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民主化力量的增长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尤其是12月上中旬这一段时间,中国当局对民间人士打压管控的范围和强度,是1989年“六四”以来所仅见的。人们从中看到了遭受政治迫害者的悲情与苦难,看到了镇压机器的专横与非法;作为一名民运老战士,我还从中看到了民主化力量在逆境中的增长。

我在《“警察专政”的死胡同》一文中指出:“1990年代中期,我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包遵信、刘晓波、陈小平等人和我妻子外出聚餐,后面跟着7、8辆跟踪的汽车,说给朋友听,还是一件稀罕事。当时北京市被重点监控、跟踪的只有几十家人。后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受到类似的待遇。现在,北京市受到警方严密监控的对象已经有几千户之多。在十几年中,监控对象上升了两个数量级,这本身就说明了‘警察专政’的愚蠢和无效。”本文将提供民主化力量增长的几个新证据。

在最近一轮严管期间,有几位名牌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受到了异地监视居住、断绝一切通讯的“待遇”。这种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是当事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变化,从体制内的独立知识分子转型为宪政民主人士,不再受到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过去一直行之有效的单位内部控制机制失灵了,公安机关只得自己出面,启用各种没有法律授权的“专政手段”。

在最近限制出国的黑名单中,有支持刘晓波、支持民主运动的民营企业家。这种情况,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也需要从两方面解读。一方面,说明中国的一部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已经在事业上站稳了脚跟。不论是草根出身的民营企业家,还是“红色贵族”出身的民营企业家,都有一部分人已经割断了与“专政”体制的脐带。另一方面,这些民营企业家,不仅有宪政民主的意识,而且有推进民主化事业的行动。他们之中,有的人在博客上积极开展民主启蒙;有的人为民运人士出书办刊慷慨解囊;有的人支持建立各种NGO组织;有的人为体制内外人士牵线搭桥……

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刚刚传出,就有一批外地来京上访的维权人士到刘家门口开展庆祝活动。最近,一位维权人士李学慧因为“组织访民到刘晓波家庆贺”,被刑事拘留。就像《零八宪章》有各界人士签署一样,这件事同样说明,争取宪政民主,是从知识分子到底层民众的共同要求。

在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后,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组织渠道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四防”——“防聚会、防传播、防滋事、防炒作”。首先就是“防聚会”,而眼下“聚会”的主要方式是“聚餐”,于是,一些餐饮单位的定席被取消,一些正常餐饮活动受到骚扰而被迫中断。人们都还记得,11月7日,艾未未在上海举办“河蟹宴”(影射“和谐”),虽然艾未未本人被警方控制起来,仍有上千人前往赴宴。我们既可以把它视为“行为艺术”,也可以把它视为“政治演练”(请参阅笔者《社会运动与政治演练》一文)。这说明,在网络时代,狭义的“组织”概念(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被超越,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议题下,“组织化”并不是一件难事。

我在2008年写过一篇长文,题目是《中国宪政民主的实现途径》,在《希望在民间》一节引用了刘晓波的一段话:“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看到刘晓波获奖对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的积极作用,看到“组织化”的中国民主化力量在逆境中的成长,可以使我们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防止在消极与冒进之间的摇摆。不像当年的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也不像苏联东欧的民主化,甚至不像台湾的民主进程,眼下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具有族群性(种族、民族、省籍)的议题,因此在政治动员方面比较艰难。但是,具有族群性议题的民主化往往会带有后遗症,这也是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的。只要我们保持信心,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就一定会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赢得最终的胜利。

2010.12.22

【中国人权双周刊】
【独立中文笔会】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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