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之一）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四、反日爱国和畸形分裂
当下中国是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除了改革上的政经分裂、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发展上的东西部不平衡，全社会性的言行背离，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之外，在一系列重大时政问题上，官与民之间的对立也极为明显，以至于，民间众多正当诉求及自发维权运动，都要遭到官方的严格限制和残酷镇压。
畸形制度下的中国爱国主义运动，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犬儒化的内在分裂，既是官方对民间爱国运动之态度的分裂，又是民间爱国者慑于政治恐惧而谨守自律的分裂。
（一）官方对民间反日风潮的左右为难
在爱国问题上，特别是通过“反日反美反台独”来表达的爱国主义，官民之间似乎保持着高度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大陆掀起反日狂潮，再次凸现了这一点。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与海外数个华人团体一起，发起了自中国有互联网以来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日签名活动，到截止日期，号称签名人数高达二千八百万之众。如此巨大规模的网络群众爱国运动，远远超过当年江泽民发动“校园拒绝邪教”运动时的“百万人签名”。无怪乎，官方新闻发言人一再强调：希望国际社会重视这一强烈而广泛的“自发民意”。
看看近一周的大陆媒体，电视、报刊、互联网……满眼满耳都是“反日”的言论和影像，无论是正在印度访问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外交部官员、新闻发言人，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所有的发言，几乎是清一色的反日言论。只有所剩不多的民间网站上，偶尔还会见到质疑这股反日狂潮的言论，但马上会被咒骂的跟贴淹没掉。
由沈阳开始，继而波及全国多个城市的“抵制日货”，甚至发展为打砸行为，但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严重交涉，中共官方的回答，只是玩弄外交辞令的模棱两可。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是官方允许的游行示威：4月2日和3日，湖南长沙、四川成都、河南洛阳、广西桂林、重庆，福建厦门、辽宁沈阳，都发生了小规模示威游行；4 月9日和10日，北京、深圳和广州，又接连爆发上万人的反日游行示威。与此同时，上海、江苏苏州、江西南昌、浙江宁波、海南海口，山西太原，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日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示威者们，高举标语，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焚烧日本国旗；激进者还向日本大使馆及大使官邸投掷石块、砸毁窗户，在沿路上以石块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半月来的反日行动，已波及全国超过20个省区近40座城市。有媒体称：中国的反日大风暴，将发生在5月4日的五四青年节，目前已有上海、杭州、郑州等地民众开始网上串联。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发生在最繁华的大上海，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这是上个星期中国爆发反日抗议活动以来，第一个袭击日本人的事件。
对日本政府抗议中国人的暴力反日，中共政权却回答说：主要责任在日本。
许多境外媒体评论说：中国持续一周的反日游行，是继1985年以来北京大学生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年后的首次，也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以来的最大一次。
本来，反日爱国是官民的共同诉求，不仅应该得到官方的恩准、默许、支持、纵容，而且对这些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更应该加以广泛报道和大肆宣传，如同中共政权恩准的所有重大的民间活动一样。然而，任何浏览过境外媒体和中国媒体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一种怪异的对比：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所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的反日游行，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而中共官方却同步发出指令，为反日风潮降温，致使中国媒体一片沉默，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除了新华社在4月9日下午发出一条80多字的短讯之外：“4月9日上午，北京数千人在中关村一带集会、游行，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呼吁抵制日货。警方出动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附近道路一度交通堵塞。”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则是一片空白。
不仅官方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央视及其网站、千龙新闻网……皆不屑一顾这罕见的大新闻，而且新浪、网易、搜狐三大商业网站也只字未提。甚至，连被官方网开一面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连一些著名的民间BBS如“关天茶社”、“世纪中国”、“文化先锋”等，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
这就是中国新闻的常态：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非不能也，而不为也！这实在是中国媒体及其新闻人的巨大悲哀，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如何能办出高质量媒体和练就优秀新闻人？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一天对游行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的爱国赤诚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独裁的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奥运金牌、科技发明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中共政权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有利时用之，不利时镇压之。使馆被炸，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而伊拉克战争和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都不批准。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一有自发的民间群体运动，人们就能经常能听到“爱国无罪！”这一口号。显然，人们在走上街头时高呼这一口号，必定有着极为明确的所指，那就是针对认为“爱国有罪”的政权。因为，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的独立民间组织和自发民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所以，在当下中国，严格的讲，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运动，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或“暴乱”，比如八九运动和法轮功请愿。
在此次反日风潮中，一向最忌讳自发的民间街头政治的中共政权，却破例恩准、起码是默许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甚至对一些过激的暴力行动不闻不问。官方虽然出动了大量警车和大批警察，但并未像对待其他民间的游行示威那样，或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加以强行阻拦、驱赶和抓人，而是在牢牢控制局势的情况下加以默许。
现在，官方已经发出为民间反日游行降温的明确信号。针对日本外相4月17日访华，大陆民间正在组织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但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发出通告，重申游行必须经过批准。北京高层也责令有关机构调查此次反日游行的民间组织者。同时，官方也对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士严加防范，多个境外媒体打来电话，要就反日风潮进行采访，但记者的问题还未提完，电话就被掐断。
六四后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官方的煽动和操控高度相关。官方为了政权稳定及权贵们的私利最大化，既要利用民间的爱国情绪来达到其国内外的政治目的，又要防止民间爱国这把双刃剑伤及现行制度及秩序。对内，中共既要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和转移民间不满，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的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格防范运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二）民间反日爱国的分裂
就民间的分裂而言，参与此类爱国行动的大多数，都处在“表面勇敢”和“内在懦弱”、“义正辞严”和“是非混淆”的悖论中。
那些振振有词地质疑和谴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学者专家们，却从来不敢质疑和谴责中共对抗日历史的更为无耻的篡改。他们对日本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刨根问底，却对中共掌权五十多年来和平年代的种种屠杀本国人民的暴行不闻不问。而且，有太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积极参与中共篡改历史的谎言工程。看看大陆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吧，那里的谎言比之于日本新版教科书里的谎言，其数量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性质不知要恶劣多少倍！对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编写，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撒谎！
那些敢于隔海臭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愤青们，却对中共党魁们参拜暴君毛泽东亡灵的举动不置一词。
那些天天谴责美国和全球化的新左们，不但对加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字狱视若罔闻，而且对加于“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同道们的文字狱也假装不知道。
那些参加反日游行、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们，却很少有人敢于抗议官方媒体的普遍沉默，要知道，媒体对他们的反日游行的沉默，是对其爱国热情的无视和亵渎，其总根源是中共政权的封杀令。
那些发狠要抵制日货的人们，抵制的都是别人拥有的日货，而对自己家里的日货则精心保护；砸别人的“广本”轿车时底气十足且兴高采烈，而自己的日本品牌的轿车要毫发无损。
反过来，在政治恐怖的恫吓下，在利益收买的勾引下，在谎言灌输的愚民下，愤青们最擅长的是精明而又盲目的无耻，得到最大发挥的是“被恩准的勇气”：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来掩盖其犬儒化的懦弱，另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一逞流氓化勇敢，什么赃话都敢大声叫骂。比如，在美国新任国务卿莱斯女士访华期间，三大门户网站的BBS上出现了大量针对莱斯的种族歧视，其用词之恶毒之流氓让人不忍复述（请参见我的文章《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他们还敢于泼粪，敢袭击使馆、日资公司和日本餐厅，投掷石块、瓶罐和鸡蛋等杂物，砸玻璃，砸车，砸广告牌，甚至殴打日本人。
更为懦弱的是，爱国愤青们的勇气，常常被用来诅咒那些质疑官方的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人，甚至用流氓化暴力化的语言攻击自己的无辜同胞。（请参阅《日人挑战首相国人围殴女子》）
（三）独裁谎言与盲目爱国的可怕结合
近百年来，国人常用“内忧外患”来表述中国的危机，而这样表述早已过时。现在的事实是，在殖民主义早已变成历史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但中共政权却狡猾地利用了国人的这一思维惯性来误导国人，总是将危机的最大根源由“内忧”转变为“外患”，把自身的“独裁制度腐败”偷换成美国霸权的“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反日反美反台独的爱国”，就变成目前中国最最正确的政治诉求。
可惜且可怕的是，集合在这种“政治正确”旗帜下的，不是尊重民意的诚信政府，也不是勇敢的分得清是非善恶的民众，而是敌视民意、撒谎成性的独裁政府，是懦弱而盲目的民众，二者的结合所掀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已经很类似文革时期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反帝反修狂潮。区别仅仅在于，毛时代的红卫兵是集合在“解放全人类”的旗帜下，现在的愤青是集合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被独裁者所利用的多数暴政。
近百年的人类历史证明，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落后国家的民族振兴之路，一旦由独裁政权煽动起的民族主义所主导，整个国家在道德上必然被极端的爱国主义所绑架，其振兴手段也很容易走向只问爱国而不问是非的军国主义扩张。这种独裁与爱国的畸形联姻，无论对本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极为危险的征兆。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早已为人类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现在，独裁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正在把中国引向这条危险的道路。随着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大有人在。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外国政府和自己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独裁加谎言的本国政府的国人，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也根本无法缔造出真正受到国际尊重的负责任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自由国家。
故而，“反日爱国”这一当下中国的最强音，与其说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政治正确”，不如说是由独裁政权主导的道德绑架！与其说是全中国的同仇敌忾，不如说是国格人格的畸形分裂。
2005年4月14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7.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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