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文集第二卷《统一即奴役》一书的封面
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设想了一种新的人工语言，即“新语”（Newspeak）。它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由真理部炮制。它是一种蓄意削弱表达能力，以压制异见声音的工具。“新语”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小说家的想像未必胜过现实的荒谬：大洋国并非子虚乌有，今天的中国是升级版的大洋国；与大洋国真理部相对应的，是中共宣传部；与大洋国的“新语”相对应的，是被中共意识形态毒化的当代汉语。当代汉语中的“爱国”，其实是“卖国”，那些倡导人民爱国的统治者，家人早已拥有多本外国护照；当代汉语中的“统一”，其实是“奴役”，正如香港亲共政客叶刘淑仪所说，只要你有“中国血统”，你就是“中国人”，你就必须顺服共产党的统治，即便共产党特工将你越境绑架。
“统一就是奴役”，这是中国第一个应当普及的常识和真相，我在编辑刘晓波的这本论述台湾、香港和西藏等“帝国边缘地带”议题的文集时，灵机一动，选用这句话作为书名。（刘晓波正好写过一篇题为“如果统一就是奴役”的文章）多年来，刘晓波针对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撰写了上百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展现了他思想的彻底性和精神的自由度。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即便在自由的西方生活多年，仍然像孙悟空一样，永远摘不掉头上的“紧箍咒”。他们的“紧箍咒”，可能是大一统的民族主义，可能是叶刘淑仪式的血统论，可能是对明君贤相的偶像崇拜，可能是对虚泛的传统文化的迷恋与缅怀。而刘晓波的超凡脱俗之处，即在于他虽然生活在不自由的中国，虽然有那么多时间身陷黑狱之中，却是中国人中少有的、百分之百的“自由人”。他的这些文章，共同指向一个让那些“天朝卫道士”大惊失色的主题：“让中国解体，让人民自由。”
为什么要关心台湾、香港和西藏这些“帝国边缘地带”？
刘晓波是较早关注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对“帝国边缘地带”不可抑止的热情，透露出刘晓波性格中强烈的反传统、反权威、反中心的一面。也正是如此，他从上个世纪八零年代中期刚登上思想文化舞台之时，就自我定位为“边缘人”。他对当时以方励之为首的几位被青年人视之为泰山北斗的“启蒙导师”，作出尖锐甚至刻薄的批评。他的似乎故作惊人之语而实际上充满真知灼见的言论，使他与崇尚中庸之道的知识界格格不入。“边缘人”论述“边缘地带”的“边缘事件”，自然穿云裂帛、石破天惊。若干文章，经过十年、二十年时间的淘洗，仍然光彩夺目。而当第四次牢狱之灾降临之时，命运之神也将刘晓波从边缘带到中心，使他成为举世瞩目的全球惟一一名身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没有到过台湾，却准确地把握住了台湾的社会脉动。他早年就撰写过关于台湾民主化的著作，可惜未能出版便被警察查抄。为了看到台湾大选的场景，他甚至骑单车到外国记者的公寓看电视直播——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收看到国外的电视频道。在论及二零零零年台湾大选时，他指出：“新世纪开初的大选最有力地证明了：今天的台湾已经融入了自由世界，成为人类主流文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它还是一个岛屿，地理上的生存空间仍然很窘迫，但是从人的生存的质量的意义上讲，开放了的小岛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空间是无限的，它向全世界开放，全世界也向它开放。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与生活在辽阔的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相比，生活在狭小岛屿上的中国人所获得的生存空间之广是大陆人难以想象的。”在这里，他敏锐地捕捉到，跟中国相比，台湾拥有的制度优势和文明优势。这番论述，也启发我作出“中国很小、台湾很大”的逆向思考，并以此鼓励面对中国武力威胁时忐忑不安的台湾朋友。
对于台湾诸多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刘晓波亦有精准的观察和评论。从连战和宋楚瑜登陆之后在胡锦涛面前卑躬屈膝的模样，他得出“老朽的国民党，势利的亲民党”之结论。多年后，当我在网路上观看二零一六年台湾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时，巧言令色的朱立伦和久经沙场的宋楚瑜给我的第一印象，仍然可用“老朽的国民党，势利的亲民党”这句话来形容。刘晓波还撰写多篇文章严词批评对中共熘鬚拍马的过气文人李敖，并赞扬为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事件”而再燃野火、向胡锦涛发出公开信的龙应台（当然，如果刘晓波后来在狱中有机会知晓龙应台出任马政府文化部长之后的种种言行，一定会对其作出严厉的评论）。
刘晓波的评论知人论世，很少犯错，但并非永不犯错。比如，在对马英九的评价上，刘晓波就看走了眼。在马英九从党内大佬的压制中脱颖而出、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之际，刘晓波评论说：“在当下台湾的知名政治人物中，马英九不仅最廉洁，也最具政治家的大视野，怀有民主统一中国的政治远见。‘六四’十六年来，马英九年年都会在台北参加祭奠和发表演讲，就凭这一点，他的为政之德就令人感佩。”这是马当选总统之前刘晓波对他的评论，由此可见马的伪装术多么高明。就连那么多台湾民众也两次投票给马英九，刘晓波看错马英九亦在情理之中。刘晓波因深怀“六四”情结，对马当初关心“六四”议题特别感激。殊不知，那是马的骗术的一部分，马上台之后立即与“六四”议题和中国异议人士拉开距离，陈光诚访台时亦避而不见，事事看北京脸色，把总统当作特首做，执政八年，样样都走到刘晓波期许的反面。
刘晓波讨论香港的文章的数量仅次于台湾。论及香港议题，刘晓波特别注意到维多利亚公园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这是一根中港民主力量互动的纽带。“今年‘六四’十二周年纪念日，当我这个大陆人坐在北京的黑暗中，想象四万八千簇烛火点燃香江的夜空时，我的心中升起了感动、希望和欣慰。”刘晓波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声援香港民众反对二十三条国安立法的运动。那一役，香港民众“以小博大”取得胜利，刘晓波对香港的前途颇为乐观。他也指出：“大陆民间理应支持港人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民间运动，支持港人就是支持大陆人自己。”然而，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共卷土重来，港人的“占中”运动失败，学术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法治传统趋于崩坏，香港如同被剥光衣服的美貌妇人，任由中共这个暴徒凌辱。中国国内也有若干民主人士因声援香港“占中”运动被捕入狱。若刘晓波在狱中知晓这一切，该是如何痛心疾首！
论及西藏议题，刘晓波指出，其焦点并非汉族与藏族两个民族的矛盾，而是中共的独裁制度、唯物主义以及大一统思维，与藏人捍卫自身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独立自主的决心的对立。刘晓波写道：“对于一个以信仰为生命核心的民族来说，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荣华富贵，无论是强制灌输世俗意识形态还是禁令、监狱、军队等政治高压，都无法收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忠诚，都无法使虔诚的信徒低下仰视神灵的头。”刘晓波对藏人遭受共产党奴役的悲惨命运抱有最大的同情，他是极少数的清除了“大汉族主义毒素”的汉人知识分子。刘晓波或许没有想到，当他被捕入狱之后，达赖喇嘛最热切地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实至名归地荣穫诺贝尔和平奖，让刘晓波得以与达赖喇嘛并肩而立，成为汉藏两个民族携手反抗中共暴政的典范。
刘晓波从人权、民族或区域自决的角度论述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我相信，他也是如此看待新疆、内蒙等议题；同时，他更发现，在这些“帝国边缘地带”，存在着比中心地带更优质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精神资源，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日后思想“北伐”、重建联邦共和的“他山之石”。
“三百年殖民地”与“全盘西化”
刘晓波引发最大争议的观点，是一九八八年访问香港时接受《开放》杂志（当时还叫《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直言不讳地提出“三百年殖民地”的想法（那篇访谈收入刘晓波文集第一卷）。在十八年之后的二零零六年，刘晓波撰文回忆了当年的情形：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结束了挪威奥斯陆大学三个月的访学，前往美国夏威夷大学，我特意坐了途径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我接受金钟先生的采访，感觉更好！采访中，金钟先生的提问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谓放言无羁，说出了一段犯众怒的话。金钟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尽管，‘六四’后，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兴回答，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证据；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不时地被爱国愤青提起，以此来批判我的‘卖国主义’。然而，我不会用接受采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占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刘晓波进而论述说：“这句话，不过是我至今无改的信念的极端表达而已，即，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今日中国的现实证明，凡是可以公开西化的领域，无疑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比如，进步最快的经济也是西化最为明显的领域。如果没有官民对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权和自由贸易的逐步接受，中国经济决不会有如此巨大的进步，民众的私人财富也决不会达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对民主宪政等政治西化的顽固拒绝，恰恰是弊端产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让中国政治仍然处在僵化而野蛮的独裁阶段，也让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政经分裂的中国形象。”
刘晓波的这句让“爱国贼”抓狂的话，可以在中国和西方找到参照系。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胡适早就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在当代西方的思想中，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提出“自我殖民主义”之概念，与赛义德的左翼“东方主义”针锋相对。自我殖民主义“这个似乎”政治不正确“的概念，建立在奈保尔对亚洲、非洲等数十个曾经沦为西方殖民地的非民主国家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奈保尔认为，当西方殖民者退去之后，在本国内部崛起的暴君和暴政对人民来说更糟糕。
若以此理论分析西藏、香港和台湾，则如庖丁解牛、游刃有馀。西藏之于中国，原本就是异类。中共侵占西藏之后，达赖喇嘛率领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组建流亡社群，并成功实现流亡政府的民主选举以及藏传佛教的政教分离。这一切得益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对西方现代政治模式的学习和吸取。而香港和台湾则是两个继承了较为优质的殖民遗产的桉例。香港人对英国统治的怀念和台湾人对日本统治的怀念，反衬出共产党统治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失败。当然，重新回到英国的怀抱和重新回到日本的怀抱，在香港或台湾只是极少数人的想法。但是，激活英治和日治时代的制度和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建构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却为香港和台湾的多数人所同意。
走出帝制，更要走出“帝国”和“天下”的妄想
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论述的问题虽各不相同，但主题思想一以贯之，那就是：让中国解体，让人民自由。国家主权不是最高价值，包括自决权在内的人权才是最高价值。倘若刘晓波知道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运动让两地的本土意识和独立意志深入年轻世代心中，一定会倍感欣慰。
台湾、香港和西藏以及其他处于“帝国边缘地带”的地区，要走到实现“住民自决”，除了本身锲而不舍的抗争之外，毋庸讳言，中国（或中央）的解构，是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否则，北京当局以及被其统治、被其被洗脑的亿万民众，对“帝国边陲”而言始终是巨大的威胁。中国或中华民族，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本该如此”。舍弃帝国模式之后，可以有多种富于想像力的前景可供选择，比如稳健地走向联邦或邦联乃至更为松散的“独立国协”体制。
对于中国而言，首先要“走出帝制”，正如学者秦晖在以此为书名的、被查禁的著作中所说，中国历史之重点就是一头一尾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变为秦代的“帝国制”，第二次则是晚晴以来由帝制向共和、民主、宪政制度之转型。第一次转型，用谭嗣同的说法，就是中国两千年皆行“秦制”，即中央集权的帝制；或者用学者金观涛的说法，就是形成了一整套“超稳定结构”。第二次转型，即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出三峡”，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一百七十年之久，至今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秦制”。后一次转型的目标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而惟有“走出帝制”，才能“走向共和”。
若要瓦解政治制度层面根深蔕固的帝制，更要走出“帝国”和“天下”的妄想，这是深入中国民众内心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种妄想，使得暴君与暴民互为表里、狼狈为奸。特别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为了迎合习近平好大喜功、风流人物的心态，形形色色的“帝国儒学”、“帝国法家”、“帝国经济学”相继出炉。而习近平对台湾、香港、西藏、西疆等“帝国边陲”的政策也空前强硬。
在这样举国疯狂的时刻，刘晓波的这本文集显得尤为重要。这本书如同最佳的解毒剂，应当成为中国人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人手必备的参考书。刘晓波的挚友、作家廖亦武在领取德国法兰克福图书奖时发表的题为《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演讲，说出了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极少数中国“自由人”的心里话。故此，我将廖亦武演讲的结束部分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个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这个地球灾难的源头，这个无限扩张的垃圾场，必须分裂。
为了孩子不再死于无辜，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母亲不再无辜地失去孩子，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中国各地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沦为世界各地的累赘，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叶落归根，为了将来有人守护祖宗的墓园，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安宁，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八日初稿，十三日改定
美国弗吉尼亚盖城不默斋
【自由亚洲电台】2016.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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