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始于悲凉，因为必须面对一场被隔绝的、却又时时可以被感知的死亡。
这是种煎熬，对垂死之人和所有与之共命运的人来说都是。是的，我说的是刘晓波，一个正在死亡边缘、等待死亡降临的人，一个标志着这个时代的苦难与抗争的人，一个必将不朽，并会永远存活于历史和记忆中的人。
先说记忆吧。
我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过一段文学写作的经历，当时晓波对所谓“新时期文学”的批判性解读，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冲击。这种影响，既关乎于审美，也关乎于对写作价值本身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晓波首先是和我的文学记忆相关。
但是，于我印像最深的，却不是他那些厚重的长文，而是一篇后来几乎从不被人提及的短文。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文是刊于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某期《上海文论》杂志上的，题目叫做《娼优和牺牛》。在这篇短文里，晓波写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两种命运，要么为跻身庙堂而谄媚于权力，要么因独立与对抗而成为祭品。在读过那文后不久，晓波就在广场上宣示了他的选择。今天，令我感到锥心之痛的是积三十年的努力，他自己终究没能挣脱这个宿命，并且这种来自于历史的威胁，几乎覆盖住所有争取民主与自由的人身上。因此，和晓波相关的记忆更多的还是政治性的表达和勇敢的反对。
勇敢，这词语本身是闪光的。但这光照射出的其实是更多人的怯懦，包括我。在有意无意间，我似乎更乐意和他讨论文学以及吃喝，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是在有意识的想要回避某种风险。然而，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丝的怯懦，可以说中国近三十年的政治反对运动中，刘晓波只要没有被囚禁，大多时候他都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走在前面的人，总是在以最直接的方式冲击对方的底线。一寸自由一寸血，正是因为有晓波和如他那样的前行者的执着和无畏，即使高压不减，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非但没有被当局压制下去，反而前赴后继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并且在每一次挑战的进程中，民间的政治主张在不断的明晰与坚定，无惧于牢狱的人愈来愈多，这一切都注定了专制的历史必将终结。无可否认，晓波是这一种变化的重要的创造者之一，只是他个人为之承受的代价太大。
还是回到记忆里来说。由于晓波的行动常受限制，我又不大出门，所以一个居北京、一个住上海，我们来往并不密切，平时大多靠网络联系。我们起初用的是MSN，后来换成了Skype，通常是在半夜，他会通过网络呼我，然后闲聊几句，这就使得记忆中少有了面对面交流的印像。
现在还能借助记忆追溯的一次彻夜长谈，是在二○○七年天冷的时候，当时为了操办一个颁奖活动，我去了北京，住在他家附近的酒店里。晚上，晓波来找我，觉得这酒店不错，就决定把颁奖活动放在这里举行，为此我们还特地去实地看了酒店的会议室和餐厅，甚至研究了菜单，计划了一些细节。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晓波细致得近乎琐碎，全没有早年传说中的狂放。当时我就想，可能正是这种细致和周到，使他在具备号召力的同时，也具备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而这两种能力的兼具无疑是罕见的，所以晓波在政治反对阵营中能起领导作用，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记忆中那是一个寒夜，天快亮时晓波才回去，半路上又打电话过来问我，让我看下他戴的棒球帽是否忘在房间里了。我看了下，果然那帽子是被他丢到了沙发底下。我问他是否要回来取，他说他已经快到家了，然后嘿嘿一笑，结结巴巴地告诉我，他是走着走着感到头上冷了，才发现帽子丢了。那么，好吧，我知道接下来他要约饭局了。
是啊，饭局，为什么记忆中出现最多的场景都是饭局呢？可是，又有几场饭局不是在监控之下的呢？生活本身是美的，虽然这美是被禁锢的；相聚当然是快乐的，虽然随时可能失去自由；时代是黑暗的，虽然我们知道光总是要亮的。这就是晓波所在的历史，即使历史的荣耀归于他，但此刻却也是他在承受最残酷的打击。一念及此，又何以止得住心里的痛。
死亡比生命更辽阔，无边无际，一场没有返程的远行，每个人都会踏上这条路，并相逢。
二○一七年七月八日
【明报】2017.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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