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刑法”105条第二款，定了刘晓波“煽动颠覆政权罪”，这个刑法条款是个恶法，刘晓波无罪，判决书中主要“证据”是他发表的六篇文章和《08宪章》，我是《08宪章》首批303个名签署者之一，如果他有罪，我愿共同承担罪责。
我们不但要为刘晓波辩诬，更要声讨恶法，数十年来，中国恶法，害人至少数以百万计，恶法可恨，罄竹难书。
一、制造“煽动颠覆政权罪”的条款就是恶法
这个恶法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制造文字狱。判决书指证刘晓波的“罪行”都是文章，文章批评执政党，批判一党专政，都属言论自由范畴，这些行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合法、合理的，在中国却根据恶法一审判重罪11年。
什么叫恶法？恶法就是侵犯人权的“法律”，是旨在维护专制和极权的“法律”。
制造“煽动颠覆政权罪”的恶法，不但违背普世价值，也违犯中国现行宪法，该宪法35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个恶法是违宪的。
二、纽伦堡审判与恶法非法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战犯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他们是执行法律，并不违法。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为迫害犹太人，制定一系列法律。经过讨论，法学界认为迫害犹太人的法律属于恶法，恶法非法，这才使审判得以继续。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注1）
纽伦堡审判留给后世的法治原理至今对中国也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如果将来有一天，在中国清算恶法的制定和实施，不知涉案之人将如何自己辩解。
三、民主社会根本没有“煽动颠覆政权罪”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五十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当时的政权进行揭露、批判、鞭挞甚至诅咒，但是在那个被称为肮脏丑恶的政权并没有给他们定“煽动颠覆政权罪”，也没有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照样发表著作，在大英图书馆中静心写作。
英国统治香港100年，制定缜密的法治系统，他们的法律中没有“煽动颠覆政权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北京当局要求特区政府按基本法第23条制定“煽动颠覆政权罪”，结果香港市民2003年7月1日五十万人涌上街头表示抗议，此项立法只得做罢，我写了《伟哉香港人》《23条立法延期是港人大胜利》，《香港－大陆的明灯》称颂港人壮举，在网上发表后收入《呼唤自由》。（注2）。
四、在中国肆虐的恶法
过去数十年恶法肆虐中国，其中定《反革命罪》的条款就是一项，1954年制定的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二十九条中，就写进了“惩办……反革命分子”的条文，从而有了“反革命罪”，按这个“罪名”成千上万无辜者被抛进监狱。本人1978年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7年徒刑，主要根据是言论和文章。以此“罪”入狱的络绎不绝，有因反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而定《反革命罪》的，还有因“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领袖”而定“罪”的，本人被判刑，“罪名”就有“破坏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领袖”。
后来按“反革命罪”到党内抓人，六十年代国家主席刘少奇等六十人被打反革命叛徒集团，其中都是党内高官。“文革”结束高官平反复职，上台终于发现“反革命”这个罪名不好，会伤及自身，于是修改宪法，在1999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除去了“反革命”的内容。
在中国使用“反革命罪”判刑超过四十年，1997年修订刑法，在清除“反革命罪”的同时，又增加了“煽动颠覆政权罪”代替“反革命罪”形成了新的恶法。
1949年后的恶法还有：
1967年1月13日出台的《公安六条》也属于恶法。公安六条即文革中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
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第四条首次提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21种人的黑名单（注3）这一法规性文件，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这是恶法，在这个恶法指导下，滥用群众专政，对21种人施行扑杀、酷刑、驱赶，1968年湖南道县（邵阳）发生一连串集体屠杀，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始于这一恶法。其有效性一直延伸到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行政法规形式正式确立了劳教制度，造成数百万人不经法院判决就被剥夺人身自由，该条法规也属恶法，至今未被废除。
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办法》造成民众人身自由权利被非法剥夺，2003年3月发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打死，许多媒体详细报道，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引发了反思和抨击，并发展为违宪审查机制的讨论。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在群情激愤之下有关当局终于废除了这个恶法。
五、扫除恶法是中国人21世纪的重要任务
恶法加害中国数十年，制造民众间的深重苦难，对此我们应该奋起声讨、谴责，把恶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现在遍布全国的维权活动，知识分子的呼号、论理，都在冲击恶法。
刘晓波在法庭判决后，对妻子刘霞说：“我希望因言治罪我是最后一个人”。刘晓波在极权统治下生活数十年。
1989年6月6日至1991年1月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关押七个月；
1996年9月被处“劳动教养”三年；
2009年12月25日被加“煽动颠覆政权罪”一审判处11年徒刑，他身受三部恶法之害，将来写中国“恶法”史，刘晓波案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典型案例。现在不屈不挠挺身挑战恶法，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精神实在可嘉，表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值得大家学习。
（注1：《徐显明恶法非法》徐显明为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注2：孙文广《呼唤自由》p243页，p245，p246该书由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
（注3：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2009年12月31日于山东大学电话：13655317356 0531－88365021
【孙文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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