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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资本主义”,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财富对社会的腐蚀,然而,资本和金钱必然带来尔虞我诈和冷酷无情吗?美国做为一个老牌民主国家,其特色就是社会的高度自治程度,而这种自治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和商界推动的。无论是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还是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倚赖的都是企业的捐助。这里考验的,其实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远见,是他们能否有足够的头脑来意识到,只有社会进步才能带来自己企业的长久繁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其实浸润了很多思想的成果。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的时候,应当看到:“资本”是残酷的,但是“主义”可以做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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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并不仅仅是极权制度的手段,更是它的本质。政治暴力运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政权,更在于行使政权。以往我们都认为国家暴力只是维持统治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共这个通过暴力建立政权,并从列宁、史达林那里得到很多指导的政党来说,暴力本身就是他们执政的一种方式,暴力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正如Stephan Courtois在《共产主义黑皮书》序言中所说:“(共产国家)把镇压当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恐怖成了‘继续革命’的内容,有了意识形态性。”。尤有甚者,中共通过暴力调动国家机器中非人性的部分,使得人性恶的部分可以与恶性制度相互配合,这成为了中共统治的祕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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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犬儒病》中,胡平集中分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的本质特点──犬儒病,即从统治者到民众,都不再相信宣传,但又表面上装做相信,于是假装服从;非但如此,还“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为自己没有信仰,就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国内外民运人士受到很多人的攻击)。这种现象,胡平称之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杀伤力,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就是“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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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经提出香港的殖民地历史对香港的发展也有正面意义的观点,至今都还受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是,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著名的第一章〈关于德国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征〉中曾经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的先锋人物,如康德、赫尔德、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等都发自内心地欢迎法国革命。德国进步知识界的共识似乎是:德国现代史是随着法国人的进入而开始的。歌德和黑格尔等进步思想家甚至半公开地同情拿破仑统一德国的行动,认为这是在替德国清除封建残余。对于那些民族主义者来说,他们是否会认为康德、赫尔德这一批人都是数典忘祖的败类呢?●

【自由时报】201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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