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仍在黑牢中的中国异议份子刘晓波,中国恼羞成怒,进行媒体的全面封锁,在中国媒体上看不到刘晓波得奖的消息。荒谬的是,却有针对此事的评论,官方媒体发表社评,批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沦为反华工具,鼓吹中国分裂、甚至瓦解。”其实,中国的歇斯底里反应,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它的非理性举措却印证了吾人的一个重要观察,即西方世界长久以来一直期待经济成长可以为中国带来民主政治,已沦为一厢情愿、破灭的幻想。中国的经济成长,不但没有带来民主改革,反而强化了它的威权统治,以及对国际政治的操控能力。

在二次大战后,西方学界出现一种理论,若是一个独裁国家,有了长期的经济成长,人民财富增加,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教育程度提升,民智大开,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要求与期待就会相对提高,使民主运动蔚为风潮,进而推倒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国家。此一理论在南韩、台湾,以及部分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经验中得到了体现与印证。这些国家在经济发达后,民主运动勃兴,专制、独裁、军事政府接连倒台,掀起了“第三波民主”。而中国在一九七八年采行开放路线后,即使已经清楚表达,此一改革只是在经济领域中放宽了某些限制,在政治上依旧坚持共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即所谓的“四大坚持”,却仍然带给西方世界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对中国进行投资与经贸往来,使中国人民脱离一穷二白的悲惨境遇,将可因人民期待升高,松动中共的政治控制,最终打造出一个民主的中国。

不料,这套经济成长带动民主转型的理论,完全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共是一个建立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一党专制的政权,虽然打着平等主义理念,自许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在革命建国与几次党内大斗争中,早已堕落为前南斯拉夫共产领导阶层吉拉斯所称的“新阶级”,一个集权力、利益与贪腐于一身的独裁集团。中国从改革开放后,持续三十年的高成长,中共自居其功,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系得力于全球科技发展与创新,以及金融交易与全球贸易网路的完整建构,既非中共领导之功,也不是中国独特的因素所致。换言之,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同。

但是,中共却把这种共通的经济发展模式,贴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籤,凸显它的卓越领导能力,与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自称可以走自己的路,抗拒外界要求民主化的压力。中共认为,其经济发展模式既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其政治体系的土壤,也不适合移植西方民主价值,必须建立在具有威权统治色彩的东方价值上。因此,可以说这三十年来,中国与西方各有盘算,其实是误会一场,西方期待用经济成长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独裁,然而中国却只想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与市场经济理念,让中国富起来。西方想把中国由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国家,打造成民主文明的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担负起建设性角色;而中国对西方国家显然只是借力使力,发展经济,但政治上则坚持不变,并以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自豪。

国际社会常对中国改革的可能性抱持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例如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只是提了几次政治改革,就引起西方世界的胡思乱想,以为中共准备洗心革面,放下屠刀了。其实,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不管是体制内或体制外,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故世的赵紫阳总理,曾经想以新加坡的李光耀与台湾的蒋经国为师,借东方价值之名,把中共政权转化为软性威权政体,却被拔除党政职务,形同判处政治死刑。而刘晓波只是一个文人,只不过推动《零八宪章》,提出自由、人权、平等、共和、宪政、民主等六项普世价值,竟被当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

刘晓波是民间异议份子,赵紫阳曾是中共统治集团的领导人,一个主张民主,一个主张统治结构的软性化,一个由下而上,一个由上而下,但都成为中共政权的眼中钉,一位沦为中共的阶下囚,一位遭到软禁,成为“国家的囚徒”,证明中国的民主之路是走不通,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的期待,是到了应该彻底觉醒的时候了。

【自由时报】20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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