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命运，象征着所有在民主国家生活过的人，都要自我阉割本有的价值、信仰、思想，才可能与中国政府达成纯粹画大饼的交易。（欧新社档案照）
六月二十六日，中国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突然发布了一个声明，证实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确诊罹患肝癌，因此批准保外就医，并正由该国八位肿瘤专家联诊之中。这则讯息的释出，想必会让国际社会、乃至不少世界人权组织惊觉：在人道主义的共同道路上，刘晓波是被遗忘了吗？即使被记得，对于维护刘晓波最基本的生命权又有什么区别与改善？
刘晓波，这位中国的读书人，在这个时刻为我们所讨论，不仅仅因为他在二○一○年获得挪威和平奖的肯定，而是这位在二○○九年遭判刑十一年的公共知识份子，他下狱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因只是他在二○○八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之际，发表了《零八宪章》所致。
这部宪章的文字内容，当时得到三百多人共同连署，并广发于国际社群，从文明社会的角度审视，不外就是一些西方民主的ABC，例如：“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等等。即使从台湾的角度，看到所谓“以中华联邦解决两岸问题”的单方倡议，不认同者，顶多以天真视之，绝对会尊重其表意的自由，然而中国政府却将其呼吁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以及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当作洪水猛兽，唯恐星火燎原，因而将这位政治良心犯罗织入罪，甚至依照其妻刘霞所述，现在已至“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的悲惨地步。
这个案例之所以具有意义，在于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国民待遇”，即使在事发后，多少国家的总统、总理向中国领导人说项，多少国际舆论排山倒海声援他，也丝毫撼动不了北京政权一点点的宽容，这就是做为一个中国人，并认定是爱国者的待遇。这个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所谓“海峡论坛”场合，才大声嚷嚷要让台湾年轻人在中国“享受”当地居民的相同待遇；而刘晓波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命运，象征着所有在民主国家生活过的人，都要自我阉割本有的价值、信仰、思想，才可能与中国政府达成纯粹画大饼的交易。
在中国，如果搞政治要关到死，不碰政治总该安全吧？非也。尽管梵谛冈与北京已经恢复对话、甚至展开建交谈判，但是教廷在中国所任命的温州教区主教邵祝敏，因为拒绝参加中国安排的天主教样板爱国会，仍然逃不过遭强制带走、被失踪的惯例，下落不明已达月余。虽然教宗方济各表示了高度关切，外界看来，中国像蚊仔叮牛角般，根本不痛不痒。这是另一形式的国民待遇，连藉由宗教取得心灵寄托，都没你说话的份。
讽刺的是，中国国民的身分地位，连中共决策阶层自己都没信心。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最近就向商界保证：北京长期维持香港“一国两制”不变，方针坚定不移、不走样、不变形，并全面准确落实。还说：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佳安排，也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然“一国两制”，就是两套标准，也就是不一体适用国民待遇，换句话说，其概念与国民待遇是矛盾的，是以非国民待遇来招揽港人民心。中国这些头人，讲话前不思理顺逻辑，莫非是认为香港人好骗？而且台湾人更好骗？
就如中国经济学家朱嘉明所慨歎的：“中国看来十分强大，但又显得十分脆弱。”这个倚靠高强度维稳，所勉强维持的脆弱强权，事实上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恐怕并无法持久。
身为台湾人，在庆幸不是中国人之余，透过中国知识份子与异议者的苦难，我们也必须有所不忍。这些最有可能改造、导正中国的良心，若逐一被消磨了志气，终结了性命，无疑是正在上演中的人类悲剧。其巨大的危险，可能将不只是中国人受害而已。
【自由时报】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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