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刘晓波（1999）
刘晓波在2003年时说：“虽然我不是信徒，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基督教”，[1]他又尝形容自己是“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2]“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基督教却让他觉察到“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3]
良知
刘特别欣赏基督徒因信仰而来的良知。他认为，由于基督教神学的“原罪”的理解，由此引申出“忏悔”和“赎罪”的精神，原罪意识构成了基督教政治学的基础：
人类心中的最高伦理尺度是上帝，上帝的俯视为人世秩序和人的行为提供最高标准。正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皆是罪人，所以就必须怀有谦卑，通过忏悔和行善来赎罪。[4]
因此，面对不公义的社会，基督徒“坚信上帝所启示的‘天道和良心’，相信有上帝的世界必有普世正义的存在，相信历史的发展以普世正义为道德方向，相信普世正义对人的灵魂的感召具有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力量”，因而具备“来自信仰的精神力量”，“既对上帝所昭示的普世正义怀有乐观的坚定信心，也对撒旦所代表的邪恶势力具有足够的清醒”。[5]
抗争
在刘晓波眼中，耶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福音书中“其人及其神迹是真是假”，而是其殉难及复活事件所见证的“神圣价值的‘道成肉身’”，如何把“上帝之爱”显现在人间。[6]耶稣所树立的殉道精神，同样感召了圣彼得及圣保罗等人，基督教反抗罗马迫害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基督教徒的殉道历史”：
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7]
因着“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激励”，遭遇种种残酷迫害的基督徒，不仅没有被世俗帝国的恐怖统治所降服，“反而越发坚定了信仰并愈发蔑视世俗王权，不屈不饶地用信仰反抗暴力”。[8]而在往后的人类历史中，基督徒这种因信仰而对暴力强权的徒手反抗，其实正是“从神学的开启了非暴力的良知反抗的传统”，“对西方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影响极为深远”。在刘晓波眼中，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杜图（Desmond Mpilo Tutu）、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人类典范所践行的反抗暴政的良知原则，无一不带有耶稣殉难的色彩”。[9]这些现代的“公民不服从或非暴力反抗运动”（印度的独立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或是南非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所争取的目标大都是“世俗化”的，但“这些运动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宗教性的”，“超世俗的信仰一直是非暴力反抗的精神之源”。[10]
坚忍
1998年在大连狱中对基督教的体认：“爱的福音作为神赐的力量”，使基督教对死亡的解释突显出“一种爱对复仇、良知对暴力、自由对必然的超越”。[11]他在狱中写的另一篇文章中，又形容耶稣是徒手“战胜佩剑恺撒的神迹示范”，表明在“被爱提升的义”，可以战胜没有正义支撑的实力。教刘感到震憾的，不仅是耶稣面对各种诱惑以至“被钉十字架的威胁”仍能说：“不”，而是耶稣在说“不”时，没有“以牙还牙的仇恨和报复”及“煽动以暴易暴”，反倒是“满怀无边的爱意和宽容”，“坚守非暴力的消极反抗，一边驯顺地背起十字架，一边平静地说‘不’”。他在文章的终结时说：
不论世界变得多么世俗化实用化，有神子耶稣在，世界就有激情、奇迹和美。[12]
后来，他进一步形容这是一种“基督教的‘坚忍主义’”：
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难的毅力来对抗迫害者制造苦难的意志，用信仰给予灵魂的力量来抵抗恐怖暴力的肆虐。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会诉诸于仇恨和暴力，也决不会屈从于恶法和权势，而是坚持用爱来融化恨，用善意来唤醒敌对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从来征服全副武装，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难的能力消耗尽施暴者的仇恨，最终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13]
他以被捕的基督教传道人为例，指他们“在监狱里仍然向主祈祷，出狱后继续传道，并对警察说：‘监狱不能让我背叛我的主，但我仍然乞求上帝宽恕你，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种“叛逆”展现的“道义压力”，与其他民间的异见力量，“正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真正希望”[14]
我们可见，这种源自基督教的坚忍精神，确实已内化在刘的生命中，成为他推动中国民间维权运动背后不可或缺的力量，也为其非暴力抗争烙下基督教精神的印记。
[1] 刘晓波、任不寐：《关于〈灾变论〉的对话》（2003年7月17日），刘晓波文选。
[2] 刘晓波：《被上帝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的权力》（1999年8月写于大连教养院，2005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吴宏达等编：《追寻自由──刘晓波文选》（华盛顿：劳教基金会、2011），页198。
[3] 刘晓波：《铁窗中的感动──狱中读〈论基督徒〉》（1997年7月写于大连教养院，2008年6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网。
[4] 刘晓波：《人性恶与自由宪政》（2006年7月4日），《追寻自由──刘晓波文选》，页284。
[5] 刘晓波：《人性恶与自由宪政》，页287。
[6] 刘晓波：《被上帝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的权力》，页198。
[7] 刘晓波：《被上帝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的权力》，页181。
[8] 刘晓波：《徒手征服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上）》（2004年6月22日），刘晓波文选。
[9] 刘晓波：《被上帝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的权力》，页183。
[10] 刘晓波：《”良知不服从”及其影响》（2005年8月），《追寻自由──刘晓波文选》，页202。
[11] 刘晓波：《被上帝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的权力》，页182至183。。
[12] 刘晓波：《为了活着和活出尊严：关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1998年8月），刘晓波文选。
[13] 刘晓波：《方舟教会反对中共警察的启示》（2006年1月16日），氏著：《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台北：允晨文化，2009），页287至288。
[14] 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5），页383。
【独立媒体】201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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