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之二）被操控的反日风潮
三、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的反日风潮——看中共官方如何操控的反日风潮
（四）中共操控反日风潮的政治目的
既然当局一般不允许自发的示威游行，且有能力制止事前张扬的游行示威，那么，当局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发生在数十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显然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所以，中共当局才会纵容反日风潮发展的大规模街头反日。当蔓延多个城市的反日风潮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时，在中共外交部的多次例行记者会，两位新闻发言人非但没有指责反日行为的违法，反而都在外国记者面前为民间反日风潮辩护。以下是摘录：
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主要回答了针对网络签名和抵制朝日啤酒的提问，他先后回答说：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日情绪，相反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3月24日）
“我们注意到众多网民在网上签名，对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态度。这再次说明，日方应对历史问题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取信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3月29日）
“之所以中国的公众对日方的一些态度表示不满，主要原因是日方在历史问题上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没有正确、客观、负责任地对待历史。一些中国民众对这个问题有不满，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不是针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日方的错误态度。”（3月31日）
另一位新闻发言人秦刚的回答主要是针对反日游行及其暴力事件的提问，他曾先后回答说：
“日方不断在涉华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敏感问题。”（4月5日）
“日方不断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中国民众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民众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意愿。”（4月7日）
“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自发举行的。中国政府一直要求示威群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示威过程中出现的个别过激行为我们是不赞成的。”“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北京市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自发举行的。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民众能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前两次记者会上，我也表示，希望民众以理性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意见。我要重申，对在示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个别过激行为，我们是不赞成的。”（4月12日）
“近来，中国民众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日关系及目前两国间一些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社会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会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高度和发展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本着对国家和民族认真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民众对日本表示强烈不满，是针对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不是针对日本人民。……我们希望日方能多做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与友谊、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事，而不是混淆视听，误导公众。”（4月19日）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
对内，中共既要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来赢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密监控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
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就此次中日冲突而言，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显然是为了达到多种政治目的：
1，在国内媒体上封锁反日风潮，是为了防止风潮由对外转向对内，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2，向境外媒体推销反日风潮，是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能显示中共政权的开明：尊重民意的亲民和允许游行示威的宽容；又能显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政府与民间在反日上的高度一致。
3，纵容反日风潮，是为了借助所谓的强大民意向联合国和日本政府施压，即便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也要逼迫日本向中国妥协，以“低头认罪”来换取“入常”。
4，最重要的是向国内爱国者们展示现政府的大国外交风范，和凸现现政权的“外交政绩”，塑造一个敢于和善于抗拒外敌的政权形象，以加强现政权的道义凝聚力。正是政府恩准的反日风潮和政府对日方的强硬立场，才迫使日本外相来北京道歉求和，迫使小泉急欲与胡主席会面，以缓和两国关系。
5，反日风潮正好可以利用把民间对“内忧”的关注转向对“外患”的关注，特别是，以此转移人们对频繁发生的群体性官民冲突的注意力。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德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独独在对日外交上日趋强硬……这一切，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事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的重合之处。于是，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却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困扰着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好恶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仅以近两年的中国现实为例，一面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底层维权，导致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广度。尽管，依靠暴力镇压、小恩小惠和封锁信息，中共现政权可以暂时平息民怨的大爆发，但烈火干柴之态已经令世界瞩目。另一面是权贵私有化导致的一系列上亿元的金融腐败大案、官员挥霍巨额公款赌博案的曝光，特别是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巨型卖官鬻爵案，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数十人，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深度。尽管胡温不断地高调反腐，但谁都清楚，只要不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该服务于全社会的公权力必然无法限制地被用于谋取小集团的和个人的私利。
由此可见，困扰中国改革的未来前景的关键，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如果中共政权仍然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也就不能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无法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的弱势困境，也就无法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真正的信任和尊重。
换言之，解决不了“内忧”，也就化解不了“外患”，长期困扰中美日关系的瓶颈便无法突破。即便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物质意义的国力和军力，但有违国内民意和国际潮流的道义劣势却不会因此得到改善，也决不会达成长治久安的局面。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2005年4月18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7.02.27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