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第三次出狱不久，他在严密的监视中，透过家人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谈到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被民众迅速遗忘，“因为致命的恐惧，”他写道，“曾经引导或试图引导民主运动的社会精英们，都不约而同沉默。”
“历史没有必然。”他继续写道，“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也就是上十字架的耶稣——更是偶然。人类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体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我捏着几页信纸，呆立在故乡的寒风中，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不算普及，从北京寄一封信到成都需要一个星期，而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需要两天两夜。1989年6 月4日，这两个相距几千公里的城市，还有其它数十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示威以及暴力镇压，区别只是死亡人数，北京死亡近3000人，成都死亡近10人。恐惧深入骨髓，数万人被捕，刘晓波和我也在其中。
出狱后我开始流浪卖艺，而刘晓波开始起草《公开信》。他第三次入狱，正是因为一封呼吁当局《汲取六四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公开信。我也是签名者，并被关押二十多天，刚刚释放，我就给他妻子刘霞打电话，不通；我又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忠忠打电话，他四处寻找，终于回电。当晚我秘密记道：“今天上午，忠忠终于找到刘霞，一道从北京打来电话，刘霞在那边从头哭到尾，只有一句‘他们不让我见’。我说不出半句像样的安慰话。
“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迹般出现。这样的轮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对一场场生命的劫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或许，我没从任何人的诗中，读出此刻宿命的恐惧。刘晓波精力充沛地反抗这种恐惧，他将自己融入众多历史事件，他名声大，朋友多，嗅觉灵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没有。他已坐了两次牢，这次也许要去黑龙江，隔一条河就是前苏联远东地区，有点十二月党人的味儿。”
神往耶稣的刘晓波，还有因无路可走蜕变为基督徒的诗人兼民运战士李必丰、刘贤斌、郭飞熊、学者许志永、律师高智晟等等，都一次次坐牢，成千上万的人一次次坐牢，但独裁并没有丝毫改变，独裁下的经济倒是“腾飞”了。21世纪以降，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市场，全世界都需要看中国政府脸色，否则就赚不了中国的钱。恐惧，加上对未来的绝望，促使许多类似刘晓波的政治异见者“受洗归主”，在民间知识界造成深远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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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
编者注：标题为本站编辑所拟。原文链接：上帝是红色的，上帝是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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