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2010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暨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际，本人被秘密警察强制遣返回湖南户籍地，本文是作者在被限制自由期间的遭遇以及对一些问题的基本思考，与朋友们共同分享。
2010年12月9日上午，十余位警察礼貌的轻轻敲开我在北京居室的房门，我得到来自警察方面的口头通知：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日期间，我必须离开北京，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商榷的余地。据我之后得到的一些消息，还有许多人在此期间也一同被消失，他们中间，有知名的教授、学者、异议作家、人权律师、人权活动家以及非官方机构的负责人及其成员，有人被迫离开他们的讲台和学生们，有人从他们的家人和孩子身边消失，或者被迫中断一个案子的法律代理，或者不得不取消与女朋友的一次亲密约会，未来，这段遭遇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是他们人生履历中一段小小的插曲，一段历史的见证词，他们是社会良知与尊严的坚定捍卫者、积极的优秀公民，有幸同他们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当局内定的“黑名单”上，本人深感荣幸。
当然，对于当局而言，这一切只能在私下里悄无声息的暗中运作，公开场合，外交部的发言人姜瑜女士代表当局表达了对挪威诺委会将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的正式立场，她讲道：“挪威诺委会的决定不能代表世界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偏见和谎言站不住脚，冷战思维不得人心。这场政治闹剧丝毫动摇不了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一些人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这种说话的调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赵高三世那副愚蠢、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丑陋尊容。无疑，我并不反对于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见解之间进行激烈的公开辩论（比如，党的政治宣传报纸《参考消息》在之后刊登了一篇标题为“《零八宪章》是‘颠覆纲领’”的理论长文），但是，我认为，至少，应该将对方视之为对手，哪怕是政敌，而不是当成一名在押的囚犯来对待，不给对方以任何辩解的机会；同时，如果说政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政治，而非政治阴谋或古典权谋术的外在表达的话，我反对对政治对手进行毫无根据的诽谤、污蔑、构陷和人身攻击（很多年以来，人们在这类百般无聊的政治谎言和斗争哲学的思维中度过了他们本应多姿多彩的人生，已足够令人厌烦的了。）；当然，我更反对将他的亲人和朋友们从他们正常的生活世界里强行抹掉的做法。显然，当局缺乏足够的雅量来容忍这一切的发生。
一、一次奇怪却并不令人意外的“聊天”
这并非整个故事的全部内容。与许多“持异议者”的遭遇一样，他们会将你带到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稳妥的地方，主动找你“聊天”，了解你的思想状态，而你无法找到任何借口加以拒绝和推辞。你知道，这不是秘密警察一项简单的例行公事，而是试图将你重新拉入到这个制度精心设计的重重陷阱之中，对于无权者们而言，那里是一片剥夺人类良知与尊严、羞辱与自我羞辱、无助与暗藏杀机的泥沼地，是一个非道德化的匿名的权力世界。
首先，他们会让你十分清楚的明白：公民有义务接受和配合国家警察机关的询问、调查、取证等工作，任何人不得拒绝。与此同时，他们会故意向你隐瞒《警察法》第九条所规定的具体内容，当然，对于这些糨糊头脑们来说，他们肯定不清楚于今年12月22日正式生效的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这一事件的存在。一般来讲，他们的声音非常深沉、洪亮、富有磁性和力度、带着盛气凌人的架势，隐含着一股慑人的威慑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整个社会所恐惧和仇视的对象，人类尊严的本能在迅速刺激你的脑部神经系统，对于这样一群人，你最值得去做的，就是将他们远远的拒之于千里之外。
显然，这并非你不愿意配合秘密警察的唯一理由，你明明知道，你的情况他们都一清二楚，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视线和监控范围之内，你所无法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进行这种装模作样的“聊天”？显然，对于他们而言，这样做虽然纯属多余，却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选择主动去配合这样的“聊天”，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向你提出一个又一个看似平淡无奇、却无时无刻不在渗透和瓦解你心理防线的问题，以一种成本最为廉价的方式。于是，你在每个问题的回答上都必须面临两难的选择：第一，向他们如实提供事实的真相；第二，欺骗与撒谎。无论何种结果，你都将面临艰难的心理冲突与内心挣扎，你必须时刻在真相与道德之间作出抉择，他们会对你的每个回答进行鉴别，对你提供的真相进行考证，从中找出对他们有利、于你不利的证词，或者为下一个问题找到心理突破口，而你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出的谎话都会被他们有理有据的一一戳穿，你将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羞辱和道德上的挫败，你的每一次配合、每一次失误、每一次恐惧和躲闪的眼神，每一次细微的心理变化，都会被他们敏锐的捕捉到，这意味着他们的老练和成功，赋予他们存在以全新的意义，接下来，他们会不断地折磨你，对你旁敲侧击，让你内心抓狂、负罪和内心亏欠，你甚至不会知道这样的“聊天”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也无法把握住自己在某个时刻将你所知道的一切都交付到他们手中，而他们会在你转过身去的那一刹那间偷偷地窃笑——你给了他们以一种久违的征服的欲望和快感，这就是为什么连“你的名字？”如此简单的问题你都不愿意向他们和盘托出的原因。
基本的是非感在时刻提醒你注意一个事实，当整个国家被一群窃贼、骗子、机会主义者、心理虐待狂、流氓屑小所劫持，忠诚于国家或者盲目“爱国”的观念，无异于是向他们俯首帖耳，弃械投降，是懦弱和无能的表现。面对这个完全不公平的规则，面对一群以“国家”名义肆意妄为、完全不值得托付你的信任的人，公民不服从或许是你不丧失基本原则的唯一的正确态度。
二、“你还没有资格成为一名政治犯！”
他们会仔细地搜寻你心理上的每一个弱点，不时的吓唬吓唬你，试图令你胆战心惊，不错，没有几个人不愿意被收买与合作，从此享受安全而又宁静的生活；没有几个人不恐惧酷刑和被投进监狱；也没有人会为了自由或尊严这些抽象的概念真正去作长久的抗争——它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和毅力。因此，在他们眼里，你唯一的出路只有选择效忠于这个丑陋的党钢铁般的意志，重新陷入到那些没完没了的牵制、掩饰、思想汇报和个人总结之中，否则，你就是一具正在走向坟墓的行尸走肉，剩下的只是个时间的长短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你任意选择。
他们会居高临下的蔑视你，侮辱你，拿出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为粗鄙的辞令（你毫不怀疑他们拥有这样的杰出能力）来打击你的自尊和自信心，暗示你即将成为一个失败人生的典范，我相信，这是每一位持异议者面对秘密警察时通常会遇到的，这一次，他们给我晒出了一个经典的“组织鉴定结果”——“你还没有资格成为一名政治犯！”（一位人权律师朋友的境遇甚至更加糟糕，警察给他丢下一句“打死挖个坑埋了”。），你心里十分清楚，你的价值不是在于赤手空拳地战胜这些匿名的权力机器的零部件（你手里没有任何可以用于实战的武器）；也不在于通过真诚、坦率的教化试图感化他们布满尘埃的阴暗心灵（通常，他们只是极权机器权力运行的忠实程序员，不允许拥有任何真实的个人想法和自我意识），你存在的意义在于：面对来自秘密警察的挑衅和逼迫——正如莎士比亚的那句至理名言——“对你自己要诚实”。
你清醒的意识到，直觉也在提醒你，“不！”这并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意图，他们之所以如此挑衅你、逼迫你，恰恰证明了你们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你们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你在他们心目中是有份量的。在一个极权的政治语境中，致力于异议的事业本身就是勇敢和高贵的象征，当局不会对你的存在漠然视之，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征服者咄咄逼人的姿态，更像是一个绝望的哮喘病人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个制度除了威胁与恐吓，已经再也拿不出什么值得令人尊敬的东西来使人们感到心悦诚服。
无疑，政治——不是一场与浪漫主义理想划上等号的简单游戏，不可否认，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中，仅仅有极少数的人们在致力于反对政治独裁、争取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的斗争，绝大多数人则满足于现状，臣服于这种压制和逼迫之下的生存环境，这是令人失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写道：“干嘛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这句格言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人们中间——不分肤色、国籍和种族。因此，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持异议者”群体更像是一群从西方的自由世界移民至此的人们，他们好像是西方的远房亲戚，专门以攻击本国政府为已任，完全与本国国情以及整个社会相脱节——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秘密警察面对一个政治异议者时会显得如此自信和底气十足，政府的发言人为什么会用如此傲慢无礼的腔调说话的原因——他们根本无须考虑来自整个社会的抗议和连锁效应。出于同样的原因，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西方舆论对于政府当局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时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不仅仅是自由世界的人们出于对一个极权的共产主义政权本能的厌恶和反感，更重要的在于，这些原本就为数不多的持有异议的人们本身就代表了人类的自由价值，同他们站在一边只需要一个道德上的冲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这样的政治局面？是这个制度本身享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导致这个政权拥有如此巨大的道德权威？还是人们出于恐惧的心理不敢与之抗争？我将在下面谈到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试图解释今天的政治局面的源头以及最终走向，从我所观察的角度。
三、极权主义的两条路线与“持异议者”的角色
（一）
以赛亚—伯林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运作模式时总结了两条相互对立的极端路线。第一条路线叫斯库拉，这条路线的主要特征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狂热份子们发现革命意欲创建的那个新的世界不知何故并没有实现，于是开始寻求解释、追查罪魁祸首、寻找替罪羊，把它归罪于这群或那群执行者或支持者的懦弱和背叛，断言革命处于生死关头并开始猎巫，最终发展成一种红色的恐怖运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形色色的革命团体不断地相互残杀，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丧失起码的社会黏合剂的危险之中，如果没有这种黏合剂，任何社会都无法继续存在。
第二条路线叫卡律布迪斯——在第一条路线达到最高潮的时候，通常会被多数派发起的反革命行动所中止，因为他们的安全受到了持续的威胁，于是孤注一掷来保全自身，求得安定，这是社会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崩溃而本能的向后一退，之后，革命的原动力开始衰退，人们寻求从他们一直承受的非正常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可怕的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他们希望得到解脱和慰藉，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革命逐渐走上安逸、马虎、道德败坏、机巧钻营以及普遍的腐败。
在我看来，从整个制度的角度进行长距离的审视，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正是斯库拉式的极端的革命恐怖运动开始拧松“发条”，滑向卡律布迪斯路线的一个过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整个社会绷紧的神经略微放松一下，本质是试图通过改良来达到保全这个制度，从政治上分析，这是一条由全面的群众专政向单向度的警察专政转变的道路，但专政的本质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改革在1980年代后期宣告终止——改革者发现这种转变的继续深入将会危及到整个极权制度，出于防卫的本能向后一退。今天的政治局面即是那场党内改良运动引发的惯性力量的推进而形成，如今，它正趋向保守、停滞，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政治脑死亡”，摆在它面前的，有两条道路，它必须作出选择。
（二）
认为卡律布迪斯的路线带来了社会经济活力的释放，使这个制度重新赢得了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这种认识问题的视角和逻辑是荒谬而又可笑的。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并且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谎言与暴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思想、价值、社会进步或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后者的存在顶多是为这个制度的真实面目看上去变得更加难以辨认而已。
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东南亚，在其行程的一次演讲中，他讲道：“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这是对共产党中国一贯以来奉行的人权压制政策所作的一次委婉的批评，在我看来，这也是迄今为止有关“自由”与“繁荣”两者的关系最为经典的哲学表述，它应当还蕴含着更深刻的意义——当局一直以来高调宣传的所谓“繁荣”，与其词源学上的本来意义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是共产党精心设计的、放置于聚光灯下供外部世界观赏的形象工程，在这盏华丽的聚光灯背后，隐匿着大面积的贫困、普遍的腐败、等级制度、社会不公和有意识催毁人类的道德意识，这些东西统统被抹杀在历史的门槛后面，我认为，无论是繁荣还是贫困，首先应当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而这，恰恰是极权主义政治一直以来试图加以回避的。举一个例子说明，曾经被高置于神龛之上的所谓“深圳特区”，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破败不堪、停滞不前的代名词，它是共产党执政当局固守虚无的象征。
摆在党的核心领导阶层面前的，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重新回到斯库拉的路线上面去，这是一条使得这个政权在理论上能够永续长存的道路，对于党及党的技术官僚们而言，操作起来轻车熟路，简单，便捷，这条道路一直通往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绘的那幅生活场景，那是一个受狂热的意识形态支配、政治运动、大清洗、思想禁锢和新闻检查共同构筑起来的世界，是一条将人类生活无限度驱向死亡胡同的道路，然而，这绝非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目前，它已经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露出可怕的端倪，并已开始付诸于实践，比如：重庆。第二条道路，彻底放弃斯大林式的极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显然，对于党的核心领导阶层而言，这是一条崎岖、艰难、充满变数和政治风险的道路，他们的每一次偏离都将遇到来自制度的强烈抵制和重重阻挠，并且，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很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收到成效，这是一条着眼于未来、同时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向好的方向上转变的道路，迄今为止，他们并没有在这方面付诸于行动哪怕是一小步。我认为，那些一门心思想要成为“中南海”上书房行走的人们，试图给党的政治局提供一、二、三套关于政治改革的科学方案，指望借此打动党的核心阶层头脑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成为陈腐、落后、过时的旧观念，波兰前政治异议者亚当-米奇尼克在最近一次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不可能放弃任何权利。”——自由的希望在于强大的民间社会。
勿庸置疑，处于极权统治下的社会是零散的、被动的，然而，获得有力的政治支持的极权社会却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强大起来，今天的实际情况是，党的机构仍然以极权的形式存在，党的权力仍然牢牢地把持着整个国家的关键部位，但是社会——这一无法窥测的领域，则呈现出独立和朝向它本来的样子这一趋势演进，虽然，这种趋势处于这样或那样的表像世界重重遮蔽和覆盖之下，进展缓慢，时隐时现，但是，毫无疑问，人们渴望权利——包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但另一方面，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争取它们，如何给社会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支持和政治解决方案，成为目前摆在反对派知识份子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所谓的“持异议者”的定位是什么？他们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最好是从他们不是什么开始说起，首先，他们应该不是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不应当以整个社会的良心和表率自居，高高在上；他们不仅是高调的道德主义批判者，同时，也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建设者；他们不应当有这样的政治野心——期待共产党政权有朝一日垮台以后，自己取而代之。已故的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写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国家权力的走马换帅；他们不应当与整个社会相互隔离起来，批判和嘲讽社会的懦弱和无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当局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他们的存在与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和生活气息是紧密相联的，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焕发出活力的标志，是整个社会探寻自身自由和独立的前兆，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只是希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有可能，他们的现状看上去有别于一般人的正常生活，甚至的确有些狼狈不堪，他们可能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收入，没有稳定的家庭生活，不时要经受来自警察方面的干扰和吓唬，也许他们还有孤独之感，偶尔自言自语的坏毛病，喜欢沉思和独处的习惯，有点微弱的神经质的倾向，甚至无法获得美女们的青睐，但是，“我们不是第一批走上这条道路，而是加入先行者的行列！”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道。
四、未来的前景
很显然，我们处于一个巨大的时代转折的过程之中，我们本身的存在，就是这个转折的一部分，而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困境，是这个制度在这条路线中的惯性力量以及它的警察制度，无疑，它的另外一支强大的专政力量——军队，作为这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附着于整个社会之上，这是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可忽略和小视的问题。“军队”，尤里。阿夫内里，一位具有左翼倾向的批评家，这样写道：“任何研究过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军队的作用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只要军队坚定的与现政权站在一起，革命注定失败。唯有军队瓦解或加入反叛者阵营当中，革命才可能得胜。”在可以预知的未来，当整个社会的反对力量与党的力量再次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不排除当权者们再次听命于武力而不是通过对话来解决政治冲突的决心（甚至于，这肯定是党的政治局决策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存在一种危险，即当这一天真正成为社会现实之时，指望军队临阵倒戈，加入到社会反对力量的阵营之中的心理状态（在这一方面，最有力的佐证是1989年的政治事件中，有一个“7上将联名上书”以及第38集团军军长抗命的故事，一直以来，这都是反对派阵营之中津津乐道的研究话题），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与寄希望于党内开明一翼主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思路如出一辙，是同一种思维在不同的政治领域的再现，本质上仍然是寄希望于这个制度内部发生根本性的裂变，在无形之中放弃社会的独立和自主性，由此简化复杂的政治形势，最终陷入到政治幻想的症结之中，一条抵达虚无化的道路。
无疑，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这种统治形态最终将以何种形式、以何种面貌寿终正寝，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把希望放在我们能够把握住的东西上面，比如，日益开放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一种由唯一意识形态来界定绝对真理的统治形态将会逐渐还原出它的真实面目，使其统治的合法性变得越来越牵强附会和荒诞可笑）；比如，国内公民社会的成长，将未来的选择权交给中国人民，只有他们，才是民主的政治制度真正的受益者——而不应该将光明的未来放在党内开明一翼或者军队的临阵倒戈上面。
——寄希望于今天看上去还处于恐惧之中和被无力感所围困的民众，我们有理由乐观。他们的今天有我们昨天的影子，而我们的今天也将成为他们明天行动的参照，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一天，社会将最终同我们站在一起，为争取共同的权利而并肩战斗，这是建立一个健康、良性、开放的民主社会最为稳固的基石，显然，这是一条艰难、持续和难以预测的道路，却是唯一一条值得我们去信任、并为之付出努力的道路。
2010年12月31日
【民主中国】201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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