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仍在黑牢中的中国异议份子刘晓波，中国恼羞成怒，进行媒体的全面封锁，在中国媒体上看不到刘晓波得奖的消息。荒谬的是，却有针对此事的评论，官方媒体发表社评，批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沦为反华工具，鼓吹中国分裂、甚至瓦解。”其实，中国的歇斯底里反应，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它的非理性举措却印证了吾人的一个重要观察，即西方世界长久以来一直期待经济成长可以为中国带来民主政治，已沦为一厢情愿、破灭的幻想。中国的经济成长，不但没有带来民主改革，反而强化了它的威权统治，以及对国际政治的操控能力。
在二次大战后，西方学界出现一种理论，若是一个独裁国家，有了长期的经济成长，人民财富增加，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教育程度提升，民智大开，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要求与期待就会相对提高，使民主运动蔚为风潮，进而推倒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国家。此一理论在南韩、台湾，以及部分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经验中得到了体现与印证。这些国家在经济发达后，民主运动勃兴，专制、独裁、军事政府接连倒台，掀起了“第三波民主”。而中国在一九七八年采行开放路线后，即使已经清楚表达，此一改革只是在经济领域中放宽了某些限制，在政治上依旧坚持共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即所谓的“四大坚持”，却仍然带给西方世界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对中国进行投资与经贸往来，使中国人民脱离一穷二白的悲惨境遇，将可因人民期待升高，松动中共的政治控制，最终打造出一个民主的中国。
不料，这套经济成长带动民主转型的理论，完全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共是一个建立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一党专制的政权，虽然打着平等主义理念，自许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在革命建国与几次党内大斗争中，早已堕落为前南斯拉夫共产领导阶层吉拉斯所称的“新阶级”，一个集权力、利益与贪腐于一身的独裁集团。中国从改革开放后，持续三十年的高成长，中共自居其功，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系得力于全球科技发展与创新，以及金融交易与全球贸易网路的完整建构，既非中共领导之功，也不是中国独特的因素所致。换言之，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同。
但是，中共却把这种共通的经济发展模式，贴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籤，凸显它的卓越领导能力，与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自称可以走自己的路，抗拒外界要求民主化的压力。中共认为，其经济发展模式既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其政治体系的土壤，也不适合移植西方民主价值，必须建立在具有威权统治色彩的东方价值上。因此，可以说这三十年来，中国与西方各有盘算，其实是误会一场，西方期待用经济成长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独裁，然而中国却只想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与市场经济理念，让中国富起来。西方想把中国由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国家，打造成民主文明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担负起建设性角色；而中国对西方国家显然只是借力使力，发展经济，但政治上则坚持不变，并以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自豪。
国际社会常对中国改革的可能性抱持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例如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只是提了几次政治改革，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胡思乱想，以为中共准备洗心革面，放下屠刀了。其实，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不管是体制内或体制外，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故世的赵紫阳总理，曾经想以新加坡的李光耀与台湾的蒋经国为师，借东方价值之名，把中共政权转化为软性威权政体，却被拔除党政职务，形同判处政治死刑。而刘晓波只是一个文人，只不过推动《零八宪章》，提出自由、人权、平等、共和、宪政、民主等六项普世价值，竟被当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刘晓波是民间异议份子，赵紫阳曾是中共统治集团的领导人，一个主张民主，一个主张统治结构的软性化，一个由下而上，一个由上而下，但都成为中共政权的眼中钉，一位沦为中共的阶下囚，一位遭到软禁，成为“国家的囚徒”，证明中国的民主之路是走不通，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的期待，是到了应该彻底觉醒的时候了。
【自由时报】20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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