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光诚有过长达9年的交往。2003年，我与陈光诚同是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的受邀人，这个计划主要邀请那些没有到过美国而对其所在国家的民主化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访问美国。我六月访美，陈七月访美，陪同我们的是国务院聘请的同一位翻译。陈光诚从翻译那里得知我的消息，便请求美国驻华使馆一位负责人权的外交官跟我取得联系。那位外交官征得我的同意之后，将我的电话告诉陈光诚。陈光诚回到中国后，立即与我通话并见面。
很快，我介绍陈光诚认识了许多从事人权活动的律师和知识分子，并带他与刘晓波会面。刘晓波、陈光诚和我三人在北京大学旁边的一家书店谈了一个上午。当时，我们都还享有一定的自由。如今，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仍然被关在监狱中；我在经受秘密警察的酷刑折磨后，于2012年1月被迫流亡美国；四个多月后，陈光诚又在举世瞩目之下抵达美国。我们三个人的遭遇足以说明：十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中共政权一步步地走向纳粹化。
陈光诚的悲惨遭遇戳破两个谎言
陈光诚的悲惨遭遇，戳破了两个流传甚广的谎言。第一个是很多西方人都相信的观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得到改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是互动关系。然而，这个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在中国并没有成为现实。
经济增长使共产党政府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可以拿出天文数字般的经费来维稳。据中国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中国每年耗费7000亿人民币的“维稳费”，超过了中国公开的军费开支。用在陈光诚身上的维稳费用据说一年多达数千万人民币，附近镇上的居民将监视陈光诚视为一个收入丰厚的工作。而负责监控我的一名北京的派出所所长告诉我说：“你搬到这个地区之后，我们可以申请到数百万维稳经费。”他并没有把我当作一个麻烦，而是将我当作一种发财的手段。这种荒唐的现象就是中国的现实。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是“国进民退”，即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飞速发展，而本来最有生机的民营公司却遭到政策性的压制。国有企业并非“国有”，而是太子党的私有企业。中共高层的各大家族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比如，李鹏家族控制电力和煤炭领域，江泽民家族控制电信领域，朱镕基家族涉足金融行业，温家宝家族涉足珠宝行业。民众并未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所以，贫富悬殊拉大，社会不公彰显，危机愈演愈烈。
陈光诚一家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迫害，戳破的第二个谎言是：许多中国老百姓认为，“经是好的，只是和尚念歪了”，也就是说，中央是好的，只是地方官员比较坏。可是，在陈光诚事件中，我们看到，虐待陈光诚的，不仅是地方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
陈光诚的遭遇，国际媒体已经报道了几年，地方政府不可能欺瞒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做法是默许和纵容，最后甚至直接参与了暴行：陈光诚逃亡之后，南京、北京等地展开全国性的大搜捕，若干帮助过陈光诚的网友被逮捕。这显然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做到的。薄熙来案件之后，有人认为，迫害陈光诚是主管强力部门的政治局常委、薄熙来的盟友周永康干的，并不是胡温的本意。可是，最近传出的一个新的消息是：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稍后将接替暂时空降重庆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成为下一任重庆市委书记。姜的升迁显然不是周所能作主的。姜异康是胡锦涛的嫡系。那么，这就表明，胡锦涛认为姜处理陈光诚事件有功无过，所以姜才会获得升迁。
胡锦涛宣称要建设“和谐社会”，而中国的网民用“河蟹”取代了“和谐”。陈光诚事件表明，在“维稳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绑架”。中央政府将“维稳”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布置给地方政府。比如，如果某地有民众到中央“上访”，该地方的官员将受到严厉处分、且升迁无望。在此巨大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不惜使用地痞流氓以及一切可以想到的非法手段，来对付像陈光诚这样的说真话的人。即便陈光诚事件逐渐发酵成为一个国际性事件，中央政府也长期不作为，坐视东师古村成为一个比当年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还要可怕的地方。中央政府更不会按照法律来惩罚那些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员。陈光诚直接向温家宝发出的调查和惩罚凶手的呼吁，根本得不到公开、诚实、善意的回应。因为，一旦有地方官员受到惩罚，从此便会消极怠工，地方上群体性的抗争事件必然就层出不穷，这样就会威胁到中央的统治。由此可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利益上完全一致，中央政府并不比地方政府好。
陈光诚招致迫害的原因是挑战“基本国策”
与五四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陈光诚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弃医从文”的过程。不过，他不是选择当一名文学家，而是成为一名律师和人权活动家。陈光诚最初从事的一些人权活动，还在当局许可的范畴之内。比如，他曾状告北京的地铁公司不执行《残疾人保护法》中残疾人免费乘坐交通工具的规定，索取两元钱赔偿，这个案件获得了成功。但是，从2004年开始，陈光诚的处境便一步步恶化。
陈光诚遭到残酷迫害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勇敢地揭露当地政府严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黑幕。计划生育不是一项地方政策，而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是中共之“核心利益”所在。当年，鼓励多生孩子、声称“人多力量大”的是中共政权；如今，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限制公民生育的也是中共政权。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实行“一票否决制”，即便地方官员在其他方面政绩突出，只要计划生育的任务没有完成，则政绩评估归零。多年来，负责计划生育的部门本身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和“产业”。负责计划生育的部门有权调动其他部门的力量，像纳粹对付犹太人那样对付“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的老百姓。
陈光诚发现，山东临沂地区计划生育部门实施的一幕幕惨绝人寰的迫害，他忍无可忍，挺身而出，终于成为“国家的敌人”。陈光诚的调查报告指出：一旦出现“非计划生育”，地方政府则强迫孕妇堕胎、抓捕孕妇家人、拆除孕妇家房屋。孕妇及其家人，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常常被关押到集中营一样的“学习班”。在那里，既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有一两岁的孩子，经常有人被折磨致死。于是，有的村庄出现了全村一起逃亡的情形。
如今，陈光诚终于安全抵达美国，但是这个结局并不意味着一场民主对抗专制的伟大战役取得了最后胜利。粗暴剥夺十四亿中国人生育权利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实施着。
几年以前，高小端逃离中国来到美国，她是福建省的一名计划生育干部，最终良心发现，将大量有关文件运送到美国，并将其公开。这些文件记载，地方当局抓捕在外地打工的“超生”夫妇的家人，长期关押在秘密地点，并拆毁其住宅，最后将当事人抓回老家实施结扎手术。与陈光诚的调查报告一样，这些文件只是揭露了冰山之一角。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多次与高小端一起赴国会作证，呼吁国际社会重视一胎化政策对人权的践踏。然而，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并未将计划生育问题纳入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不可放弃人权外交
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让人失望。奥巴马政府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并让中国配合美国对北韩、叙利亚、伊朗的政策，是对华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人权是非常次要的话题。所以，希拉里？克林顿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问中国的时候，发表讲话说，不会让人权问题干扰环保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环保问题背后，无一例外都是人权问题。如果没有一党独裁的政治，怎么会发生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
另一方面，中共从来没有在对待“邪恶国家”的政策上与美国合作过，因为中共就是这些“邪恶国家”的后台老板。中共残酷地对待陈光诚、刘晓波等中国公民，自然也会支持跟它一样残暴的“邪恶国家”。中共对自焚抗议的藏人熟视无睹，又怎么会同情那些被卡扎菲屠杀的利比亚人和那些被阿萨德屠杀的叙利亚人呢？
美国的卓越，不是依靠军事的强大、科技的领先和民众的聪明。以这三者而论，纳粹德国和共产党苏联都曾领先与美国。但纳粹德国和共产党苏联都崩溃了，而美国依然伟大。美国的卓越，根源在于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中所倡导的自由原则。如果因为短期利益而放弃原则坚持，则美国的立国根基会遭到严重腐蚀。
英国诗人、牧师约翰？多恩说过：“没有人是独自存在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蒙受损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鸣。”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息息相关。所以，不仅要关心陈光诚，还要关心每一个被强迫堕胎、做绝育手术的中国母亲。
2012年5月2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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