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日,中国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突然发布了一个声明,证实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确诊罹患肝癌,因此批准保外就医,并正由该国八位肿瘤专家联诊之中。这则讯息的释出,想必会让国际社会、乃至不少世界人权组织惊觉:在人道主义的共同道路上,刘晓波是被遗忘了吗?即使被记得,对于维护刘晓波最基本的生命权又有什么区别与改善?
刘晓波,这位中国的读书人,在这个时刻为我们所讨论,不仅仅因为他在二○一○年获得挪威和平奖的肯定,而是这位在二○○九年遭判刑十一年的公共知识份子,他下狱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因只是他在二○○八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之际,发表了《零八宪章》所致。
这部宪章的文字内容,当时得到三百多人共同连署,并广发于国际社群,从文明社会的角度审视,不外就是一些西方民主的ABC,例如:“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等等。即使从台湾的角度,看到所谓“以中华联邦解决两岸问题”的单方倡议,不认同者,顶多以天真视之,绝对会尊重其表意的自由,然而中国政府却将其呼吁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以及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当作洪水猛兽,唯恐星火燎原,因而将这位政治良心犯罗织入罪,甚至依照其妻刘霞所述,现在已至“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的悲惨地步。
这个案例之所以具有意义,在于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国民待遇”,即使在事发后,多少国家的总统、总理向中国领导人说项,多少国际舆论排山倒海声援他,也丝毫撼动不了北京政权一点点的宽容,这就是做为一个中国人,并认定是爱国者的待遇。这个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所谓“海峡论坛”场合,才大声嚷嚷要让台湾年轻人在中国“享受”当地居民的相同待遇;而刘晓波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命运,象征着所有在民主国家生活过的人,都要自我阉割本有的价值、信仰、思想,才可能与中国政府达成纯粹画大饼的交易。
在中国,如果搞政治要关到死,不碰政治总该安全吧?非也。尽管梵谛冈与北京已经恢复对话、甚至展开建交谈判,但是教廷在中国所任命的温州教区主教邵祝敏,因为拒绝参加中国安排的天主教样板爱国会,仍然逃不过遭强制带走、被失踪的惯例,下落不明已达月余。虽然教宗方济各表示了高度关切,外界看来,中国像蚊仔叮牛角般,根本不痛不痒。这是另一形式的国民待遇,连藉由宗教取得心灵寄托,都没你说话的份。
讽刺的是,中国国民的身分地位,连中共决策阶层自己都没信心。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最近就向商界保证:北京长期维持香港“一国两制”不变,方针坚定不移、不走样、不变形,并全面准确落实。还说: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佳安排,也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然“一国两制”,就是两套标准,也就是不一体适用国民待遇,换句话说,其概念与国民待遇是矛盾的,是以非国民待遇来招揽港人民心。中国这些头人,讲话前不思理顺逻辑,莫非是认为香港人好骗?而且台湾人更好骗?
就如中国经济学家朱嘉明所慨歎的:“中国看来十分强大,但又显得十分脆弱。”这个倚靠高强度维稳,所勉强维持的脆弱强权,事实上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恐怕并无法持久。
身为台湾人,在庆幸不是中国人之余,透过中国知识份子与异议者的苦难,我们也必须有所不忍。这些最有可能改造、导正中国的良心,若逐一被消磨了志气,终结了性命,无疑是正在上演中的人类悲剧。其巨大的危险,可能将不只是中国人受害而已。
【自由时报】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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