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10月19日转引德国媒体报道：报道：法兰克福书展在“平静与乏味”中落幕
周日，本届法兰克福书展落下了帷幕。《日报》认为，本届书展十分平静，平静得令人感到乏味。
《日报》在文章中写道：“在法兰克福，我们一点了解不到一个正常的、活跃的、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中国。书展展现了两个极端：一面是官方的中国，另一面是异议人士的观点。而对有关中国多数人职业和个人生活的题材，连尝试讨论一次的可能都没有。对犯罪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决斗，人们知道得很多，但书展忘记了中间的声音和中间的世界。在这场争执中，没有相互接近、没有和解、没有辩证法，没有形成第三方或第四方。
到过北京或上海的人都无法忽视这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巨大世界，这个世界遵循并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规则，而西方来客通常对此知之甚少。在这个庞大的世界，自信的西方人一下子感到自己很渺小。所以，对中国的冷漠也来自于西方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对待这个话题，我们不应谴责，而应作为问题来讨论，这样才能开辟新的通道。
法兰克福书展再次表明，如果把艺术从属于’文化交流’或者’为人权而斗争’，那么广义上就等于使它为外交服务，也就会一事无成，各种色彩的观众也会对此失去兴趣。“
《南德意志报》就法兰克福书展发表的署名文章也认为，分析当今中国时，不应只看到国内官方压制和国外异议人士反抗的两个极端。在这两者之间，有需要关注的广阔天地：
“在中国内部，并非没有批评性的讨论。周四的笔会活动结束后，伯尔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上，中国学者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标题下讨论他们的研究成果。例如，经济历史学家秦晖就谈到了他有关农民困境的作品，谈到党的干部夺走农民土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却无法获得在城市户口。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于建嵘的报告探索了动乱和所谓’自发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原因。
秦晖和于建嵘是中国大学中国家聘用的科学家，但他们调查报告的声调既尖锐又明确。秦把没有集会权的民主称为’不自由的伪民主’，于的报告激烈攻击肆无忌惮的腐败干部，对农民、工人和城市居民的愤怒表示理解。他说，这些人在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秦和于二人可以不受阻碍地从事研究，他们前往有关地区，进行采访，可以发表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只能在专业出版物上发表，研究领域之外的人看不到。于建嵘说：我可以研究一切问题，可以做报告，可以去哈佛大学，但普通的中国人对这些研究一无所知，媒体也不敢谈论这些调查研究的话题。“
●专访和分析
▲德国之声10月14日专访诗人杨炼：充满问号的中国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世界会发生碰撞。一方面，作为本届书展主宾国的中国带来了自己的作家队伍，这些作家都是事先按照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中国作家，华裔作家主动来到会场。对于他们的到来，中国官方并不感到高兴。比如中国知名诗人杨炼就是其中的一位。杨炼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官方排斥，如今生活在英国，不久前，杨炼在回国期间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采访。
杨炼随身带着自己的新作——一本杂文集。该书已被译成德语，是法兰克福书展上的参展图书之一。但它能否出现在中国展台的书架上，人们不得而知。尽管杨炼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恰恰是在自己的家乡，杨炼因其批判性，甚至是直白的政治诗作而受到有关当局的排斥。“我对诗歌创作有着最高的要求，也尝试着在创作过程中满足这些要求——但我的政治经历和流亡作家的经历是难以否认的，它们影响着我，自然会体现在我的创作之中。”
如今的杨炼已54岁。1955年，他在瑞士出生，父亲是中国的一位外交官。当一家人返回中国后，杨炼上山下乡，接受农民教育。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毛泽东时代，这种做法非常普遍。所有知识分子都受到歧视。在农村生活结束后，杨炼参加了一本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开始创作诗歌。当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时，杨炼正在新西兰。他决定放弃中国国籍，“我断然决定加入新西兰国籍。在天安门血案发生后，我不愿继续作为中国体制内的一员。我不愿做中国公民。”
直到今天，杨炼依旧坚持自己的这一立场，“我喜欢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不无讽刺的是，中文已成为我陌生的母语。”
如今，杨炼在伦敦生活和工作。直到今天，杨炼有关谴责天安门广场血案的诗作在中国受到禁止，其网页也被封闭。尽管如此，杨炼经常回国。一是因为年迈的父亲尚在，杨炼希望尽可能多地陪伴父亲；另外，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令杨炼感到非常着迷。在经济政策放宽，艺术界繁荣发展的同时，中国官方却对文学创作依旧实行严格的审查措施，“中国自身存在着很多矛盾。中国是一个有许多问号的国度。所有的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那里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很多力量，对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影响。中国象一只船，政府是舵手，试图驾船航行，不让它倾覆，但船却一再受到波浪的冲击，在波浪中起伏不定。”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如果中国官方代表团遇上异议作家的话，也会掀起轩然大波。比如杨炼就是其中的一位。对此杨炼已有心理准备。他希望，歧见不应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对中国感兴趣，在书展期间为人们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让作家畅所欲言，交流自己对文学、对创作手法和对世界的看法。已在国外生活了20多年的杨炼深知，被打入另册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在中国生活，就会有人叫我们地下诗人。生活在国外，又会被人称为流亡作家。人们已给文学家戴了一顶帽子。今天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是流亡作家。一定不错。书就不必看了，政治正确是最重要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诗作的真正意义会因此而丧失。”
▲德国之声10月15日专访：书展专访台湾作家龙应台
10月13日晚，2009年度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正式开幕。今年的书展主宾国是中国。此前因一些中国异议作家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相关活动受阻，使得中国方面及书展主办方受到德语媒体普遍批评。默克尔总理在书展开幕式致词中强调了文学创作要保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则表示，国与国之间不应该用“教诲”的方式，而是对话和交流来进行交往和了解。刚出版《1949大江大海》的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书展开幕式后接受了德国之声专访。
德国之声：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请您先谈一谈对刚刚代表发言的感受。
龙应台：你看得出来，今天所有的德国讲者都是有备而来。有一个背景，是因为之前法兰克福书展已经出现言论自由的问题，还有有些作家被拒绝在外的整个事件。很明显，今天代表德国所发言的几位，在前面事件的阴影之下，一定要交代一下不可。刚刚出版协会的主席讲得非常好。他相当深刻地讲到言论自由对文化的发展，对国家整体国力的发展占怎样核心的地位。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默克尔总理自己。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别的德国人还可以比较抽象地讲言论自由对于思想自由以及创作自由是多么重要，但默克尔总理本身是从东德共产党制度之下长大的人。整个的集权制度，以及当时如何为集权制度辩护，这些她都走过。她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在讲，所以我觉得她的发言十分关键和重要。她也不喊高调，她只是讲到，记得以前在东德制度下生活是多么渴望西方的朋友寄书给她。完全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在讲，我觉得特别动人。
今天几位中方讲话的人中，我其实期待莫言可以在被允许的状况之下还能够讲出非常精辟的东西来。因为莫言的讲话是非常棒的，在朋友聚会时都很期待他讲话，而且他非常幽默，也非常的深入。今天我倒是觉得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自己最精辟最深刻的那一面。铁凝，我是第一次听她讲话，我比较惊讶，非常的官方，不管是内容还是语言表现的方法。不管怎样，她是个作家，即使是作协主席，我都以为她会讲出内容更深刻的东西，所以今天铁凝的说话让我觉得有点惊讶。
德国之声：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中国作09年的主宾国。毕竟中国还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中国作为主宾国，吸引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吸引全世界的关注，那您觉得中方在之前有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压力？
龙应台：我认为，中国过去这十年来，已经在国际和外交的事务上变得比较纯熟了，不是蒙着来的。我也相信他们知道今天的开幕大典上会有这样一个场面。前面地主国的每一个人都在谈思想自由的问题，所以当习近平出来之前，我心里其实在期待，他要怎样回应这个问题。他确实也回应了，可是他的回应基本上就是说，中国的国情是不同的，中国人权的概念是不同的，那这个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悲伤的是，中国很鲜明地有一个大国崛起的姿态，13亿的大国，但是在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场面，书展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言论的自由到极致的展览，就是每一个国家在展览给你看，因为我们国家的创意自由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的创作就灿烂到什么程度。我今天心里比较难受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中国是我的母国，你看得出，今天在中国出来讲话的那一面都非常的闷、非常的放不开来、非常的压抑。这么大的国家，这样的压抑，我觉得今天有点难受。就是说，你也可以面对面的碰撞，如果国情不同，因而对于言论自由都有不同的说法，那你说出来吧！你好好说吧！当前面的地主国的每一个人都那么重地讲这件事，然后你轻飘飘地飘过去，让人难受。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在谈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者民主这种话题的时候，爱说自己有特别的国情或者是文化根源。从文化渊源而言，台湾与中国大陆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怎么解释台湾可以成功地施行民主制度呢？
龙应台：台湾其实有点像默克尔自己从东德那个制度中长出来的，凡是走过集权体制的人其实对于自由有更深刻的体认。作为台湾人，我们也曾经在那样的体制中生活过。在我这个年代的台湾人长大的过程中，听到的永远都是说，国情不同。这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为自己辩护的说法。所以台湾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说，不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借口，说中国的传统的土壤文化是这样的，因此自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台湾的民主或自由是没有问题的，它问题多得不得了，跌跌撞撞而且犯很多错误。但跌跌撞撞，都是必要的过程。
德国之声：我想谈一下您最近的作品《大江大海1949》。您还要求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60年国庆庆典上道歉或表态。他没有道歉，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您的这本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了。
龙应台：当初那个报道其实是错的，我并不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政6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应当道歉。我其实说的是，中国在庆祝60周年的同时，两边的领导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不只是庆功，也同时可以对“万骨枯”，就是对于60年前巨大的内战的灾难中，对那时所牺牲的人民有一个哀悼，主要是讲这个。两边包括马英九和胡锦涛，都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对那些内战时牺牲的人说一声对不起。内战其实比前面的抗战可能还更残酷。
我自己的书，其实并没有被禁，因为简体字版还没有出现，书要出现的时候才能被禁。只是在台湾和大陆版出现了后，在网络上禁止被报道和谈论，很多网页都被删除了。我也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是因为十月一日国庆的庆典。现在十一国庆已经过了，我希望《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可以很快地出现。
德国之声：刚才几位发言的人，包括默克尔总理也讲，书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但书也是商业的产物，尤其是电子书籍的出现。那么一个作家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描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其实也要考虑到商业这方面，就是说，如果我的书如果写了卖不出去或者是不能被出版，那我作为职业作家的生计怎么办？您觉得，怎么能够在如今这种商业化的世界或气氛中还能够保持作家的独立性？
龙应台：其实我倒是觉得商业和好的文学作品，不见得一定是矛盾的东西。我一点都不会瞧不起某些畅销的小说，因为你要写出真正畅销的小说还不容易。并不是说，好的文学就一定不畅销，畅销的文学就一定不好。另外，文学本来就是商业，文化本身也是产业。一个完整的社会，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里，我觉得各种作家都存在。有些作家知道怎样掌握市场。如果有本事写畅销小说，没有理由要求他不要为了市场而写，一定要为理想而写。如果写得好，为什么不可以为市场而写？另外有一些作家不太在乎市场，主要把文学当作，怎么样用他的文字和文字的艺术把他心里所想的、所追求的东西最精粹地表达出来。是这一类型的作家，那他就去追寻，就不太在乎市场。有时候会有一种结合，作家用他最精粹的语言表达他最深刻的思想以及最微妙的情感。当这个东西出来又畅销，当然是最好的。否则的话，我不觉得应该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商业是不好的，或者畅销一定是坏的，作家要维持理想的话就会不独立，不见得。
德国之声：最新的年轻一代的所谓80后，甚至现在出现90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涉及政治的地方很少，当然跟他们的年龄可能有关。我有一个德国同事，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现在我想转问您：这能不能证明中国几十年来的这种新闻管制，没有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管制初见成效了呢？
龙应台：这是有的。我看到的是一个钟摆，往另外一个方向，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也就是说，当国家对你非常压迫的时候，新闻管制非常严重的时候，你渴望自由。这个时候你所渴望的自由，是想尽办法去摆脱这个国家对你的控制。这个时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其实就变成一种虚无。就是说，你对于谈社会责任或者谈使命感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丢脸的事情、绝对不流行的事情。你会往那个方向走，会发展到一个程度，谈国家是最糟糕的事情，国家是最不值得一谈的东西，或者社会责任是最低级的东西，会往另外一个极端走。但其实这是一个钟摆的不是最健康的摆法。如果说这个社会里的比例就是不去思考社会责任，把使命感这种观念变成一个很脏的字眼，那么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是没有愿景的，是没有方向的。事实上，它会引向另外一种灾难跟极端。因为一个社会健康的发展，一定是有某一个比例的人，总是看得远一点，对社会总是觉得有责任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社会责任感，可是社会里要有一个方向，总有人决定这个社会的方向。如果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
德国之声：龙女士，您也是作为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的嘉宾参加活动，您对今年由中国作为主宾国的国际书展有什么期望或展望？
龙应台：我其实蛮高兴，中国作为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因为中国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社会里，本身不是一块铁板。里面有非常保守的力量，也有非常希望突破、而且有非常大的对于创意的能量的追求。同时存在各种矛盾的力量，彼此在一种博弈的状态里。像德国的书展把它当成主题国的时候，是给了中国整体社会更大的、跟国际进行第一手接触的机会。这种机会越多，视野和胸怀就会越宽广，那种狭窄的人的声音在社会里面相对会慢慢变少。对于中国能够参与法兰克福书展这样的活动，我是觉得参加得越多越好。而且国际社会除了给中国种种道德压力之外也可以给它很多的鼓励。
▲独立中文笔会网站10月15日报道：廖亦武：答巴西《环球日报》记者提问
作者：廖亦武等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点击数：79 更新时间：2009-10-15
1. You have not been allow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go to the Frankurt Book Fair. What exactly happened？Were you given any explanation or justification？
请说明你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地方公安不许你出境的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他们如何向你解释他们的决定？
答：近两个月，我曾3次与管理我的警察谈判，强调这是一次商业和文化活动，可他们仍然明确表态，我不能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以及相关活动。本地警方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因为我的名字还没有从一张很老很老的名单上拿下来。并且我的近期作品也不符合他们的胃口，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LYW：These past 2 months I’ve negotiated with the police administering me 3 times，emphasizing that this is a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y，yet they still emphatically state that I cannot go to Germany to attend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and associated activities. The local police say this is a decision made above them，because my name has not yet been taken off a very old list. Moreover，my recent literary work does not suit their tastes and damages the image of a socialist nation.
2.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are fordbidden to leave China. How many times has it happened？Have you ever been abroad？Is the man who arrested you in 1989 still working in the Customs of your province？
这已不是你初次被禁止离开中国了。同类事件发生过多少次？你出过国吗？1989年逮捕你的人是不是至今仍在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局工作？
答：我曾经9次申请护照，被拒；第10次，成功了，但没有警方特许，还不能出国。这次是第12次被拒出境。20年前逮捕我的专案组中的书记员，叫卓树民，眼下是出入境管理局的科长，我每次与他打交道，都有屈辱感，我们的关系还是警察与囚犯的关系。
LYW：I’ve applied for and been refused a passport 9 times；I was successful the 10th time，but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from the police I cannot leave the country. This is the 12th time I’ve not been allowed to leave the country. Zhuo Shu-min，the secretary of the special case squad that arrested me 20 years ago，is at this time the head of the Border Exit-Entry Department，and every time I deal with him，I feel humiliated，as our relationship is still that of policeman and prisoner.
3.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is another step for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trying to show a new image of itself to the world. But，as it happened during the Olympics last year，the event ends up exposing many of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it is a country that wants to open itself to the world，but it won’t let a writer go abroa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do you believe they can be solved？
中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是为了进一步向全世界显示自己的新形象。但与去年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情况一样，整个事件反而暴露出当代中国的诸多矛盾：中国是想向世界展示自己，但却不让一个作家出国。你如何认识这些矛盾，你认为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答：中国有句成语：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共产党是这样，共产党圈养的那些去法兰克福露脸的作家们也这样。这就是铁蹄下的中国国情。不幸的是，这个党太有钱了，许多西方人看在钱的份上，也加入了“文化奥运”的合唱。这些矛盾，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中国人在这些矛盾中，只会变得更加无耻。
LYW：There is a saying in China：Be a prostitute，and attempt to establish a good reput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is like this，and the authors who were rai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are appearing in Frankfurt are also like this. This is the state of China under the iron hooves [of the CCP]. The unfortunate thing is this Party has too much money and so many westerners are impressed by money，in addition to taking part in the chorus of“cultural Olympics”。These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resolved in the short-term. Amid these contradictions，people of China can only become more shameless.
4. With all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with freedom of speech yet to be solved，is it correct to honor China in the Book Fair？
在这些矛盾和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尚待解决的情况下，在书展上赞誉中国，这是正确的吗？
答：商人赞誉中国，可以理解，他们想掏腰包；政客赞誉中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常常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西方的记者和作家如果不想集体堕落，就不能赞誉中国。
LYW：It’s understandable that business men and women praise China，they want pick [China’s] pocket；It’s understandable that politicians praise China，as they frequently speak blind words while their eyes are open. But if the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of the West do not want to degenerate collectively，they cannot praise China.
5. You write about common people，about peasants and workers and vagabonds. Why do you think your work is so threatening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你写的是普通人，是农民、工人、流浪汉，请谈一谈为什么你的作品会对中共当局造成如此的威胁？
答：我的作品妨碍了他们对老百姓洗脑。我是个体见证者，而他们要么是记忆伪造者，要么是遗忘症患者。可怕的是，众多中国文化人由于得了他们的好处，主动参加了这场辉煌的伪造或遗忘游戏。比如张艺谋，率众导演了北京奥运，比如陈凯歌，率众制作了《建国大业》，比如莫言，极端民族主义的种子选手。在这场持久的角力中，我和我的地下文学同道们，处于劣势。
LYW：My works hinder their brainwashing of the common people. I’m an individual witness，and they’re falsifiers of memory or amnesiacs. What’s frightening is that as a result of gaining benefits from them [CCP]，the great majority of those who work in culture in China participate in this game of falsification and amnesia of their own initiative. For example，Zhang Yi-mou was the director-in-chief of the Beijing Olympics，Chen Kai-ge produced [the film]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and Mo Yan is a selected competitor in seeding extreme nationalism. In this enduring contest of strength，me and my fellow writers of underground literature are in a bad situation.
6. What are“People without a residential permit”（Hei-ren-hei-hu）andwhy are they called“the silent majority”in China？You consider yourself one of them：how has this condition influenced your life and your writing？
什么是“黑人黑户”？为什么他们被称为中国的“沉默的大多数”？你认为你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吗？这一处境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和你的作品？
答：黑人黑户，是指那些没有户口的人和家庭，也包括大量在城市里居无定所的打工仔。他们经常被查《暂住证》，被莫名其妙地带到派出所，被莫名其妙地遣送回原籍。比如我出狱后住在成都，我从小就生活在成都，可我的户口却在另一个城市涪陵，于是警察常常以此为理由，查户口，抄家，将我带走，命令我几个月就办一次《暂住证》。所以我也属于我作品中的一员。“沉默的大多数”也包括我自己。不过，最近我有发言权了，因为不能去德国，我被采访了几十次。
LYW：“People without a residential permit”refers to those people without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ithout residence permits，including all those workers in cities without fixed abodes. They are constantly checked for“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s”，are carted off police stations for unknown reasons，and are similarly returned to their places of residence/birth. For example，I lived in Chengdu after my release from prison and I’d lived in Chengdu since I was a child，but I was registered as a resident of Fu-ling，another city，so the police often use this as a reason to inspect my residence permit，search my home，take me into custody，and order me to get a“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within a couple of months. And so I am also one of the characters in my literary works. I am included among“the silent majority”。However，recently I’ve had the right to speak out…as a result of not being able to go to Germany；I’ve been interviewed dozens of times.
7. You have been jailed for years and subject to torture and confinement. ！And yet you say that prison has been one of your“teachers”in life. What has prison taught you？
你曾入狱多年，备受折磨与囚禁。你说监狱是你生活中的教师之一。监狱教给你了什么？
答：将中国政客和中国作家写过的历史扔进茅坑。从头开始，见证，见证，见证，然后才是文学。
LYW：Throw the history written by China’s politicians and writers into the latrine pit.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witness，witness，witness，then there’s literature.
8. You have often said that all your enemies are your teachers. Can your work teach something to the enemy too？
你常说你的敌人都是你的教师。那你的作品也教给你的敌人什么东西了没有？
答：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算教给了他们一点东西。人可能被监禁，思想和文化是不可能被监禁的。所以独立自由的写作比什么都重要。
LYW：It could be said that I’ve taught them a little something over this Frankfurt Book Fair. A person may be imprisoned，but thought and culture cannot be. So，independent and free writ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lse.
9. You were arrested for writing a poem about the massacre of Tiananmen. Did you take part in those protests？20 years later，how does China deal with the memories of those events？And how has the country changed in these 20 years regarding personal lberties and freedom of speech？
你因写作天安门大屠杀的诗歌而被捕。你是否也参加了那次抗议活动？20十年过去了，中国如何应对六四事件的记忆？20年来，这个国家在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有什么变化？
答：我早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不参加任何群众运动。但是那夜开枪了，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法控制我对杀人者的恐惧和愤怒。所以我写诗朗诵坐牢。活该。如今，看看他们怎么对待我，对待我的朋友刘晓波，对待大量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就知道他们怎么对待这段记忆了。
至于言论自由，因为互联网，因为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有些变化。
LYW：In my youth I was an anarchist，and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collective movement. But what choice did I have that night when guns started firing，I could not control my terror and hatred of those doing the killing. So I write a poem，recorded a reading，and went to prison. Deservedly so. Today，see how they treat me，how they treat my friend Liu Xiao-bo，how they treat most of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of June 4th，and you see how they treat this memory.
10. What would you say in Frankfurt if you had been allowed to go？
如果你被允许出席法兰克福书展，你会发表什么讲述？
答：我会吹箫和朗诵，还会扯开喉咙吼些中国民间的苦调子，这些土味十足的东西，都被绝大多数出席书展的官方作家强数倍。也许他们一见这么个野人来，就会集体退场，那没办法，我们同专制极其奴才的根本差异，是审美上的。
LYW：I would play the flute and recite poetry，and I would rip loose a few bitter folk songs of China. These richly locally-flavored things are better by far than anything produc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officially sanctioned writers appearing at the book fair. Possibly as soon as they’d see such a wild man [as me]，they’d collectively withdraw…but there’s nothing that can be done about that，our basic difference with the despots and their flunkies is in the area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德国之声10月15日专访：绿党欧洲议员谈书展与中国
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芭芭拉？罗赫比勒女士对书展主办方进行了批评。这位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的前任秘书长在接受德意志电台文化频道采访时批评说，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没有弄清楚，是在同谁进行对话。在邀请中国异议作家的问题上左右反复的做法很不明智。鉴于2008年奥运会的经验，书展主办方在事前就应当做好接受中方批评的准备。
记者：罗赫比勒女士，中国在此次法兰克福书展的主题是“传统与创新”，您对此怎么看？
罗赫比勒：首先，这个主题听上去很不错，但没有什么说服力。在中国存在一种侵犯人权的传统，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一社会弊端还缺乏创新。中国政府不说他们并没有侵犯人权，他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也邀请了联合国反酷刑特派专员，并声称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完全废除。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迈出坚定的步伐，真正解决问题。例如：关于死刑的问题，我们和国际社会建议中国放宽量刑尺度。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做了什么呢？2007年中国作出决定，他们将对死刑判决进行复核。这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并没有什么创新。
记者：您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究竟了解多少？容易获取信息吗？
罗赫比勒：其实获取信息的情况还不错。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维权人士，致力于维护自己以及他人的权利。在中国一直存在维护宗教自由的问题，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受到折磨与虐待。在一些西方企业的支持下，中国存在着严格的审查制度。中国人不能从互联网上获取所有信息，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去年奥运会期间以及奥运会前期，我们看到，虽然存在这些审查措施，人们仍然能够获取信息，并转化为政治诉求。
记者：最近“记者无疆界”也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数字长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不可摧。我们真的能够获得什么具体的信息吗？
罗赫比勒：是的，有很多可以获得信息的不同渠道。一些中国人在绕开限制这方面很有创造力，但是同时存在很高的风险。但信息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此。有时得到的信息不确切，例如：最新的有关死刑的确切数据就被当成是国家机密。但如果每年中国有数千人被处以死刑，这就已经能够说明所存在的弊病，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并不重要。
记者：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于尔根？博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应当评论中国，而是要同它对话。他反驳了针对书展主办方向主宾国卑躬屈膝的指责。您认为对话是正确的方法么？
罗赫比勒：我认为，寻求对话是正确的办法。只是我回想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的做法时，必须要说，他们似乎没有弄清楚对话伙伴究竟是谁。我认为，人们必须有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必须要事先明确，谁是主宾国，到底具体期望得到什么，我们能够允许什么程度的批评。但这不是总能够行得通，或者是想要回避冲突，我在这里就要提到去年的奥运会。当时我们看到，国际奥委会在交付奥运会主办权的时候，只是得到了“情况会得到改善”的模糊承诺，但是之后人权状况同样没能得到改善。因此我认为，先拒绝，再邀请，这是一种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必须从一开始就同中国政府进行关键的对话。
记者：您提到了法兰克福书展的讨论会，中国异议作家先是受到邀请，然后被拒绝，之后再度受邀出席。您作为欧洲议员，同中国的接触中有什么经验？
罗赫比勒：现在欧盟同中国之间正在进行对话，有不同的目标。例如，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包括：对抗气候变化、促进中国的人权、支持中国转变为开放社会等，这都是很好的着眼点。今年5月份在中欧峰会上达成了协定。这也同样是对话，但具备了能够衡量是否得到改善的标准。我们签署了关于清洁能源科学与技术的协定，这是积极的方面。但同时，如果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支持修建大坝，我们也必须要予以批评。
▲德国之声10月15日专访：中国异见作家们看书展
中国是本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围绕中国的活动有500多场。但是，在书展正式开幕后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官方的代表和所谓的中国异见作家各聚一处，相互之间缺少交流。在一场有关书籍能否推动社会变革的讨论会上，中国异见作家戴晴，旅居美国的作家贝岭，生活在德国的记者史明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记者与正在书展进行采访的苗子作了电话连线。
主持人：苗子，你好，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第一天进行了一场讨论会，关于中国文学是否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你能介绍一下这次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么？
苗子：这场讨论会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主持人是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达扬。讨论的最开始，达扬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诗人或文学是否可以代表社会良心。
美国和台湾的诗人贝岭表示，诗人并不需要天然地承担社会良心。但一方面，诗人也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而且诗人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因此对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的历史事件有非常快的反应。而且如果在文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的创作会比小说等等反应更快。另一方面，诗人和诗人的创作又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化色彩。
我们知道在书展之前的法兰克福讨论会发生过的一次风波，会上中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提出质疑，贝岭和当时的另一位异议作家戴晴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贝岭就明确地表示他只是发出他自己的声音、个人的声音，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要代表中国大部分人的意见。
主持人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今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而且中国今年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人数大概有千人以上，而且其中很多是作家和出版社的代表。这么庞大的代表团是否就能说明中国的文学是处于一个非常繁荣的状况？
异议作家戴晴就表示，人多不一定就能反映繁荣，因为我们要看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写的是什么作品，他们是否生活在民间，是否能够代表民众的声音，而且他们是否有过被当局监禁的经历。戴晴同时回顾了中国最近这二三十年文学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性的声音在发出。人们首次可以谈及爱情、亲情，以前这种关于感情的东西都是很少被提及的。
另外，到80年代后期，报告文学盛行。但是在六四之后，按照戴晴的话说，报告文学是全军覆没，她大概介绍了一下这样的发展历程。戴晴还表示，我们知道现在不管是商业化还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像《上海宝贝》等等这样的文学似乎繁盛过一段。但是她认为，这种繁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人们还是在等待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震撼灵魂的文字的出现。但是戴晴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她认为许多历史事实现在仍然没有被公开。如果我们要根据这些历史事实来有一些文学作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等待这些历史事实的公布，然后我们才能期待有真正这样震撼人的文学的出现。
主持人：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场讨论会围绕中国文学是否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答案是“是”，但是中国文学现在是还没有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人们正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苗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尤其在中国社会当代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商业化的趋势，还有当局的一些管制措施。参加讨论的代表也都表示，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面对的是高官厚禄，假如你按照当局的路线来写作。另一方面，如果你写一些批评性的文字，可能会受到打压。这样的话，作家本身如果真的想写一些这种文字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戴晴表示，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真正震撼灵魂的文学作品，尽管存在各种各样非常严酷的条件。她说，这些作品并不是没有出世，而是在抽屉里，在电脑里，在人们的心里。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已经在创造这样的作品，只不过他们一时没有发表出来，并不能说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就没有真正的这样能够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够震撼人的内心和灵魂的作品出现。
主持人：中国希望通过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的地位宣扬中国的文化，达到宣扬中国软实力的目的。这次讨论会的参加者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苗子：生活在德国的自由作家和记者史明就表示，尽管中国期望通过书展达到宣传中国的文化、增强中国的软实力这样的目的，但是实际上达到的效果可能与这种期待恰恰相反。因为从中国作为主宾国这次展示的文学来看，就可以看到，其实展出的许多作品，包括小说都非常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历史小说。在报告文学方面，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陈桂棣写的《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书并不是中国官方推出的作品。相反，比如说中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王兆山，德国媒体也有报道，他在汶川地震之后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江城子》。但是其中写道“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等等，可能大家也比较了解。像这样的诗作在中国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哗然。在德国媒体和西方媒体很难想象，这样的代表，或者说他曾经写过的这种诗作，能够起到宣传中国软实力和中国文化积极的作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7日报道：社会学家王蓉芬谈法兰克福书展
在本次《当今世界》节目中，我们请旅居德国的社会学博士王蓉芬女士谈法兰克福书展。王蓉芬说，德国舆论对中国被邀请做主宾国反响很大。本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塔-米勒表示，不应当让一个坚持独裁制度的国家做主宾国，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对于德国支持中国当主宾国的声音，王蓉芬说，这些人中有的要跟中国做生意，有的要翻译中国的书，有版权问题，还有汉学家担心自己如果反对，会被中国当局列入黑名单，不能去中国，意味自己的汉学职业死掉一半。
王蓉芬还说，德国笔会邀请的中国异见作家非常不受北京喜欢。大家都是中国人，却两头说不上话，成了“两个中国”。还有6厅里有个台湾大展台，中国展厅里又有一个“台湾”，这两个台湾也对不上。
王蓉芬还说，在本次法兰克福书展，一些中国大出版社的摊位很小，但孔子学院却占了一大片地方。孔子学院在德国无孔不入，宣传中国文化和“党的方针政策”，又象当年毛泽东拿钱搞世界革命那一套。
对于中国当局通过法兰克福书展大举进入世界文化舞台，王蓉芬说，突击翻译1000本书籍，副主席习近平把已经卸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的两本书送给德国总理，这样的做法显示中国在文化方面跟世界挂钩还差太远。
王蓉芬表示，德国人不担心中国当局向他们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为专制根本冲不垮西方的民主自由。但西方人对孔子却是尊重的，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孔子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几大支柱。
▲美国之音（VOA）10月18日报道：法兰克福书展落幕中国流亡作家谈印象
为期五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星期天落下帷幕。有关本届书展的主宾国中国的各种话题还在继续。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特意发表讲话，支持独立新闻媒体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幕式期间回忆往事的片段在流亡作家当中也激起共鸣。
*感叹新兴媒体冲击出版业*
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兼作家贝岭从书展现场接受采访时说，他10年前也曾到过法兰克福书展，相比之下，传统的出版业和印刷业今不如昔，受到因特网等新兴媒体的冲击非常明显。
贝岭不无感叹地说：“跟10年前我来参加书展相比，我觉得书的衰退很明显、出版业的衰退很明显；出版社也没有以前那么有钱，来宾也没有以前那么多。”
贝岭说，尽管出版业整体上的衰退很明显，但是由于人们对中国的广泛兴趣，这次书展还是受到各界相当的关注。
*据称新闻出版署下令零接触*
对这位流亡诗人和作家来说，未能和来自中国的同行随心交流，让他感到非常遗憾。
贝岭说：“据说中国新闻出版署的政策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跟我们这些人、所有的流亡作家、异议作家采取的是’零接触’的政策；不许在任何一个公共平台上跟他们一起对话、谈话。”
贝岭说，尽管如此，他在非正式场合碰到一些中国作家，大家彼此打个招呼、互致问候，时间不长，但是短短的接触也让这位流亡海外多年的作家和诗人心中感到温暖。
*米勒支持流亡作家*
这次书展期间，他所经历的难以忘怀的是和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女作家米勒的会面和交谈。
星期五下午，米勒来到大纪元时报摊位上对众多记者发表了讲话，并且还和贝岭交谈。
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公布，很多人、包括职业作家，都感到诧异，因为她的作品远远说不上是广为流传。贝岭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我对她的熟悉度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她得奖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就是对流亡文学、移民作家，描述在专制社会下人的那种不幸，那种敏感，这是我感觉到非常强烈的。”
贝岭讲述了对米勒的印象：“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娇小的女子，这让我非常吃惊；你感到这么娇小的一个女子，但是她身上可以产生那么巨大的文学能量、一个人用笔来对抗一个国家的那种力量，那是让我感觉非常强烈的。”
米勒告诉贝岭说，如果我得的这个奖能够对你们、对流亡作家有任何一点帮助，我也就觉得很欣慰了。
*默克尔讲话激起共鸣*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这次书展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特意提到了她年青时在东德的经历，说她那时候最为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在西德的亲戚能够把书寄到她在东德的家。
当时在现场听默克尔演讲的贝岭说：“她说很多家里人或者是朋友都希望拿到罐头、肉类这些平常在东德买不到的东西，但是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寄过来书，所以当她手上有书的时候，她觉得那是那个时候她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
彼得。伟德豪斯（Peter Weidhaas）曾经长期担任法兰克福书展的总监。星期天，他在书展现场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这次书展很值得，能够听到有来自各方的声音，有心人能够在书展期间了解到很多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的报道和评论
▲廖天琪：谁代表中国人？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里的插曲——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之一）
本周末在法兰克福举办的书展前期的暖身研讨会上，发生了预期的戏剧性事件。9月12日这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讨论会，德方举办单位邀请中国官方的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学者、教授，以及政府官员。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北京的作家戴晴。戴女士多年来就因反对三峡工程和维护环保和关注维权而受到来自体制内的压力。另外一位受邀的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人贝岭。然而在会前数天，中国政府得知有这两位“异议人士”参会，就向德方施压，表示“三类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异议作家、异议分子不能跟中国的代表们平起平坐。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德方不照办，事情就吹了。
笔者于周二跟北京的戴晴女士通电话，她让笔者跟德方项目负责人说明，她至今未收到正式邀请，因为德方邀请书（故意？）发到新闻出版总署去了，没有发给她个人，所以她无法去申请入德签证。笔者跟德方负责人多次联系后，明白了德方受到压力，其中有好几道坎儿，因而他们略施小计。好在德国笔会立即跟驻京的使馆沟通，戴晴女士很快得到签证并且直赴机场。一错再错的德方负责人竟然已经让汉莎航空公司将她的机票取消了，戴女士立即当场购买了新的机票，迳直飞抵法兰克福。于此同时，贝岭也从波士顿抵达。这些波折和幕后乾坤都被国际媒体追踪报道，德国书展的最高负责人博思先生被逼上梁山，只能在12日的研讨会上，将两位备受瞩目的“异议作家”安排在前面发言。
由于中国官方施压，干预德方东道主的事弄得满城风雨，这两天的会议热闹空前，而扮演主角的中国官方代表团也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作出了极为精彩的“退场”、“返场”的表演。首先在开幕词中，法兰克福市长基民党的罗特女士申明书展的精神在于言论自由，东道主邀请了客人，就不得没有担当，收到压力就收回请柬。她还赞扬戴晴和贝岭两位排除困难来参加会议。中国官方的代表脸色铁青，如坐针毯。使馆参赞赵彬和前大使梅兆荣在发言时都进行反击，认为德方对宾主国的中国代表不尊重。
当戴晴上台发言时，中国代表团的多数成员都站起来，退出会场。一时场面混乱，有点失控。戴晴和贝岭的发言其实都很温和，他们对“祖国”同行们的表现感到遗憾。于是在两位的发言完毕，以及德方的劝说和道歉（市长开幕词中的“倾向性”）之后，中国代表团又重返会场。梅兆荣这位外交官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外交形象，他不仅对戴晴的提问拒而不答，并且指出戴女士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不知道他说这样毫无意义的话的用意何在。异议分子在中国本来就因为没有生存的空间而少之又少，戴晴当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沉默大众，她代表的是一种追求言论和写作自由的勇气。
代表团的一位社科院的“学者”的发言，为自己的身份做了最好的注解。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听众对这位仁兄的学识没有受到多大的“教诲”，但是对于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地位却十分领教了。
这一场题目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的讨论会，本来是中国学者们表现一个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融合的良机，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人在两百年来的现代化的阵痛里的感受，他们的痛苦、失败、成功和骄傲。然而这么一批中共的官员和官方学者作家，就像大象踏进瓷器店一样，踩碎了人们美好的期待和希望。法兰克福书展的宗旨是弘扬思想、文化、出版、言论的自由，经过几年的磋商，终于下了决心邀请中国为宾主国，其用心良苦，人们以为这样做能促进提升中国的写作和出版自由，就像去年世运会在北京举行，西方以为能改善中国的人权，这不是缘木求鱼么？
书展的正式时间是10月14日至18日，届时德国笔会将和独立中文笔会每天举办一场有关文学和政治的对话，劳改基金会也将设有摊位，台湾、香港都有展馆，西藏人和维吾尔人也将展出他们的图书。不知道那时候宾主国的中国还会拿出怎样的手段来面对这些“异类”，我们且拭目以待。
▲廖天琪：还好歌德救了他们——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之二）
法兰克福第61届的书展于10月13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出版界和文学界人士对于在开幕式上的几位发言人的讲话都印象深刻。首先令人感到很新鲜的是，这里不讲究“排座次”，开幕式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的主席贺内菲尔德教授（G.Honnefelder），他举出有60年传统的书展，虽然经过第三帝国时期的摧残，但是“言论自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人权”的事实并未改变。他并提出书展前两位中国作家（戴晴、贝岭）一度被取消了邀请是很不应该的。这时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只有加起来约300多位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和工作人员面无表情，也无反应。
书展主席博斯在他的发言中强调言论和思想的自由。黑森州州长科赫竟然在发言中提到西藏，说跟拥有特殊的文化和语言的西藏进行交流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法兰克福女市长罗斯这次虽然不再刺激中国代表，但是也认为思想遨游、文字飞扬是人类骄傲的文化传统。
轮到中国的作家莫言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发言，他们都紧紧抱着德国文豪歌德不放，大做文章，莫言把曹雪芹跟歌德比，铁凝先从美丽的金秋谈起，夸奖德国是伟大的民族，说只有物质不够，人类还需要精神食粮，举了一些德国的作家的名字。到了副总理习近平时，他再度提了文豪歌德，说他自己代表中国政府和13亿中国人表示感谢能来参展。同时指出中国的出版业吸取外来的格局，目前是个发展开放、百花齐放的景观。中国人13亿人饭吃饱了，但是他们的文化权益也应当得到保障。
德国总理莫克尔女士是最后一个发言人，她先赞美两位女作家，获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和书商奖的卡特琳娜穆勒（Katrin Muellere），她认为虽然进入电子时代，但是书的地位不能被取代，一书在手，浮想联翩。她有点羞涩地说，以前她在当时的东德，往往要求西德的亲友不要只寄食品包裹给她，她也要求他们寄点东德买不到的书籍，这类口吐真情，道出自己“越界”的行为，出自一位国家最高元首，令人感到她的淳朴和寓意深远。
在爵士乐队的快节奏的音符中，开幕式落幕，中德两方的政府首长和文化人的发言，两相比较之下，十分令人回味。
▲廖天琪：3号馆与6号馆，“我们”与“你们”——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三）
今天书展正式开始，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书商和出版商分别在8个面积庞大的展馆中展出他们的出版物。从周二到周五只开放给出版专业的人士，到了周末，普通参观者才能进入。当然这个规则并不严格，很多爱书的读者也有办法进来，因为这为期五天的书展期间，有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演讲、座谈、论坛、讨论、表演，这些节目或是在各个出版社的摊位上举行，或是在室内或室外的特定舞台或平台上推出。
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今年有庞大的阵容，不仅派出了100多名“最著名”（莫言所言）的作家，并且出动几十家出版社，展出了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中国展馆设在6号馆底层，所占面积很大，展馆从西到东一共两溜的空间，一家家出版社挨个儿一字排开，书籍单调乏味地排在书架上，缺乏变化，没有像其他国家展台那样，在醒目的地方陈列一些能触动观者的情与思的照片和图画。巨大的空间浪费在打出大而无当、缺乏灵气的梅花的影像上。总体说来，中国展馆虽然光鲜，但是缺乏艺术品味和美感，人文气质和深度也付之厥如。满世界都赞美中国文化悠久，传统深厚，但是如果你想到中国馆去体会古老中国文化的底蕴，大概会若有所失。虽然似乎应当有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在场，但是参观者却很难碰上，也许他们都对德国大文豪歌德感兴趣，去参观他的故居去了，因此暂时缺席。
倒是台湾的展台占地不大，却布置得亮丽而温馨，一切都是敞开的，不分成小的间隔，同时几位抢眼的作家如龙应台、张大春、陈玉慧、杨照等都在场，跟参观者谈话，并由张大春当众挥毫表演书法。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也都围在这个展台，跟他们喜欢的作家谈天。
本届德国的媒体和公众界特别关心主宾国的正式代表之外的异议作家。戴晴可谓本次的风云人物。她在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第一场名为“文学与权力的关系”的座谈会上侃侃而谈，她说昨天中国副总理在开幕式上说，他代表13亿中国人来参加书展，但是她有个感觉，自己和很多体制外的作家不能被习近平先生所代表。而且所谓中国的出版业是“百花齐放”的景观也恕难认同，中国的书号被国家控制、审查制度严厉、很多作家的书没有办法出版，这可都是事实。
周勍说，在中国从事写作的人，被分成“我们”和“你们”，你如果属于官方的“我们”，那就春风得意，一路绿灯；要是属于对立面的“你们”，那轻则处处碰壁，重则有力虹、刘晓波的例子。马建说，我们在这3号馆小小一块地方座谈，挤得记者们和听众们拉长脖子、接肩摩踵，但是“他们”在6号馆，宽敞华丽，这个对比就说明了问题，国家大手笔拿出钱来宣传文化、文学，但是你只能听他要你听的。文学要“真”，不能“欺骗”，不能被“收买”。
德国笔会的秘书长维斯勒提出德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上经历了极权专制的灾难，对于国家权力特别警惕，不过有时候这也并不是“黑”与“白”这样可以简单区分的问题。大家都同意他的提法，认为灰色地带还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作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还能“伤痕”一番，但是如今许多“反思”和“恢复记忆”的工作都属于禁区。
有记者问到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情况，维斯勒提出德国政府还是作得不够，他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正面回答如何营救刘晓波。廖天琪说美国众议院于10月1日以421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决议案敦促政府，要求无罪释放刘晓波，此案将送至参议院讨论，并很可能于近期通过，届时奥巴马总统将被迫表态。美国议会的作法，德国议会可以借鉴。
除了这场讨论会外，今天还有五、六场跟中国议题有关的讨论会，不仅有中国官方代表，也有异议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参加，还有德国的汉学学者和居住在德国的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华人，节目琳琅满目，令人分身乏术。不论是直接参加讨论的人还是旁听的观众，真正感觉这是一个激荡脑力、触动思绪和情感的文化享宴。
▲廖天琪：文学与社会记忆——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之四）
“写作是寂寞的职业”，自从因特网和个人博克流行后，这句话就要打折扣了。至少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让很多作家飘飘然升上九重天，在数天展期内，他们是媒体众星拱月的宠儿、是掌声和溢美之词的聚焦。今天走过“蓝沙发”论坛时，上面坐着电视主持人正在和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奥斯特对谈，后者说：“虽然很多人反对让对民主观念跟我们不同的中国作为主宾国，但是跟他们展开对话和交流，是必须并且有益的。”笔者并不同意，苦于座谈会不接受提问。刚好这时看到电视二台的文化主播布鲁格先生站在场外聆听，于是走过去对他说，这样的国际文化活动积极助长了中国政府在民间的威风，如此对话只是跟官方代表打交道而已，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廖亦武被禁止出国参加书展。布先生先回答说，他知道廖的案例，德国报界有所报道，但是他依然认为书展不仅为中国政府提供了舞台，也同样为异议作家和知识分子造就了良好的表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他还提了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说完他就被请上台去继续下一轮的座谈。
布先生说得不错，这次书展的确为异议作家如戴晴和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周勍、马建、杨炼、贝岭等人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他们不仅表述自己的观点，也为一切国内不能出国的的同行们表达了心声、述说了国内写作人的精神和物质上遭遇的困境。将发自亲身体会和切肤之痛的经验娓娓道来，沉痛、深切而感人。
本次书展上的“明星”和“英雄”不是庞大的国家代表团里的那些拥有印刷精美的作品的专业作家，而是自费旅行、仆仆风尘从几大洲感过来的独立作家。他们没有固定“薪水”，完全靠自己的版税和获得的国际文学奖金赖以为生。在今天10月15日早上德国笔会和中文笔会的以“文学和社会记忆”为题的座谈会上，以口述历史为专长的周勍说了一个故事。“我跟一个农民谈天，问他三年大饥荒他们村是怎样的情况，他说，你指三年自然灾害吗，那是到1963结束的，不，其实是到1982年结束的，从这一年咱村里才能吃饱哩。”“那些年有水灾、旱涝或蝗灾吗？”“没有。”“那为什么说自然灾害？”“是上面叫说的呀。”一村村人死光，有些地方死绝了，还有什么记忆可保存？
马建说，他的《北京植物人》描写一个在六四中弹的青年人，十年被活埋在自己的肉躯里，一旦醒来，发觉原来政治化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商业广场，他自己没有当活死人，而是别人如今都成了行尸走肉了。马建的话如同震耳欲聋的钟撞，几十个围绕着座谈会的听众刹那之间，呆呆站立，没有反应过来，沉默，沉痛。
戴晴说，中国政府把代表暴力、谎言、扭曲事实的五十年代的“收租院”故事的雕塑竟然搬到了书展来，这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骗了她的纯真，从17岁到30岁之间，她自己“出身成分”好，所以信任共产党，甚至赤胆忠心愿意缩短自己的生命来延长毛主席的寿数，直到有一天顿悟，幻想破灭。
人权活动家吴弘达提出《黑色文库》这个海外出版的政治犯系列，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政权受害者的个人记忆，这是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他也讲了一个五十年代中期的故事，那一年有那么几天，全国几亿人停产停工，只干一件事：“打麻雀”，除害虫。当时有个同学问：“我们国家干净了，但是如果有麻雀从缅甸飞进来怎么办？”结果此人为此被打成右派，发放劳改。
德国的社会学家克尔特教授作了很好的比喻，专制政府认为人的脑子像海绵，可以经过挤压，把里面的水分拧干，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哪怕再短暂时期内，因为某些原因，不允许有集体记忆，但是个人记忆也还是存在的。德国因为有纳粹和东德极权的经验，对于这个议题有特殊的认识和感受。
德国笔会的史明先生作为主持人兼翻译，从容地主导讨论，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触及到问题的深度和跨学科的广度。社会记忆是什么？6号馆中国官方的巨大展馆里面，有没有一本关于“六四”的书？关于反右或是关于文革的书？社会记忆只是民间和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吗？是有良心的个人或小部分有偏执狂的癖好吗？克尔特教授认为这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润滑剂，缺了它文明的跨越是不可能的。
马建、贝岭、杨炼、周勍和戴晴这几天都在赶场，参加新闻发布会和专题研讨。周勍下午跟伊朗作家和德国作家的对谈会上，被观众轮番提问，回答关于刘晓波、力虹状况和中国出版业的情况，一时讨论气氛热烈，欲罢不能。
下午有一个高潮节目，诺贝尔文学奖本届得主，原籍罗马尼亚，但是移民后长期居住德国，并以德语写作的赫塔穆勒女士，应法轮功机关报大纪元时报的邀请，出席他们的展台，并应答问题。穆勒女士本人经历了专制制度的压制，她的小说也多以此为题材，有一本是关于“劳改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她对中国官方压制自由写作并打压异见和宗教分子进行了批评，并对一切受国家权力压迫的人表示同情和道义声援，这就是为什么她出现在大纪元展台上的原因。
▲廖天琪：韦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误解？——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五）
德国笔会理事会里有一位中国籍的理事史明先生，他负责这次书展期间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合作项目。在书展之前，他就跟张裕和廖天琪联系接洽合作事宜，并一同设计了几场很能吸引人的讨论会。德国笔会这次倾力相助独立笔会，租了一个宽约六米的展位，摊位上挂着视频，全程播放独立中文笔会制作的笔会简介光碟、印制了印有刘晓波头像的书包，免费赠送参观者，还有许多介绍笔会狱中作家的资料传单。当我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持时，得到的是谦逊的回答：“这是我们能够为中国大陆的写作同事们所能尽到的最起码的心意”，很令人感动。
10月16日今天这场讨论会的主题是“韦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德式误解”。参加讨论的是韦伯专家王容芬博士和汉学家施密特格林策教授（H. Schmidt-Glintzer）以及德国笔会会长斯塔色先生（J. Strasser）。史明以优雅流畅的德语担任主持人。他首先宣布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李建红（小乔）于昨日由瑞典返回中国，途经香港时，被扣留在海关，并且并告知必须于17日之前离开香港。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迫害作家的例子。在场的记者们作了记录，因为这些天来，他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几位异议作家大胆的批评言论会给自己造成如何的的后果。
提出基督教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端并兴盛的坚固基石的韦伯，曾经指出儒教、道教盛行的中国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王容芬一上来就否定了这一点，她举出了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受儒教影响的地区，照样资本主义发达。施密特教授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适合中国，韦伯的理论是在战争阴影下的产物，他认为自由应当有限度，否则会失控。中国政府就是用宪法来约束这种危险。他还说中国人民有宗教自由，全国各地许多教会，只要能在宗教局登记注册，人们就能去教会，而教会信众很多，其中不乏有钱人。这位教授代表的是西方社会里的“抬轿”典型，专门为中国官方捧场，以稳固自己进出中国享有特权的地位。他们向德国社会传达的是片面和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信息。斯塔色先生身上有着欧洲六八世代“造反学生”的烙印，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韦伯的理论是否能够适用，哪怕是借鉴，都不愿下任何定论。他说西方花了两百年才步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如今要在二十年内成就这种转换，如何让人来做固定的评价？的确，当前中国曼彻斯特式的资本主义令所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失算。
中国官方主办的多是由代表团成员所参与的纯文学性的讲座或朗读，如莫言、苏童、陈染、绵绵、铁凝、安妮宝贝、阿来、东西、余华、徐则臣、李洱、刘震云等。而在其他德方组织的会场上，则有平行的十数场、内容丰富、变化多端，涉及中国经济、文学、社会领域的讨论会。总之，节目繁多，参观者疲于奔命，笔者挂一漏万，在此只能点到为止。
▲廖天琪：身陷围城兼危城的中国作家——法兰克福书展系列（六）
今天10月17日是书展对普通参观者开放的日子，一大早几个大展馆就挤得水泄不通。昨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独立中文笔会、国际笔会理事诗人杨炼有一场关于作家的社会功能和义务的精彩对话，许多人还津津乐道。今晨周勍的关于中国新闻出版行业内幕的演讲，虽然场地小，但还是吸引了不少听众。书号的买卖让中国出版界充满了非法性和诡吊，这种情况在别的地区和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利用人潮汹涌的契机，几位人权、民运机构的人士费、潘、钱、彭、小高、小何、小李几位先生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举着“释放狱中作家”“廖亦武应享有出国权”“释放杨天水”“释放刘晓波”“孙宝强系狱廿年”等牌子穿插游走于各个展馆，受到不同的“礼遇”。在主宾过所在的6号馆，是别过身子、冷淡的同胞们和对我们谩骂的愤青，在其他的展馆中，我们却受到掌声和鼓励，有观众让路、拍照、录像或过来跟我们攀谈或打气。
由于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李剑虹（小乔）目前情况下落还不明朗，似乎尚滞留在中港边界，明天预定的一场专门谈论独立中文笔会的座谈会上，廖天琪和戴晴将会把大陆会员的生存和写作困境介绍给听众，有些勇敢的会员只是行使了自己言论自由和写作的权利，就不断受到骚扰、恐吓，中国就像个围城，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围城也是危城，信息发达的时代，政府还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来进行思想和资讯的禁锢，不仅是与民为敌，也是与自己党的利益和国家的稳定为敌。
61届的法兰克福书展10月18日闭幕，这是一场跨越地域、语言和文化界线的精神盛宴，让自由的思想、神奇的文字语言和奔腾飞跃的想象力互相冲撞、激励，结出丰硕的智慧果实。由于因缘际会，独立中文笔会这次积极参与了这个国际文化节，将大陆独立作家的心声传达到西方的公众界，“刘晓波”、“零八宪章”、“系狱作家”、“审查制度”对西方人都不再是陌生的概念。中国民间和独立知识分子的勇气赢得了外界的赞赏，为写作而付出自由代价的作家重新拾回了这个民族所失去的尊严。我们感谢他们的牺牲，也将继续为争取他们的自由而努力。
【民主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20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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