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周舵、马建（马建提供）
当福克纳写完《我弥留之际》，书中的结局是本德伦率全家将妻子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了。确切地说，就是人类如何守住了道德信念，丈夫甚至把准备做假牙的八美元也奉献出来，让死去的艾迪静静地落叶归根。
但刘晓波不但不想入土为安，在弥留之际竟然开始了奥德赛式的寻乡之旅？问题如海关每天的陈旧对话：你从哪里来？在哪里？到哪里去？
这个中国出生的刘晓波，这个外号叫刘磕巴的书生，去哪里寻找家园？不，寻找丧身之地？
但我不得不说，他其实没有寻找的自由，是被判了十一年牢狱的囚徒。只所以不准死在监狱，是他在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获奖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为自由失去了生存机会。他的不幸还来自这个荒诞时代：人们关注的是财经新闻，G20峰会。各国的政治家成了生意老板，人权和商品成了交易手段。你刘磕巴寻找的民主家园已经倾塌。
刘晓波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一界书生。因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中，参加了绝食抗议而被捕。在去广场绝食之前，他和周舵还在我画室里喝酒聊天，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知识份子严重脱节，讨论绝食，来激发知识界投入到学潮中去。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六月四日晚上，面对围堵的坦克群，他夺过学生手里的步枪，使劲砸坏，力劝这几千名学生和平撤出了广场。之后的刘晓波和成千上万民主追求者一样，不断地进出监狱，或者正走在去监狱的路上，从未有过自由的生活。哪怕在自已的家里，也总是和警察们一起生活。当刘晓波签署了和哈维尔发起的《七七宪章》类似的《零八宪章》之后，他又被从家里抓走，这一次是十一年刑期，而且加强了对刘晓波太太刘霞以及亲属的监外囚禁。从此这对夫妻都失去了自由，直到刘晓波肝癌末期从监狱拉进医院。
今天，我看到这位躺在病床上的刘晓波，希望离开中国，再也不会活着踏足的那块囚禁之地。也就是说，他希望既然不能自由地生活，就自由地死去，让生命结束于希望。我呼吁习近平给这位和平使者解开锁链，让他死于无罪，让所有活着的人们不感到羞愧，让这金钱时代仍有人道主义，因为世界也需要一点尊严。
福克纳把护送艾迪尸体回乡作为一次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来描述。他需要克服的是人们的愚蠢、自私和野蛮，最终是信守诺言的实现。我想，刘晓波走向死亡之旅要克服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冷酷和中国人的麻木。这就足以使他寸步难行了。哪怕有一百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他呼吁，为他护送也无济于事。
当一九八九年全球的共产极权体制一个接一个崩溃之后，人们以为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个人的自由权利成为最受尊重的价值观，宪政民主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人们以为冷战结束，政治可以稀释了，多元文化、全球化等可以在民主浪潮中越走越宽。人们，不，是政客们，竟看不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不但完好无损，而且借用资本主义的纱布包好伤口，以经济战争卷土重来，不但冲垮文明世界的人道主义的底线，也把各国的轻重工业甚至英国的交通核电工业也被呑食。在政治上更把极权意识用马克思主义重新包装，渗透文明世界。
刘晓波犯的政治罪行，就是学习西方民主，为中国进步提出了一个好建议。这本该是英国或者美国政治家们该做的事：守住人权自由民主，守住二战后民主战胜共产主义的成果，守住选民的幸福和安全，当然也必须守住像刘晓波这类与你们共同开拓民主价值观的同行，使他在弥留之际能感受到自由的存在，并且能告诉我们，自由的感觉多么真实，是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的生命力。刘晓波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只是提醒我们，民主国家的危险来自共产主义的变种，来自中国共产党。刚落幕的G20大会期间，街头十万多抗议者中，走出了一群步履姗姗如僵尸般的泥人。我就看到了其中的刘晓波，这位本该有复活希望的民主实践者，在喊出：“我没有敌人”之后，倒在凶手旁边，确切地说，倒在习近平、默克尔、梅姨等等一群“政治犯”脚下。
今天，我们看着唯一死在“罪犯”之名的诺贝尔获得者，死在警察盯着的医院囚室。这种全球直播方式的处死，远远超出纳粹的罪恶底线。中国共产党成功展示它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慢慢地杀掉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同时，全球的政客们正在和凶手合影欢宴。
这是一个不再关注人类苦难的时代，因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放松了民主道德的守护，并迅速地转向娱乐消费和文化多元，使极权政治死灰复燃。21世纪我们需要民主的最后一个理由是控制权力带来的狂妄，因为极权一旦兴起，乃是全球性民主的灾难。自由民主所积累的价值与尊严，甚至美学与政治底线都被冲垮。刘晓波所面对的正是一个退化的人权时代，以至于他成了一位供娱乐媒体观赏的死亡演员。
刘晓波像弥留之际的艾迪一样：在丧钟敲响之前面对的只有绝望。不一样的是：艾迪的一家人最终把她送到了家园。而刘晓波的家人全被囚起，他死无丧身之地。
马建
2017.7.13
【自由亚洲电台】2017.07.13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