义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二是以第二次改革来挽救他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政治声誉。
尽管江泽民时代的执政集团内部也在改革的策略上有分歧，如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加入WTO和镇压法轮功等重大问题上，但是，直到目前，主宰社会转型的进程和方向的，仍然是固守单纯经济改革的执政集团，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遗训，仍然是主宰着中国式改革的既定方针。邓小平在复出之时，能够依靠强大的民意和党内的支持，迅速清除把毛泽东的遗训作为既定方针的“凡是派”；靠着元老集团的钦定上台的江核心则无力改变邓所确定的既定方针。而这，正是中共第三代平庸化的最醒目标志，朱镕基的所谓魄力在平庸化的第三代整体之中，也不过是色厉内荏而已，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使第三代变成有所作为的执政精英，何况他本人在关键性的观念上的陈旧呢！。
（三）中共高层两种声音中的邓小平
正因为邓小平政治上的保守，才使他在左右之间的摇摆中最终倒向保守派。只是为了挽救失去民意支持的中共政权才进行改革——经济上的放权让利、政治上的特权化平反和意识形态上的有限思想解放。随着改革的发展，执政精英集团内部在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对立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坚持在维护旧体制的根本——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只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它的中远期目标仅仅是物质上的“小康生活”。另一种声音则要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旧体制的根本改造，直到彻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建立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这种目标上的根本相左导致了一系列政策分歧，使改革早期形成的“邓、胡、赵”核心出现裂痕乃至最终消失。胡耀邦被解除中共总书记的职务，表面上的原因是胡耀邦在“清污”、“反自由化”运动的决策上与邓小平的歧途，而实际上是由于胡耀邦力劝邓小平退休，使邓感到了一种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正如习仲勋最近的回忆所言，邓小平对于胡耀邦劝他退位的反应是：“他们不想让我再过问中央的事了。”这次邓倒胡，完全是毛泽东当年对付政敌的方法之继续，通过非组织程序的生活会方式就解除了总书记的权力，连党内的正式规则在如此重大的权力交替中都不起作用。这说明，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实质上仍然是人治政权。尽管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党内争斗来说，在对胡的处理上要温和一些，还保留了胡在政治局中的位置，而实际上胡已经被剥夺了主要权力。
接着便是八九运动所导致的公开分裂，赵紫阳被扣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也没有经过合法的正当的党内组织程序，就剥夺了又一位总书记的权力。这让人不能不想起毛泽东废除他的两任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的人治时代。同样是一损俱损的古老政治传统的当代翻版，赵紫阳的党内外支持者也随着他的下台而基本全军覆没，还保留着党籍的赵紫阳被严格监控，十五年来处在失去自由的软禁状态中。至此，党内的极少数敢于坚持根本改革旧体制的权力精英及其幕僚被迫出局，政治改革全面搁置，而在维持旧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单纯的增量经济改革的多数派全面掌权。
邓虽然表面上故作开明，以拒绝出任最高职位来表示他对权力终身制的反感和改造，但是谁都清楚他也象毛一样，实际地维持着自己在最高决策权上的终身制，废除终身制是他留给继任者的政治遗产，而对他本人则另当别论。也许，不在其位却又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才是他自以为玩的高明和潇洒之处。现在谋求连任的江泽民，也以邓小平的先例，为自己未来的半退进行合法性辩护。邓小平对自己的权力的贪恋以及内心充满的不安全感，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权力恐惧使他也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连续废掉了自己选定的两任接班人，对徒手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满腹狐疑的变态心理是所有独裁者的通病，是专制制度的爱滋，越到晚年就越严重。在此制度中，没有一个执掌最高权力的人能够具有免疫力，它从心理上甚至从生理上彻底破坏了人对绝对权力的免疫系统，也毁灭了应对重大社会危机时的基本智慧。
如果说，江朱体制是邓小平时代的平庸延续者，那么，新上台的胡温体制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有所作为的潜力。胡温以“亲民路线”代替了江朱的“亲资本家路线”，但这仅仅是统治策略的局部调整，而非改革战略的重大调整。更为可笑的是，胡温在与江家班的争权夺利的对抗中，居然再次乞灵于毛泽东亡灵的庇护，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人为地制造出在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期都没有崇毛气氛。胡温亲民路线的更深层的本质，是“党权为本”而“亲民为用”的统治策略。胡锦涛提出“执政为民”的“新三民主义”，要求中共党员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启动还政于民的政改，而仅仅为了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力。胡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已经自我坦承地道破了“亲民”的实质：“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胡温作为中南海的新主人，显然是中共体制和现行策略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当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之时，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较大让步时，作为现行制度下的权力交替的最大受益者，胡温二人无心、亦无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线。就胡温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而言，二人起码不会超越政治三条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
换言之，启动政改就必然要超越“既得利益”超越“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跛足改革，超越“吃饱哲学”和坐稳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传统国民性，而胡温体制决不会超越由邓小平开创的、江朱继承的跛足改革。特别是，在“面包万岁”的民智之下，就连很多精英都认为“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么，牧羊者只需做大面包就可以安枕无忧，根本不必考虑羊群的“自由”。甚至对要求自由的人们进行大屠杀，也可以用“稳定”、“发展”和“吃饱”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加以正当化。
2001年1月11日于北京家中
2004年7月15日修定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4.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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