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大学潮是一次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它虽以“六四”大屠杀而告结束，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却永放光芒！由于中共专制政权血腥的暴力镇压和无耻的谎言欺骗，人们对许多事情的真相不得而知，如“六四”死亡者和伤残者的确切数字及名单，只身阻拦坦克车队的勇士王维林的身世及其下落，全国因“六四”而遭关押监禁的人员统计，等等，现在仍然还是不解之谜。至于当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生在天安门城楼的“污损毛泽东画像”事件，虽有种种诽谤和谣言，造成了人们认识与理解上的困难和疑惑，但由于有海外媒体卢四清，唐伯桥，陈少文，周勇军，封从德等人的帮助和努力，事件的真相终于浮出了水面！
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在这里我要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荣誉乃是人的第一生命，我们的姓氏曾经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由有意者的诽谤和无意者的谣言所加的灰尘，但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虽然“有益者的诽谤”外面罩有国家法律的名义，但强权岂能代表真理，专制只能驯服奴才和懦夫！出于这一目的，下面我就外界对“五·二三”事件还不很清楚的几个地方，作一个较为简单扼要的说明。
一，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余志坚，喻东岳和鲁德成！我之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最早关于我们的报导，存在当事人中有“湖南浏阳官渡中学裕鸣飞”的说法。其实，“裕鸣飞”应为“余鸣飞”，那是我一九八四年从湘潭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用的名字，而我的户口名字是“余志坚”。因此，不存在还有一个“第四者”！当时媒体记者口头采访，我当然说我叫“余鸣飞”，就像喻东岳和鲁德成叫我“余鸣飞”一样，只是到了法庭上，“余鸣飞”才成了“余志坚”。
应该提到的是：五月十六日深夜，我曾召集七位朋友在浏阳日报社编辑部商讨进京事宜，而凌晨三点和我们一同赶赴北京的，还有另外的两名浏阳籍同乡，一位叫李金，另一位叫孔仲生，前者是机械厂工人，后者是浏阳一中老师，他们两人在天安门广场和我们散失了，而“六四‘回家后也都受到了审查和行政处分。此外，我们在长沙火车站还与四十多名湖南师大，长沙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一起组成了声援北京学潮的”湖南请愿分团“，我并一一记下了他们的姓名，而在到达天安门广场不久，他们也就散开了。我的那份名单以及一篇演说稿连同喻东岳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都成了我们从事”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呈堂证供。
最后更正一下，海外媒体上我们三人拍于湖南省衡阳监狱的合照中，居中的高个子是我，带眼镜的是喻东岳，另一位则是鲁德成。我想，这也有助于“五·二三”事件的目击者来校正自己的记忆。
二，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记住了我们张贴在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两幅大型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我们的行动意在唤醒民众，必须重新评价毛泽东，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从而最终实现宪政民主制度。
我们一直认为，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完全是专制的象征，它的存在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和嘲弄。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太大了，太多了，完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思想是人类一切自由思想的死敌，他的幽灵依然在神州大地肆虐无忌！
在此，请允许我郑重提议：将天安门广场的那座棺材建筑中的“木乃伊”迁走！将其改造为“中国文革博物馆”！陈列相关历史文物，让中华民族之每一分子咸来反省和忏悔，以此警示国民，告诫子孙，勿忘“文革”国耻！不再重蹈覆辙！
三，关于“五·二三”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几种说法，即当日下午“一时许”，“二时许”，“三时许”几种，虽说无关重要，但如有人要确切知道的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的鸡蛋砸向毛像的时间，是下午二时二十分左右。这个时间的误差不会超出五分钟！因为当我们从中山公园左拐走向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看了时间，是“两点过五分”。
在我写作短文《怀念喻东岳》，写到我们五月二十二日彻夜的讨论时，突然袭来一阵揪心的痛，再也难以行文下去，只得以“时间过去了一十六年”就结尾了。为什么我不愿意提到五月二十三日的细节呢？还是让我勇敢些吧。
我们在上午九点钟的时候，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面做实地考察，城楼上有武警值班，毛像也很高，很牢，实在难得弄呢！我们只得放弃取消毛像或者架楼梯油漆毛像的办法，改为用鸡蛋填充颜料投掷毛像的方案。
雨后的广场，毛像被污遮蔽后军人举行降旗仪式。（网络图片）
十点到十一点，我们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免费购置了油画颜料，宣纸和墨水，毛笔，糨糊，又到了一家邮局，我们都给家里写了有点“遗言”味道的信，喻东岳则狂草了十多封给朋友们的信，每篇都是“我要学唐吉柯德去大战风车”，“我不是荆轲，毛泽东却甚过秦始皇”之类的话，前后也就半个小时，真佩服了他。大约十二点，我们回到了广场，在一个煎饼摊前填饱了肚子，又买了整整二十个生鸡蛋，在中山公园门前席地而坐，装起颜料来。弄好的鸡蛋和写好的横幅都放在地上，喻东岳的相机又卡嚓卡嚓地响起来，我们三人还合了影。之后，我们终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我们选择的道路。
天安门城楼下人来人往，按照事先的分工，我负责拦住主门洞进出的人流，我伸展双臂站在那儿大声反覆呼喊：“我们是湖南请愿分团的，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请大家配合一下！”与此同时，喻东岳鲁德成两人也张贴好了那两幅横幅，开始向毛像投掷鸡蛋！事情进行得很快，不会超过十分钟。周围的人群一时都傻了，直到喻鲁两人扔完了最后一枚鸡蛋，人群才炸开了锅，广场学生纠察队立即就过来了，并把我们带到了广场指挥部所在的纪念碑。
顺便说一下，当天下午的三点半样子，北京附近确实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就有了中国特有的专制文化的“杰作”，说：毛泽东显灵了，他老人家可不是凡人哪！对这种说法，我除了感到悲哀，还是感到悲哀，但也只能置之一笑。其实，春夏之交的北京气温总是忽冷忽热，那天的气温更是闷热，下雨自是早晚的事。
四，关于“我们对学生领袖的态度”的问题
正如众所周知的情形，我们三人后来是被“高自联”广场指挥部交给中共公安部门的。虽说我们早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时的经历确实给我们的心理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尤其是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遭遇着多方面的质疑和诘难。中共“公安”们的幸灾乐祸和讽刺挖苦且不提，来自亲友的种种说法却不能不令我们倍感伤心和痛苦！比如说，“学潮只是反官倒反腐败，谁叫你们去反毛泽东呢”，“你们说你们支持学潮，可学生为什么要抓你们呢”，“即使六四平了反，你们也不会平反的”，等等。
然而，我约约的提及我们所受的精神磨难，决不是向当年的学生领袖们兴师问罪。恰恰相反，正如鲁德成在泰国曼古发表声明所说的一样，“学运领导者对我们的处理并没有错误，有的只是误会而已”。也许有人会把我们的声明当做“违心的话”，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也只是猜测罢了。为什么我们要发表这个声明呢？或者说，这个声明的根据是什么呢？下面我就分几点来谈谈这个问题。
被外界誉为“天安门三君子”：左起：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
（1）常言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跟我们过不去的是中共，是阴魂不散的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思想！如果假定“革命”一词的正义性，我们是被“反革命”的中共对真正的革命者冠以了“反革命”的称谓，就像学潮被冠以“反革命动乱”的称谓一样。从这个意义而言，“六四”运动是一场民主革命运动，“六四”的参与者都是革命者，因为运动的指向必定是“反革命”的中共专制制度！
（2）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我们三人被带到纪念碑后，“高自联”广场指挥部并没有企图封住我们的口，相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场中外记者会和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这就使得我们有机会在世界媒体面前，表明我们的身份，重申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一再声明我们的行动与学生无关，虽然这是“高自联”的要求，但也是我们想要表白的愿望。记得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说过：“当天看中央电视台陈铎采访你们时，你一副侃侃而谈，大义凛然的样子，还真佩服你们！”我的印象中还有一件小事，有一位明显与“高自联”关系密切的女士曾与我单独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位学生，她告诉我事态已经紧急，“国安”逼着要人，并劝我即刻趁机溜走，见我不为所动，又给了我一个说是以后用得着的电话号码。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位女士到底是谁，电话号码我也早忘了，她的好心却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3）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我猛地一抬头，这才发现那幅毛像已然被一块黑色的裹尸布遮盖了，我心里嘿嘿地笑着，好象替谁报了仇似的！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三人和郭海峰坐在一辆车上，他是“高自联”秘书长，代表广场指挥部负责将我们移交给中共公安。郭海峰是我们在北京唯一与之交流过的学生领袖，给我的印像是干练文雅。他说他就是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前跪交请愿书的三名学生之一，并说将我们交给公安的决定是在场的“高自联”常委投票表决的，结果赞成把我们交给公安的多一票，而他本人是投了反对票的。郭海峰还与我互相交换了名片，又请我们为他一一签了名，我则把我们在长沙火车站募捐剩余的现金全都转交给了他。我们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管理处，在郭海峰的严辞要求下，管理处负责人出具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接受我们的收条，郭海峰还说道：“你有义务向我们通报这三人的下落，这件事我们以后一定还要过问的！”这之后，我们很快就被转到距离最近的南池子派出所，从此也就彻底地失去了自由。
余志坚与妻儿
五，关于“忏悔意识”的问题
在陈少文的《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周勇军的《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以及郑义，任不寐，安田等人的文章陆续发表以后，海外民运界给了我们三人以极高的评价和赞誉，这对有着特殊遭遇的我们无疑是一种雪中送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慰籍和鼓舞！特别是从一些民主人士的文章里，我读出了一种“忏悔意识”，如北京刘晓波最近以来的文章，尤其让我感动和共鸣。
我个人以为，“忏悔意识”应该是一种深层次的思想忏悔，主要应该框定在自我个体的道德与良知的范畴。我们需要忏悔，但我们没有逼人忏悔的道理。只有经过个人主观的同意，人们才会拷问自己的道德和良知，进而形成一些信仰层面的精神物。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忏悔，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人人有罪，因为我们生来就是有着七情六欲，私心杂念的凡人，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宗教，反道德的中共“党文化”之中，我们或多或少地难免受其污染和腐蚀，因为我们要共同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捷克的哈维尔说过：政治的本质是道德。这话说的极为精辟！或许，中国的“民运”不需要甘地，曼德拉，哈维尔式的人物（说穿了，他们也不是圣人），但中国的“民运”需要呼唤道德，呼唤良知，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忏悔意识”！
有关我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对上帝所做的忏悔，请允许我以后另作详述。说两句结尾的话，我们三人决非什么出于一时冲动或是肆意捣乱的“歹徒”，“暴民”，也不是什么“英雄”，“勇士”，我们只是想以行动来活出自己的信仰，活出自己的精神！
2005-6-12
【明镜博客】2016.05.17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