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半前，一位英国专栏作家把二零零八年的北京比作一九三六年的柏林，这两个政权的丑陋、邪恶被隐藏在体育盛会的光环下。这个类比被很多人视作无稽之谈，北京没有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野心，更没有类似犹太人的问题。倘若是一个草草掠过的旅行者，更轻易的被它的繁荣景象与开放姿态所感染，不仅德国类比显得耸人听闻，就连苏联的例证也不值得参照。人们会觉得“极权”这个概念太陈旧、太富冷战色彩，它已经不能用于这个迅速拥抱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国。
现在，人们不得不承认，类比并不全然荒诞。很有可能，刘晓波成为一九三六年以来第一个自己无法到场、也没有亲属代领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上一次类似的情况中，纳粹德国宣称允许Carl von Ossietzky前往挪威，却没给他护照，这位新闻记者与和平主义者在两年后死于柏林。即使是一连串后半页的专制政体相比，此刻的北京都显得更缺乏宽容。一九七五年得主的萨哈罗夫无法离开苏联，他的妻子却可以前往，波兰的军政权允许瓦文萨（又译华里沙）的妻子代领一九八三年的和平奖，昂山素姬的儿子则在一九九一年颁奖礼上替母亲发言。
这也是荒唐的一刻。在过去几年中，北京一直在宣称中国“和平崛起”，此刻却声嘶力竭地攻击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奖”。在民主、人权、自由被贴上“西方的”标籤后，“和平”也未幸免。在中国官方舆论中，诺贝尔和平奖变成了西方反华力量对中国的一次恶毒攻击、一个扼制中国的阴谋。威胁与中伤也不仅停留在言论中，北京也公开对挪威政府施压。如果再加上过去一年中国与周边世界日益增加的摩擦、日益强势的姿态，你很容易发现它是一个对内专制压迫、对外咄咄逼人的国家。
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假设彻底破产了——经济发展会软化共产党政权，深入全球进程的中国，也逐渐会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既有的政治结构变化之前，新到来的财富、技术的进步，只是加固了它原来的逻辑。就像爬上树的猴子会露出红屁股一样，一个在新闻媒体的语言泡沫中要登上世界新领导者地位的中国，也在呈现它本来的面目。
但这不意味着它成为另一个德国或苏联，会改变整个世界秩序。此刻的北京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主张，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封闭的官僚系统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只对外界变化做出迟缓、笨拙的反应。它首要的兴趣是对内、而非对外的。由于毫无原则可言，它也可能具有灵活性。这灵活既是对外的，它可能在紧张关系爆发前，突然转化姿态，也是对内的，它在社会的愤怒情绪爆发时，做出少许让步，平抚它。二十年前，它不正是如此吗？对外，它从一个绝对孤立的局面，化身为世界工厂、诱人的消费市场；对内，它让出了部分控制权，用物质生产与消费诱惑了一代人，让他们安于现状。
此刻的中国，看起来再度危机重重。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危机重重。那个相对友善的国际环境正在离去，中国所制造出的幻象也正在被戳破，而国内的不满足情绪则以每年超过九万起的群众骚乱的方式爆发出来。但别以为改变会很快发生。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灵活性远胜于一九八九年的苏联与东欧，它可以很快再度做出友善的姿态，而人们总是健忘，以为它发生了改变。而中国社会的承受性则比人们想像的更大。一九八九年的骚动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与城市人中，它没有触及广阔的社会。而二十一年后，共产党政权已成功的劫持与腐化了整个社会，它摧毁了所有可能兴起的严肃的挑战力量，这也令绝大部分中国人陷入尴尬——他们既对现状不满，却又想像不出另一种可能，担心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动荡。
这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将作为一个强大、富有、却邪恶的国家存在。它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公民，蔑视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并把这种粗暴、无原则带入国际舞台。■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祖国的陌生人》（中信出版社）。
【亚洲周刊】24卷50期201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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