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慕娴:我心中呼唤的民运领袖

我心中一直呼唤着的中国民运领袖,终于出现了。他是在二十多年来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山头林立,各霸一方的中国民运情势下,在中共铁腕打压,牢狱囚禁的景况下脱頴而出,就像黎明前黑暗中的一束曙光。

先是《零八宪章》运动整合了一批国内同心同德,意志坚定的领袖群体,在他们的拥戴和推动下,获得国际社会和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肯定和成全,造就了这位领袖群中众望所归的代表者,我心中认定了的宪政民主运动领袖───刘晓波先生。我欢呼,我有了一位领袖,中国民主运动正在跨越时代的里程碑。

在芸芸众多优秀刚毅,前仆后继的民主志士中,我选择刘晓波先生作为我的领袖,因为他是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刘晓波195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69年下乡插队,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并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供读硕士及任教,同龄人所经历的一切磨难,他都没有缺席。在北师大期间他已初露锋芒,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他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大胆否定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作出语惊四座的即席发言,引起一场思想爆炸。人们赏识他那激进独特的思想,杂志开闢专栏讨论“刘晓波现象”。他由此获得“文坛黑马”和“东北虎”的绰号。刘晓波像一团灼热的火焰,突然在中国文坛上猛烈地燃烧。我欣赏他的骨气,他的反叛性格。

88年6月在挤满四百多学生的会议厅里,刘晓波作了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赢得所有人的热烈掌声。九位全国一流的教授专家包括张紫晨、王元化、高尔泰、谢冕等评委一致同意授予刘晓波文学博士学位。评委们的评价是:“它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揭示了审美与人的自由关系,论文在审美的超越本质,审美的心理机制等问题上有很高的创见和重大的突破。”我想,在“六四屠杀”之后,大学进行大清洗之前,刘晓波是中国最后一批还来得及接受到传统人文学养的教育,获得自由主义思想承传的少数知识人之一,这是他与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地方。

1988年8月至89年4月,刘晓波先后受邀出国,到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其时正值中国“八九民运”兴起,他于4月22日在美国纽约联同于大海,胡平等十人发出了《致全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表达对学运的支持和建议,并于4月27日匆匆赶回中国,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在运动发展到紧要关口的6月2日,为要以行动参与来表达与学生的共同进退,并积极促成学生撤离广场,避免更大的牺牲,他联同三位知识人,发起了四君子七十二小时绝食抗议行动,并发表“六二绝食发起”演讲。他说:“我是一个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光荣!”他又说:“希望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

但是,不幸地,中共的坦克和子弹制造了“六四血案”,刘晓波与学生一起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于6月6日被捕至91年才放出来,后于95年因提出平反“八九民运”再次遭受囚禁至96年获释。96年10月因与王希哲共同发表《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又再被捕并判劳动教养3年,至99年10月才获释放。他义无反顾地坚持公义,追求民主,连同这次因发起《零八宪章》运动被判十一年刑期,总共四次系狱了。

他勇于承担,勇于牺牲,而且重于参与的精神高度和深度是又一与众不同之处。书评家舒崇说:“刘晓波深知当今中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炼狱,但是他执意留在炼狱,承受那难以承受的沉重。我们看到的是一伙拒绝向民族和向自已说谎的良心。”从此,刘晓波自动地背上了中国民主改革运动的十字架。他曾写道:“狱火的焚烧纵使把我化为灰烬,我也心甘情愿。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已。”他此志不渝誓要结束极权政治的心声,令人心酸,令人感动,又让人看到希望。

2004年12月法国无国界记者组织把“新闻自由卫士奖”授予刘晓波。他在答谢词《用自由言说对抗恐怖和谎言》中写道:“我不知道自已做的是否对得起六四亡灵和文字狱的受害者,也不确定自已与这个荣誉是否匹配,我只是把这荣誉理解为对不允许自由言说制度下的说真话者和争取自由的人的奖励——更是对中国言论自由事业的奖励。”

他那没有计算的“真”,大胆的“真”,透澈的“真”令我心灵震撼,喘不过气。在现今谎言堆积如山,说谎已经成为三代人的DNA的中国,你能理解“真”的可贵吗?刘晓波的“真”是中国少见的高贵的品质。

陈奎德先生在《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的序上这样写:“这本书呈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刘晓波已非彼刘晓波也,与八十年代中叶的黑马刘晓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说:“刘晓波已经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从尼采走向基督;从狂傲走向谦卑,其转折点是1989”。陈奎德欣赏这一转变,却并未点出其转变的原因。笔者斗胆认为刘晓波的转变是出于超人的自省能力,故能惊人地自我更新。

刘晓波先生的自我反省能力是难能可贵的,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无人能及的。他2002年出版的文集《向良心说谎的民族》,收录了他在2000年和2001年间的文章共三十一篇。在序言里,刘晓波提到“六四”:“那个被刺刀挑起的血腥黎明仍像刺刀一样,扎进我的双眼,从此以后,我看到的一切都带着血污,乃至于我写下的每个字的每一笔,皆来自坟墓中亡灵们的倾诉。”他沉痛地写道:“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绝望的;一个容忍杀人的政权和冷淡被杀者亡灵的民族,更令人绝望;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无力为死难者讨回公道,又尤其令人绝望。”

“六四”后,他的文章满篇满纸均是悔恨之情,负罪之感……他讉责自己写过悔罪书,出卖了个人尊严,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他给廖亦武的信上写道:“我不敢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望一眼,那里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我这个幸存者,连他妈的狗崽子都不如!”他以忏悔赎罪之心面对天安门母亲。

刘晓波如此撕心裂肺的忏悔,令他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变,再也不是当年接受《解放月报》(即《开放杂志》前身)总编辑金钟先生访问时,声称“中国要被殖民三百年”的飞扬跋扈愤怒青年。他能由狂傲走向谦卑,变得坚忍刚毅,和平理性,是在沉重的自我解剖过程中吐出中共所喂养的毒狼奶,超脱旧我而成为一位全新的,在世界观与普世价值的建立,在对中国民主运动方向和策略的深邃思考上,已经达至“我没有敌人”这一基督精神境界,是对中共阶级斗争,阶级仇恨,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整套“斗争哲学”的颠覆和反抗。这是经过对毒狼奶的彻底清洗后的质的飞跃和昇华。

“六四”之后我没有看过如此痛彻心脾的忏悔文章,只有刘晓波。今天的刘晓波思想深邃,那些接受中共几十年“斗争哲学”教育,还未能吐出狼奶的粗浅世俗人无法把刘晓波想得通,想得透。在中共专制政权中长大饮过不少狼奶的人,首先要做的不是带着狼奶去批判别人,而是自我反省吐出狼奶。听到刘霞转述刘晓波和她见面后的说话:“和平奖应颁给六四亡灵,1989年六四的时候,是亡灵用生命践行了和平,坚持了民主的非暴力的理念,所以这个奖应该属于他们的。”他很悲哀,哭了。我深受震撼,无法平息,我也哭了,为他那贯彻始终的承担,为他那始终如一的真情。

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忏悔意识的民族。可是,经受过中共六十多年的践踏蹂躏之后,中国人现在是多么需要学懂忏悔呀!忏悔,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只有学会忏悔的人民,才能建设健全的民主中国。所以,没有深刻的忏悔,吐出狼奶,就没有今天的刘晓波,他为中国人作出了忏悔的典范,而这就是击破中共专制意识形态,重整普世价值的最重要一环,我最看重的就是这点。

此外,刘晓波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问题有很深刻而系统的思考。他的文章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内政外交,民间人权觉醒,社会变迁等等,无不以分析中国国情走向,寻求解决国难之良策为重点。其中一本结集《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就是他对中国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自序中分析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器物救国”;“立宪救国”;“文化救国”的改革均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目标之内,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的自由主义,至使国人在学习西方强国之路的实践上屡屡受挫,最终走上“苏联模式”的共产极权的岐路。

他指出: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已经明确,西方国家的自由制度,文明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其示范效应使中国变革的未来方向唯有自由宪政一途,而中国内部人权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成为全民争取的目标,民间的觉醒蕴含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强大动力。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变革走到今天,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已成为民间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以民间压力推动现行制度走向自由民主的渐进革新,也就成为当下改革的有效路径。刘晓波先生为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指出了方向,同时也纠正了一种把中国的改革单地寄望于中共的思路,而指出推动改革的真正动力,是在民间社会。

他也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宪政民主运动的策略,他这样写道:“参与有风险的维权事业,必须具有公开化的坦然,但又不诉诸狭隘的仇恨和转瞬即逝的激进,而诉诸于坚韧长久的宽容与渐进;不追求人为的宏大纲领和一夜巨变,不求立竿见影的即时效果,而致力于自发经验的积累凝聚和制度的点滴进步,着眼于长治久安的民间社会的发育;不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权谋,而坚守普世道义的底线原则;不仰视政权自上而下的恩典,也不在政改停滞的现实面前徒然悲叹,而是相信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对民间力量的自发扩张抱有乐观信心。这说明,民间维权的资源,既是活在真实中的道义担当───无权者的权力,也是依法维权的理性和寛容对手的胸襟。”

那年,正当我被四周的悲观情绪笼罩着的时候,看到了刘晓波的这些见解,知道原来中国的希望在民间,不在于中共的权争,不在于民运明星的动向,犹如一双在黑暗中模索的眼睛突然看见了一点亮光,欣喜之余,令我对他刮目相看,敬偑非常。他在纷繁杂乱,万马齐喑的国情中,从理论上理出了一个方向性策略性的头绪,我没看过有人能像他这样,从中国现实出发深入浅出地详细写出了中国未来的道路。刘晓波先生以民间压力推进,坚持和平,理性,渐进,非暴力民主运动的主张,其实正是为世界和平作出的努力。后来的《零八宪章》运动实际上就是这种主张的实践。我看到了无数知识人正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深入基层,广泛接触民众,展开了可歌可泣的启蒙运动。

我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当我举笔签下我的名字时,并不意味着我只是一个支持者,而是意味着我是刘晓波先生民运主张的参与者,是实践《零八宪章》的其中一员。我为有生之年仍能赶上参与实践这一自由民主大业而感到无尚光荣,于是我心中呼唤一位领袖,并且选择了《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先生。

本文于2010年11月重写

(谨以本文表达对刘晓波深切的挂念并献上诚挚的祝愿)

——作者惠寄

【纵览中国】2017.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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