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网络图片）
2010年1月4日，我在上海接到北京丁东先生转来的崔卫平女士群访帖，诚邀中外几十位知识分子对刘晓波重判11年作出“反应”。我立即敲出一段文字，回帖“反应”，崔卫平摘选编辑后，载其推特：
裴毅然的看法：非常赞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晓波当然是为民主蹲狱。对晓波来说，则可谓家国不幸晓波幸！一次比一次光荣呵！嗣同有后呵！惟一安慰的是：有这么多人在外面“陪”晓波。
这次蔡楚先生希望我剖析一下刘晓波的思想遗产，囿于网文篇幅，不可能全面展开讨论刘晓波思想，只能分析一下那篇颇引争议的法庭陈述——《我没有敌人》，然后简述晓波思想遗产的价值。
2009年12月23日，晓波当庭《我没有敌人》一出，海内外“反响”一片，奈何我在大陆看不到（本人很笨，还不懂“翻墙”），只能从港刊上寻觅“出口转内销”。最初，我也很纳闷，怎么会“我没有敌人”？没有敌人，中国民运的对立面是谁？为什么需要斗争？尤其恐怖暴政源头的中南海：毛泽东、邓小平、李鹏……“六四”向学生向人民开枪，偌大血债，还不是人民的敌人么？再说了，弱者宽恕强者，岂非自作多情太“阿Q”？中南海在乎你的宽恕么？
曹长青的批评
2010年3月号香港《开放》，刊载黑大老同学曹长青的评论《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批评“我没有敌人”混淆了一系列重大原则，贬斥赞同“我没有敌人”的人“莫名其妙，简直不可思议”。曹文主要观点：
宗教情怀不能等同政治，不能无视中共政权的残暴性，没有对专制独裁的深恶痛绝，就不可能有对自由的挚爱追求，政治犯怎能赞美监狱？在刺刀面前“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既丢了原则，也自相矛盾，泪水无法感动专制政权，只会使中共政权“万岁”。
混淆原则，认为“我没有敌人”混淆重大原则，“如果连中国的精英们对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不清楚，都没有根基，还谈什么结束中共专制？”
应该说，老同学曹长青的质疑，戳到“我没有敌人”的软肋，起诉晓波的检察官、判决他有罪的法官、执行中共政权旨意的警察，以及“六四”向学生、市民开枪的士兵，当然不是为私仇，而是执行中南海邓小平、李鹏集团的意志。面对残暴野蛮的中共政权，曹长青怀疑刘晓波：他到底是真那样理解中共政权，还是在写瞿秋白式《多余的话》——希望得到轻判？曹的质疑与笔者最初的“第一感”有所暗合，我也认为不加解释地直接宣倡“我没有敌人”，岂非混淆正义与罪恶、民主与专制等原则性界线？
江派眼中的晓波
2010年8月8日，受《领导者》、共识网社长兼主编周志兴之邀，笔者曾出席一次沪上餐聚，其他出席学者：刘吉（1935～，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汝伦（1953～，复旦大学哲学教授）、萧功秦（1946～，上海师大史学教授）。刘吉先生乃江泽民幕僚，“三个代表”起草人之一，他说了一段至少代表江派对刘晓波的评论——左派右派都是一派，右派帮了左派的忙。我们说阶级斗争不能讲，没有了，左派便指刘晓波说：怎么阶级斗争熄灭了？因此，从这意义上，左右两派都不行，就是一个派，互为依存。从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就是枪毙刘晓波也没什么。
听到没有，今天看来还算开明的江泽民，人家也是以“枪毙”看待刘晓波的“历史作用”，以“死有余辜”评价您的“历史地位”。从人际对等角度，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实在有失平衡，相当地“表错情”。不过，晓波会不知道自己是中南海的死敌么？不知道是人家的掘墓人么？会不明白自己这厢“我没有敌人”，人家那头仍一定视他为“最危险的敌人”。我以为这正是晓波的精明处，他明白这一切，也明白自己打这张牌的“宣传效应”——反差越甚，传播越广。
理解晓波
另一方面，刘晓波确实深受基督教影响，“我没有敌人”清晰体现宽恕一切罪恶一切敌人的基督仁爱。由于在法庭上不可能展开论证——为什么“我没有敌人”，我们无法得知晓波之所以选择这一表述的论据。但根据基督精神，我渐渐理解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深层内涵——除了力倡基督泛爱理念，可能还包涵两层政治作用：一向民运界内部郑重强调“非暴力”，既然“没有敌人”，也就没了“暴力对抗”的必要。二尽量降低中共的敌对感，降低中南海对民运的恐惧，即降低民主转型过程的人为因素。以基督式的高姿势感召中共与世人，或以彻底慈爱映衬中南海的血腥残暴。
无论如何，以爱迎恨的“我没有敌人”极大彰显了晓波思想的温和度与包容力，从政治上，也可视为最大限度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尽量凝聚朝野共识，以期合力完成民主转型。
曹长青先生乃政论家，走的是形而上的纯粹理性，可以追求“理论的彻底性”。但作为形而下行动的实践者，刘晓波必须考量方方面面的原因，不可能追求“彻底”，也不应该设立“彻底”的目标。因为，作为历史现阶段人物，能够完成目前亟需的民主转型，就已阿弥陀佛——千难万难功莫大焉。因此，对刘晓波来说，他必须虑及各阶层各族群对《零八宪章》的认同度，得追求最大公约数。
更重要的是：晓波有他选择如何表述的自由，何况是在刺刀之下的“陈述”。从大方向上，晓波的主要思想、价值旨归已经凝结于《零八宪章》，当然旨在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完成中国民主转型。“我没有敌人”终究只是手段，意在力挺“非暴力抗争”。若放远眼量，中国已被近一个世纪的“阶级斗争”搞得只剩下仇恨，数代国人一生滚爬于仇恨泥淖——反右、文革、六四，还不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么？弄得国人一生“满腔仇恨”、“满大街都是敌人”，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一个最应该仇恨中共的政治重刑犯竟宽恕所有“仇家”，倡导基督普爱，客观上也有一份矫正时弊的作用。以“爱”换“恨”，大方向毕竟正确。
民运界内部不必揪住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不必质疑他的“革命坚定性”。就“革命大节”，刘晓波一再放弃流亡海外、坚持在大陆抗争，他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中国民运标志性产物——《零八宪章》，以入狱、瘐毙向中外昭示中共的残暴，以“我没有敌人”实为昭示他彻底的“非暴力”。这些，都是晓波留给中国思想界、中国民运弥足珍贵的遗产。
我在渐渐理解晓波的同时，也感觉对待任何人都不必求全责备，套用一句熟语——宜粗不宜细，只要大方向对头，枝节问题上不必细抠。事实上，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也不可能影响我们对中共政权残暴的“深刻认识”。
晓波的价值
晓波虽逝，光芒永存。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他的名字仍有绝对号召力，仍是中国民运一面相当夺目的旗帜，中共仍将持续忌惮他。他的思想遗产，我们当然要郑重继承、发扬光大。
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授予晓波，当然是表彰《零八宪章》，表彰刘晓波与他的同志们为中国民运矗立的标竿——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人权，以及非暴力抗争。晓波也以自己的生命“回馈”这份国际承认、忠贞捍卫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荣誉。
当然，《零八宪章》也是时代的产物，起草过程中免不了有种种不得已的妥协——降低中南海接受的难度，动作不宜过大……如未涉及中共政权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未沾碰这一最麻烦的意识形态障碍，而是直接表述各项政治述求。因为，对中共来说，他们的政权已与马克思主义牢牢捆绑，其政权“合法性”全都源自这则红色邪说，倒旗意味着失魂，意味着自弃“合法性”，这也是习近平至今拧紧意识形态阀门，高调宣倡“不忘初心”的价值根柢。
不过，中国乃14忆中国人之中国，不是中共一党之私产，中共党史、大陆国史也不能任由中共自导自演。对于未来，当然只能鉴古辨今、知往察来。马列主义如此荒诞悖谬，国际共运如此罪恶昭着，中共政权如此恶劣残暴，相信绝大多数国人心里都在问：“红旗还能打多久？”都在心里盼：中国何时摆脱中共这一历史包袱？相信中南海红墙内的政治局大佬，也早就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早在谋划自己的各种退路。
中国当然只能走向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难道不以成功的欧美宪政为范例，还会继续坚持失败的苏联东欧模式——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算中共想坚持想使“红旗飘万代”，岁月无情，历史终将淘汰罪恶累累、血迹斑斑的马列主义。如今的中共政权，无非依靠暴政惯性在维持，天安门城墙的毛像摇摇欲坠。难道中共暴政还能万岁么？百岁都不可能矣！我们这拨异议分子虽然被赶出来了，但大陆到处都是我们的同志，都是“国保”、“国安”防不胜防的中国民运“第五纵队”。
晓波未远，遗音在耳，自由必有接班人，中国民运在继续、《民主中国》在路上……
2017-10-16 Princeton，East Windsor
【民主中国】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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