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左二）发起四君子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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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27日，晓波由美国返回中国后，很快便参加到运动中。开始，他很理性，尽力劝阻学生不要绝食，返回校园。
5月7日，晓波在北师大校园张贴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份意见书《我们的要求——校园内的自由论坛》。该意见书对学生运动提出了一些批评，包括：口号多于行动；不遵循民主程序；不讲究用法律推进民主；提出的目标过高；农民式的仇恨。他要求校方设立自由论坛、支持自治学生会、与学生对话等等。总之，他对此次学运评价不是很高，而是期望从大学内逐步推进民主。
5月13日，晓波参加了阎明复召集的统战部与学运领袖的座谈会。会上晓波发表的意见温和、理性，提出了双方妥协的方案：政府要肯定此次学运势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会；与学生公开、坦诚对话；而学生则需要让步、宽容，撤出广场。该妥协的方案是恰当的，但中共作为极权统治者，没有可能认错——否定“4.26”社论，也不可能承认学生自治会。该政权傲慢惯了，反正有刀把子，人民就该顺从。这是“八九”悲剧的结症所在。
会后——次日凌晨，晓波在广场首次演讲。主旨是呼吁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回到校园推进民主；并批评学生没有民主的襟怀，不让政府官员讲话。在演讲中，他遭到学生不断地喝倒彩、嘲笑、谩骂，“学贼”、“懦夫”、“被收买了”、|“滚下去”……。这让他很是沮丧，甚至想不再参加运动，“尽快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返回美国。以后，晓波在运动中变得激进，应该和此次受羞辱有关。
但是晓波很快就恢复了自信，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刘晓波，他不可重复”（《独白》）当吾尔开希请晓波帮忙，劝说学生撤离广场，晓波的沮丧一扫而光，又恢复了亢奋，立即就去了。
在广场，他看到完全没有可能让学生停止绝食，离开广场；进而他被绝食学生们的悲壮精神所感动。他记述“政府的冷漠激怒了我，学生们的献身精神和悲惨处境刚动了我。……我不能再旁观了，应该和他们一起受难。”“广场上悲壮的就义气氛和献身精神笼罩着我，我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下决心和绝食的学生们同生共死。”此后，他积极参与了支持广场学生们的绝食、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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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晓波发起“四君子绝食”。该绝食，一是抗议戒严和军官；二是对知识分子的软弱表示忏悔。其道义性无可置疑。但当时形势危机，当局镇压在即。此时最重要的是说服、促使学生撤离广场，避免流血、牺牲。由此，“四君子绝食”很不得当，等于鼓励学生坚守广场。此后，晓波一生不能为之原谅自己。事实是，即使没有“四君子绝食”，学生也不会听劝撤离广场，当局也会如期进行血腥镇压。
晓波发起“四君子绝食”的因素是多重的。一是出于对当局的义愤；二是受广场悲壮精神的感染，欲与学生共命运；三是出于政治考量：动员更大的社会能量，将运动推向新高潮，瓦解戒严；四，隐含的个人动机，渴望英雄的光环，成为运动的中心，青史留名。
其一是为正义：其二是被悲壮精神所感动：其三是对政治形势的误判。如果说此三者均情有可原，但是其四则甚有害。甚至可以说，这是“八九”学生领袖们普遍存在的心结，其推动运动不断激进，错失让学生回到校园，避免流血的时机。因此对“六四”这场血难，学生领袖们也是有责任的。
在政治中，最要不得的是政治家对个人得失的计较，特别是在民众抵抗运动中。因为，其扮演的角色是公众人物，代表民众、社会、国家，由民所授权。他必须放下自己，承担公众领导者的角色，负民众、社会、国家之责任。
“六四”血案，罪责当然在政府，但是学生领袖们——包括晓波亦难免其责，其中最有害的即领袖欲及英雄的光环。膨胀的个人与激情，使他们沉迷于群众的欢呼，而失去现实感，不计后果，忘却对民众的责任，而将运动不断推向高潮。这是永久的教训。在民众运动中，以“公众领袖”的身份，不顾后果，却图个人“英雄”之光环，即使悲壮，也是“犯罪”。
晓波在《独白》中记述“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我就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我暗自得意：这次绝食太对了。运动又有了新的热点，我也有了新的角色。”“绝食使我们四人成为运动的中心了。我们以无所畏惧的行动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和信任，……我们也成为运动的主角。”
他后来反省：我“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感谢晓波的坦诚与反省！这是民众运动中最危险的情绪。而这却是“八九”学运领袖们大多有的心态。晓波为之做了忏悔，真诚地说：六四“流血事件的责任也有我一份，我犯了罪。”膨胀的个人，推动“革命”比赛，“比赛”将运动推向极端。
“八九”运动过去近三十年了，除晓波外，至今没有一位当事者做出过这样真实、深入而真诚的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晓波平常显得不拘小节，放言无忌，甚至有粗话，但内心深处，他对生命有近乎严苛的道义要求。
“六四”后，面对血泊和千百罹难者，晓波有深深的负罪感。其后二十多年，他拒绝离开中国，和“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守护“六四”亡灵，始终不渝地为之呼唤正义。作为异议领袖，他立足民间，坚定地倡导自由民主精神，批判中共独裁统治，推动中国进步。他之如此，原因之一就是，他要对得起死难者的鲜血和亡灵，他要为自己的“罪责”赎罪。因此，他一直否认自己是领袖、英雄；而将自己当作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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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从来都是多面的，彼此矛盾冲突。晓波同样如此，并不完美；他是血肉的、人性的，在真实生活中左右冲突。
他记述：一个我是理智的，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一个我是现实的，另一个我则煽情演讲：一个我对学运弊端不满，欲退出，另一个我却离不开学运领导层和人群；一个我意识到运动将失败，另一个我却要将运动推向新高潮；一个我鄙视投机运动，另一个我却在投机中；一个我为自己的安全顾虑重重，另一个我却沉浸在英勇献身的悲壮中；一个我感到自己无能，只想找一块净土，另一个我则陶醉于虚幻的社会角色中……（《独白》）
一点也不奇怪，人就是这样，“To be，or not to be”是人性永恒的主题，但最终人还是要选择，如何选择？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在“八九运动中”，晓波最出色的表现不是在广场慷慨演讲，发起“四君子绝食”，而是在6月3日夜，当军队开进广场之后。
镇压已经开始，广场转眼即可能成为屠场，学生陷入恐慌和盲目。此时，晓波却显出他“大哥”的理智、勇气和担当。作为广场上的核心人物，“四君子”担起责任，商量如何应对。最终，他们决定撤出广场，由周舵、侯德健前去与军方谈判；晓波、高新劝说学生撤离。晓波记述“望着他俩一阶阶走下纪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阵阵揪痛，我不知道他俩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来，戒严部队的枪口是无情的。如果他俩遭到不幸，我就会背一辈子负疚的十字架……”
在“懦夫”“学贼”的叫骂声中，晓波拎着扩音机，声泪俱下地劝说学生撤离，甚至为此挨了一铁棍。有一情节，很是揪心，两个市民持一挺机枪，誓言拼命，只要他们扣动枪机，无数市民、学生就将倒于血泊中。晓波赶去，挡在枪前，说“你们或者将我打死，或者把枪放下。”事情急迫，众生命悬一线，最终晓波失声痛哭，给他们跪下，恳求他们为了数千年轻的生命，放下枪。于是三人抱头痛哭。晓波如此自尊之人，忍如此之辱，乃是为数千生命。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忍辱是晓波的一个重要品质，非此他无以承负道义之重任。
在撤离广场前，即有学生劝“四君子”先撤，因为他们是当局欲镇压的“要犯”，但晓波坚持要同学生在一起，共命运。在整个撤离中，晓波是核心人物，坚持到最后，他走前，还去查看帐篷有无落下的人，直到冰冷的枪口顶着他的后腰，他才离开。广场上的学生得以安全撤出，晓波起了重要作用。
离开广场后，晓波躲进澳大利亚外交官周思家。次日，他起草了“四君子”给世界的《呼吁书》：“向全世界一切维护人权和民主的政府呼吁，向全球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暴力的良知呼吁，给中国的法西斯政府以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制裁。”
从离开广场至被捕，晓波完全有机会躲进澳大利亚大使馆，或者逃离中国，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在我没有见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绝不离开北京。”“如果我进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或逃亡国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将在国外或使馆中背一辈子道德的十字架。”但同时，他却力劝德健去香港。“德健开始时不同意，但到最后，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德健，我们四个人必须出去一个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你出去的条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许人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清场的事实。’”告别时，周思的妻子琳达哭着和晓波吻别，说“小波，和我们一起走吧。‘，他’固执地摇摇头‘。（《独白》）
当晚，晓波坐周思的车离开外交公寓。“开车后，周思问我：‘小波，你想进使馆吗？’我说：‘不想。’周思问：‘为什么？’我说：‘周舵和高新怎么办？’……车到大使馆门前，周思又一次问我：‘小波，你想进去吗？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说：’不，谢谢。‘我拿起自己的东西下了车。“。（《独白》）两个小时后，他即被捕。
在这两天，晓波确实是个英雄；而也就是在这惊心动魄、生死存亡之际，他却偏偏放下了自己，既没想到悲壮、英雄，也没想到生命的神圣价值。风头、时尚、名声渺无踪影，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焦虑的只是数千学生的生命，必需要让他们安全地撤出。他的所为不是出于思考，而是遵从生命的直接指令。鲜血、死亡，驱散了虚假，晓波归回自己最真实的生命，那就是他：必需担当，必需救助学生、必需守义，必需负重，必需有勇气、有尊严。
什么是生命的神圣意义？基督走上十字架即是象征：为公义、为众生而受难。这是所有文明的基点，也是文明的最高价值，“人”由此而建立。中国已沦为一片废墟，我们从何而归复文明？我们从哪里而重新为“人”？归根结蒂，我们必需回到那个基点，从那里开始，从那里奠基，文明必需有其神圣的意义。
“六四”的血奠定了中国未来之文明，那些鲜血、年青的生命是为国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奉献的牺牲。这是“六四”的神圣意义。晓波虽未死，但是他的生命汇入了其中。确如晓波所说：人没有强壮与瘦弱、聪明与愚蠢、文明与野蛮、伟大彧渺小、高贵与低贱之分，即使是罪人，重要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
如果说，青年晓波是个扭曲的狂人，那么他则在“六四”中确立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六四”唤醒了他，“六四”的血改变了他，他放弃了那个戏剧化的夸张的“我”，而复原了那个崇尚神圣意义的“本我”，他伏下身子，却恢复了真实之生命，他从“六四”的血泊中，走上中国自由的祭坛。
2017年10月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201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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