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
（之二）中国的断裂与分裂的美国形象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传统文化的浸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爱国国人心中的美国形象，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体到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和国人的个体选择，就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分裂。
（一）分裂的独裁爱国主义
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权、集团和个人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杂在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义，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个民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大致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一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一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民意的支持。换言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共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党独裁的利益。
在大陆，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凡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公开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反对倒萨战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人的声音决不能缺席”；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很少区分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更不具有媒体理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态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而在事实上，十三亿，谁有资格代表如此庞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伟”名字的国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这种自封的代表资格和绝对发言权，恰恰中共式的伟光正宣传手段滥用几十年的结果。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作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和国人的道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即便是宪法权利也不行。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主义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主义被扭曲为国家主义。于是，民族等同于国家，国家等同于政权，政权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及其权贵。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间社会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祛政治化祛政党化祛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调，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些自称是“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代表，这种煽情的大话式言说，实际上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甚至连执笔者本人都不会真的相信这些大话。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宏大高调的表演，类似于节日中的话语狂欢，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而已，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国人的复杂心态。恐怖统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活在“大话”传统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妆舞会的话语作秀里。
（二）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
中共政权的对美态度，呈现出外交政策和国内宣传之间的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从制度对立及台湾问题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国作为最具威胁的外来颠覆者，决不会放弃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防御性的主权外交：用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地区霸权”来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用加大军费开支和尽快提升军力来提高威慑力，用收买无赖国家来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对内宣传上的妖魔化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国内的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和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的政权利益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尊奉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以低调务实的灵活应对处理中美之间的棘手问题。布什刚刚上台的2000年，一改克林顿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态度，而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一时间使江泽民政权的黄黄不安。但9.11后，美国必须全力投入反恐且需要中共合作，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比如倒萨战争和北韩核危机，尽管西方同盟内部出现裂痕是中共所乐见的，也从内心深处希望美国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但中共从以往的挫折中汲取了教训，决不充当反美急先锋，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边鼓的角色。虽然，中共一直提倡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但对美英的倒萨的具体决策，其态度模糊而圆滑，很有点坐收渔翁之利的超然姿态。
虽然中美之间的官方关系可以时而紧张时而缓解，但是根本冲突的最后底线则不会变化。就目前而言，谈论中美关系，必须着眼于两个层面：制度之争和利益合作。9.11带来中美关系的上升，其动力主要来自相互的利益需要，而并没有改变实质性的两国之间的制度歧途。换言之，美国眼中的中国形象是矛盾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是最大的独裁恶魔又是最大的经贸市场，既是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又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在中美关系成为中共外交主轴的前提下，尽量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中共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对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中共高层顿时陷于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无应对之策。而对9.11后中美关系的回暖，中共高层大有起死回生之叹，他们在见到美国政要时，最为媚态的表达就是：中美之间现在的稳定关系，实在是来之不易。而中共之所以在外交上如此“媚美亲美”，最根本的目标是维护政权利益。所以，一方面，只要中共仍然坚持一党独裁制度，美国决不会放弃推行全球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动出击的人权外交，一定会继续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施压。另一方面，只要中共政权继续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美国也决不会放弃与中国的经贸交往和国际合作，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1，正统意识形态衰落之后，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绩合法性——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而由于体制所形成的瓶颈，使支撑高增长的国内的动力和需求严重不足，在经济上只能加大对外来动力的寻求，导致了中共对国际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日益加深的依赖。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于谋求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正是中共急需的，因为美国的市场是最大的、资金是最多的、技术是最先进的。因此，仅仅从经贸利益的角度讲，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顺差的贸易伙伴。而与美国翻脸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内经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共赖以维系民意的政绩合法性——对中共政权来说，促进高增长的经济资源只有转化为保持政权稳定的政治资源，才是最关键的利益之所在。
2，从政治上讲，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力，只要美国愿意，就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国际环境，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中共政权一直谋求的安全国际环境。所以，在人权问题上，即便中共对美国的做法满心不高兴，也不能不适当地给美国人面子，因为这涉及到中美之间政治关系的维持，如果中共在人权问题上一味强硬，不但政权的国际形象将遭到难以弥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将损害中美关系，其外部的安全系数也就会随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权、内政、国情为借口，拒绝人权标准的普世化，把中国人的人权强行规定为“生存权”，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共收买无赖小国来阻止美国的谴责性提案；在所有的国际场合围堵台湾和达赖喇嘛，倾尽全力阻止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认人权，号称该党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标榜目前中国的人权状态乃是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同时，中共也要与美国、欧盟进行人权对话，用“人质外交”来应对“人权外交”。
3，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台湾问题上，制度和实力的双重劣势，也使中共不会一味强硬，因为激怒美国的结果只能使之更亲近台湾，极有可能使台独真的坐大。只要台湾获得美国的真正支持，即便宣布独立，中共也无法打赢台海之战。如此一来，既是国际形象上的巨大耻辱，更无法对国内民意交代。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中国，中共如果对付不了台独，那么它全力维系的爱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也将顷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吓、统战分化、外交围堵和经济诱惑的四管齐下来打压台独实力，反复向美国强调“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问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断微调对台政策，并对美国接待台湾政要和提升对台军售，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
4，中共高层不仅惧美且媚美，中共党魁把美国政要的邀请和尊敬视为最大的外交胜利。特别是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战略，实际上服务于他个人谋求充当大国领袖的野心。而要成为被国际认可的大国领袖，没有世界超强美国的点头是不可能的。由此也能理解，江泽民为什么高度重视中美元首的互访，为什么频繁会见美国来华访问的各类名流——无论是现政府高官、国会议员或前朝政要，还是工商界巨头或著名学者——表现出明显的媚美倾向。
5，在中美关系中，中共的韬光养晦之策，尽管多少还具有点国家利益的外观，但实质上仍然是政权利益起着关键作用，中共全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关键因素则是权贵利益，因为中共的中高层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与美国息息相关。鉴于表面繁荣稳定之下的危机四伏，发了大财的权贵家族早就为自己留好退路，权贵家族的子女及亲属大量移民美国，其不义之财大量转移到美国。那些在美国拥有毫宅、名车和存款的国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阶层。所以，仅仅基于权贵家族及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翻脸。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说与国家利益无关，甚至连政权利益也仅仅是权贵阶层利益的包装。
6，中共的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连续十年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近些年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独裁。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而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信于国际社会呢？
由此可见，中共对美国奉行的双面性的韬光养晦策略，不仅是巨大的经贸利益使然，更是政权的安全利益、政客的个人利益和权贵的家族利益使然。由于制度的尖锐对立和实力相差悬殊，美国无疑是最令中共生畏的外力，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安全的国际环境。以目前的国际格局和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而言，无论是经贸利益还是人权、台湾、武器扩散等问题，与美国对抗都将严重损害中共的政权利益，选择与美国对抗就等于选择愚蠢的自杀。所以，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以强硬的姿态与美国对抗，更不会试图充当“多极化”的火车头，而是要继续韬光养晦，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为外交主轴。
（三）对内宣传的妖魔化美国
尽管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出于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政权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现实外交上，中共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对内宣传上，中共主流媒体却依靠垄断的言论权力，几乎是一边倒地妖魔化美国，极尽丑化美国之能事。中共控制的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上溯到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对当下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更是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包括中共的编造和歪曲），都被无限放大为整个制度的缺陷，夸张为全部对外政策的恶果。
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共控制的媒体灌输给民众的完全是一边倒的片面之词：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对他国内政的无理干涉，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对平民的狂轰乱炸，而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对其制造的种族清洗和人道灾难，对北约选择军事干涉的外交背景——美国及欧盟用尽了政治外交努力而无效，給予米洛舍维奇以政治解决的机会被拒绝——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1999年的5.8使馆风波，尽管美国向中国做了多次道歉并給予了赔偿，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也接受了北约的解释，但是在国内，科索沃问题上的反美宣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共官方以最高规格悼念三位误炸中殉难的记者，并加封为烈士；被垄断舆论所操控的民间反美情绪也随之变得歇斯底里，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的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
在仇恨和耻辱的种子已经有了沃土和劲肥之后，2001年4月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共又故伎重演，一方面在外交上低调处理，另一方面在国内疯狂煽动。事故中沉入海底的王伟，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照样是加封烈士和最高规格的葬礼，照样是对遗属的厚待和全社会争相拥抱烈士的孩子，并破格铸造了王伟的雕像。民众再次成为垄断舆论的牺牲品，大多数民众毫不怀疑中共的宣传：美机是入侵，故意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而对国际惯例和撞机真相一无所知。
美国出现的任何丑闻，洛杉矶的黑人骚乱，美国总统选举的难产，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财务作假丑闻，美军在伊拉克的虐俘行为，最近的飓风大灾难，……都会变成中国媒体上的热点。中共政权和爱国愤青们，几乎是本能地抓住每一丑闻，并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政府及自由主义价值，一面把美国丑闻当作自己的遮羞布。
特别是在倒萨问题上，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御用学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抹黑。他们把伊拉克的人权灾难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归罪于海湾战争及十多年的制裁，把萨达姆的战争机器疯狂运转和国内暴政归罪于美国的支持；而很少提及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在撤离时如何炸毁科威特的油井；也很少提及萨达姆对内实施的暴政所造成的惊人的人权灾难，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人，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被迫迁移，打烙印、电击、拷打、强奸、割舌、砍掉四肢和斩首等酷刑，在有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饥饿、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萨达姆家族聚敛的私人财产估计达到300亿美元，并用石油换食品的经费为自己建立多达几十处的豪华宫殿。一个只有2200万人口的石油大国，1300万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星期五的集体祈祷遭到禁止，连清真寺图书馆的书籍也不允许传阅。正是在萨达姆的暴政之下，才会有700多万伊拉克人流亡国外……
中共主流媒体之所以如此为萨达姆遮丑，主要是为了向国人灌输如下观念：
1，美国以9.11为借口并自恃超强国力，意欲推行“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这种建立美国帝国的努力，从冷战一结束就已经开始，从巴拿马到海蒂，从科索沃到阿富汗，从伊拉克到北朝鲜，无论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表面借口多么堂皇，但在实质上皆是侵略和颠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秩序，不过是新帝国主义的包装而已。
2，倒萨战争，绝非为了推翻独裁者、解放伊拉克人民，更不是为了反恐和世界和平，而是为了赤裸裸的石油利益，因为布什家族与美国的石油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过去，美国为了对付伊朗，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过萨达姆；现在，美国为了要控制中东的石油就翻脸不人。控制了中东的石油，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世界经济的咽喉。而控制中东石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东建立一个强大的傀儡政权，进而控制整个中东地区。
3，反美的国人反对倒萨之战的最具震撼性的理由，是通过这样一个提问表达的：“伊拉克之后，下一个是谁？”接着的推论是：倒萨完成之后，美国的表面目标是朝鲜，实际是利用朝鲜核危机而把军力再次转向亚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围堵中国，并最终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霸权。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天然能源匮乏国家，中东乃是中国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仅凭控制了中东石油的优势，就足以让中国臣服。
4，当今世界，欧洲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外交主轴也是融入西方，现在，西方盟友因伊战而分裂，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导致根本的决裂。美洲是美国的后院，非洲又太弱小，不可能挑战美国。只有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和迅速崛起的亚洲，才会在未来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所以，在中东，通过控制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最反美的国家，再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制服巴勒斯坦，美国已经接近对中东的基本控制。之后，再通过颠覆亚洲最反美的金正日政权，加上美日韩澳的亚太同盟，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中国就将陷于美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如此，当两个最难“西化”的地区被基本控制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就得以确立。
以上种种灌输，建立在对民众知情权的野蛮剥夺之上，对事实的故意隐瞒和肆意歪曲之上，对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的放纵之上，使大陆人自以为对美国的仇恨具有充足的理由，却不知道自己一直可怜地生活在谎言和偏见之中。所以，他们对国际大事件的反应，象白痴一样愚蠢，象无赖一样下流。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反美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2003年3月11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7.02.01
另一版本：刘晓波：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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