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是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十周年，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汶川大地震共造成近七万人死亡，三万七千多人受伤，一万七千多人失踪，其中中小学生5335名。如此受灾程度为当代世界地震史所罕见，当地多个中小学校舍坍塌，引发人们对豆腐渣工程的关注，但十年后这仍然是禁区。
在过去的10年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在中国受到严密的控制，学校楼房质量低劣导致大批学生死亡的责任以及上百亿慈善捐款去向不明等问题成为敏感的话题，成为中国媒体不得自由报道或评论的禁区。在汶川地震10周年到来之际，前往地震重灾区都江堰采访的一名香港记者在那里遭到身份不明的人殴打，记者报警，当地公安机关声言不知打人的是谁，爱莫能助。
中国官媒新华社7日报导，官方将地震发生的5月12日确立为“感恩日”：“铭记伤痛、更铭记涌泉之恩”。报导称： “十年来，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和震区振兴，来自祖国和社会的大爱汇聚到这里，当地群众感受到各界的涌泉之恩。”并下标题为“爱的涌泉奔流不息”。报导中亦特写了许多灾户重建后“重获新生”的励志故事，例如灾户孩子长大实现了做伞兵的梦想。
另据法新社5月13日发自北京报道，包括法国，德国，欧盟外交官在内的5名欧洲使节，上周五早晨前往探望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却在刘霞住处外边受到阻挠：警卫要求检查这些外交官的证件，不让他们进去，也没有给出禁止看望刘霞的理由。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年因癌症病逝后，刘霞一直遭到中国政府的软禁。上个月底，流亡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亦武在互联网上发文呼吁关注刘霞的近况，并公布了一段他与刘霞的电话录音。廖亦武在文中写道，刘霞对他说：“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晓波已走了，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留恋，死比活容易，以死抗争对于我，最简单不过。”廖亦武说，刘霞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以致他与刘霞的通话无法进行下去。
●汶川地震十周年祭，官方定“感恩日”惹怒网友和民众
▲德国之声（DW）5月8日报道：汶川地震届满十周年 国定“感恩日”遭抨击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了十年，孩子们的父母仍然没有得到回应或道歉。而在十周年前夕，中国官方将地震发生日定为“感恩日” ，引发网民抨击。
（德国之声中文网） 汶川大地震5月12日即将迈向十周年。中国官方将地震发生日确立为“感恩日”，引发网民抨击。另一方面，香港媒体纷纷制作系列报导纪念此事件。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如今届满十周年，中国官媒新华社7日报导，官方将地震发生的5月12日确立为“感恩日”： “铭记伤痛、更铭记涌泉之恩”。报导称： “十年来，从抗震救灾到灾后重建和震区振兴，来自祖国和社会的大爱汇聚到这里，当地群众感受到各界的涌泉之恩。”并下标题为“爱的涌泉奔流不息”。报导中亦特写了许多灾户重建后“重获新生”的励志故事，例如灾户孩子长大实现了做伞兵的梦想。
同一时间，中国媒体“头条新闻”在微博发布此消息，网民回应纷纭。有微博用户认为，汶川大地震造成数万伤亡，命名为“感恩日”是“丧事喜办，并不妥当”。也有不少网民表示自己当初也有捐款，呼吁政府公开捐助款项用途-目前500多亿善款，总善款的六分之五，仍然流向不明。也有人要求针对“豆腐渣工程”的学校深入追究责任。根据法新社报道，汶川大地震造成约7000所校舍严重垮塌。根据当地教育局的数据，有3340家学校需要重建。值得注意的是，倒塌教学楼周围的其他建筑物都没有受到损坏。因此引发了大众对豆腐渣工程、偷工减料和腐败的怀疑。
十周年纪念
端传媒同日发出系列报导，访问了受害者家属。报导指出，十年之间，上百家长上访北京，却从未获得明确的答复，甚至遭到殴打或逮捕。到了2016年，确认上访无效之后，家属们改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校舍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当他们到了法院，法院却以“已过八年”为由不予立案，亦拒绝出具书面回执。校方责任保险的民事诉讼亦以同样情形告终。
7日，香港电台在网站上放上“川震十年”记录片，记录了桑军和刘玉婷两名遇难学生家长一直努力寻找真相，却仍不了了之。在体制内寻求协助，司法或行政机关均不受理；改透过境外媒体施压政府，又会被政府打压。而当时承包校舍的建商仍然持续在包工程。
▲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10日记者王凡报道：汶川地震十年系列— 问责者无言 追问仍继续
编者按：5.12汶川地震灾区从来没有远离人们的视野——逝者坟冢前，树苗几经枯荣，震后新生的婴儿已长成学童，灾后重建的校舍和城镇拔地而起……但与肉眼能够感知的变化相比，对社会变迁和制度层面的变革的考虑与讨论，也许更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2008年，彼时的中国在迎接北京奥运，世界在期待一个更加文明开放、能与国际社会更好对话合作的中国。志愿者、记者、救援人员、公民社会的组织机构、国际援助者和海外媒体，乃至全球华语地区都曾全力以赴关注这片被灾难侵袭的土地。自地震灾难降临那一刻起，众多遥远的“局外人”的人生，亦已改变。在他们的凝视和惦念中，十年已逝，他们在哪里？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曾倾力关注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是否还有意义？ 媒体人和社会活动人士试图寻找的众多真相可有答案？捐款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可曾落到实处？ 一经唤醒便立刻达到最高点的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在“新时代”威权政治下，遭遇遏制、落至冰点亦或仍缓步前行？无数人当年的激情付出和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是否换来了今天更好的社会运转机制？
汶川地震十年， BBC中文希望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冷静的心态，退一步，写一组关于这些“局外人”的故事，回顾反思十年间的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我们相信，在修复社会与人文精神建构的长路上，质疑、问责和反思才能激发出最好的进步力量，才是最具有普世精神的人类文明价值。
2008年5月12日那场突然降临的死亡，留下了一些到现在都没揭开的真相。
一场8级地震后，父母失去了孩子，邻里失去了挚友，民众失去了家园。
关于伤亡人数的统计也停留在2008年。当年9月，中国民政部公布数据：地震造成全国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此后十年间数字未曾更新。
根据中国民法，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人，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两年后可以申请宣报死亡。
面对近十万条逝去的生命，面对没有完全披露的真相，有一些人站了出来。他们希望更深刻地了解同胞死亡的过程，想要让每一个生命生前死后的真相，得到真正完整呈现。
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条路会如此艰难。追责本身，带来了更多伤害。
谭作人们的十年
2008年，54岁的谭作人身在成都，那时他已经是一个长期关注环保与社会公共事业的活动人士。地震发生后，他数次进入极重灾区，为灾民送水送物，同时也观察受灾程度并记录灾区情况。
5月16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北川中学慰问，谭作人也去了那里。地震中这所学校主体彻底坍塌，导致超过1300余名师生遇难或失踪。在现场，他看到大块的建筑碎块已基本被移走，只剩一地的破砖碎瓦，以及散落满地、带有斑斑血迹的书包、课本、作业本、笔，像是一个“有待打扫的战场”。每一支笔、每一本书背后的生命曾经多么具体而又鲜活，现实就有多么冰冷而残酷。
曾长期驻京的香港记者吕秉权在深入震区采访后发现，一开始以为只是天灾，后来觉得更多是“人祸”。“天灾当然可怕，但人祸更可怕，人祸背后是更大的不公义。”
在那片废墟中，谭作人拿起一把被砸烂的笔，对同在现场的记者讲：“我一定要对得起这些笔。”
2008年12月，谭作人与纪录片导演谢贻卉开始对512死难学生名单与死亡原因进行“串乡走寨的”公民独立调查，并在2009年3月形成初步调查报告。报告征求意见稿显示，虽然此次烈度极高的地震中，自然灾害是建筑垮塌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一些建筑没有达到规定抗震防设标准，且选址、设计、施工、监察等多个环节都存在漏洞，除机制、体制等历史原因外，不能排除人为原因。
而在2009年3月的两会人大记者发布会上，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面对香港记者提问时称，经有关部门实地调查与研究得出结论，“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地震级别高、强度大，是造成学校受损和其他一些设施受损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不少媒体将此解读为否认“豆腐渣”工程的存在。此后从四川建设厅到中国建设部均表示过没有发现建筑质量问题导致地震中校舍倒塌。
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与谭作人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2008年的时候，艾未未是中国艺术界的红人，中国和国际媒体上的明星。 在那个奥运之年，他参与了奥运主场馆鸟巢的设计，同时还经常在博客上发表一些风格尖锐但并未出格的言论，在年轻网友里颇有影响力。
地震后，关于学校“豆腐渣”工程的说法持续不绝，关于死亡学生的官方数据也一直迟迟没有公布。
与许多人一样，艾未未想问：到底死了多少人？ 到底死了多少孩子？ 他们的父母在哪里？ 谁给我个说法？
做现代艺术带给他充沛财力，多年浸渍西方文化让艾未未颇具公民与权利意识，这些驱使他开始一场完全独立的调查。“公民调查”，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出现。
很快，艾未未开始在网上招募志愿者，成立调查小分队，一次次地进四川搜集资料，寻访失去孩子的家长。他的团队挨家挨户走访，记下每一个家长和孩子的名字、年龄，收集一些可以证明他们生前痕迹的遗物和资料。
六个月的努力后， 艾未未的团队整理出一份死亡学生名单，确认地震中死去5205名孩子，且每一个孩子都有姓名、学校、监护人信息。
2010年地震两周年之际，艾未未工作室推出音频作品《念》，根据其团队整理出的遇难学生名单，3444名网友念出名单中自己或亲友同姓氏的学生姓名，5205名学生的姓名被朗读12140次。
“调查过程中我几次给公安局扣留，都跟他们讲这是为了让政府重视我发现的事实。媒体报道不完全不完整，实际上闹了很久的豆腐渣工程确实存在，但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灾区六七千所学校，我去过的极重灾区就两千多所，比较确定的只有20所左右，这个情况政府应该掌握，社会应该知情，不能因为极个别或极少数的豆腐渣，使整个灾区甚至四川、政府、抢险救灾工作为他背黑锅，不敢大声说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谭作人对BBC中文表示。
那时他比较乐观。“当时整个社会焕发出一个不分起体制内外，甚至于不分海内外，全体华人空前团结一心抗震救灾，捐款捐物的场景。这种民族热情的高涨，这种人性的闪光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我相信从那个时候起很多人发现，中国还是善良的，人性还是存在的。”
但结果出人意料，又似在情理之中。
2009年3月25日早晨，谭作人完成报告第一次汇总，3月28日便被片警“请”去谈话，当天随即被“抄家”。
那天晚上，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从负责片警手中接过谭作人的拘留通知书，上面写道“经群众举报……3月27日被掌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被羁押”。
由于是当地长期“监护对象”，负责此案的片警跟这一家人早已相熟，片警还问王庆华，“谭老师到底什么事？”王庆华一脸无奈，“应该我问你吧……不过跟你说也没用，你就交差就行了”，说完便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谭作人一走便是5年。2009年4 月 29 日，他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成都市公安局第二天执行逮捕。同年7 月 17 日，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谭作人提起公诉，公诉书中提及谭发表纪念“六四”、为“六四”平反言论，以及5.12地震后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诋毁党和政府的言论。
2010 年 2 月 9 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 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但在判决书中只见六四事件，并没有提及他就地震发表的相关言论。
同一时期，艾未未的调查也引来当局多次封锁。艾未未团队在网上公开的报告显示，调查过程中，四川警方先后数十次带走或直接控制调查团队志愿者，中间不乏暴力举动。而公布的学生名单也在大陆网络上屡传屡删。
2009年5月，四川省政府举办5.12一周年记者会，四川教育厅厅长涂文涛在会上表示，地震中共有5335 名学生遇难、失踪，但没有公布详细名单。这个数字与艾未未团队的数字相差130人，但艾未未认为，自己团队调查的覆盖范围只有80%，最终遇难学生会达到6000人左右。
与此同时，艾未未的新浪、搜狐、网易博客均被关闭。同年他受谭作人律师浦志强邀请赴成都为谭作人案作证，但在酒店被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并施以暴力，后被查出脑出血。
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十年，谭作人与艾未未们生活的轨迹完全被改变。
谭作人5年坐牢期间，妻子王庆华平均每月可以去探望一次，每次30分钟。除此之外，他们只凭信件交流。
在这期间，谭作人的小女儿从学校退学，王庆华多年的生意伙伴决定与她终止合作，但王庆华依然坚持写信、探望，雷打不动。
“他是我的丈夫，关进去后不仅仅是丈夫，还是战友，战友就要做战友该做的事情。”王庆华说。
而在牢狱中，谭作人也在思考，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得特别明白，我当初用民间身份去做公民独立调查，想要引起政府重视，让政府参与调查。到我坐牢结束，我不知道对于5.12有没有豆腐渣工程国家有没有结论，开不开展调查，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促进还是反作用……”
“我肯定我没有做错，但在具体方式、方法，时间的掌握和技术层面上，还是有检讨的地方”，他说。
出狱后，他选择继续为遇难学生发声，继续为寻求真相奔走。但这条路依旧艰难。
他想要在原有报告的基础上号召专家学者与他一同进行更为科学、细致的调查，但却极少有人响应；他劝家长变上访为上诉，利用法律体系维权，但不仅极少有律师愿意代理，地方法院至今仍拒绝立案；他发出《公民建议书》，投往不同国家机关与主管单位，但不是拒收就是无人认领。
十年间，艾未未在中国也从艺术家彻底变成了“异见分子”，从鸟巢设计者之一变成了“黑名单人物”。他不断通过文章、纪录片、社交媒体等途径为维权人士发声，也为自己招致了更多封锁与打压。
2011年4月，艾未未在北京机场被带走后数日下落不明，其家人一度张贴“寻人启事”。随后艾未未被控涉嫌经济犯罪，被关押数日后送回家中，并被没收护照长达4年。2015年，重获护照的他飞往德国，此后一直长居海外。
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北川家长母勇贤将北川中学施工图扫描件上交给四川省公安厅，第二天他便被公安带走，警告他如果施工图流出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并将其没收。
另一位获有施工图纸的志愿者王笑东被四川警方不断追捕，被迫逃出四川，辗转河南、北京、黑龙江后进入广东，将图纸上交到中纪委，但警察依旧跟在他及家人身后。
一直以来不断试图上访向政府部门传达诉求的学生家长群体也屡被拦截。在基层维稳的压力下，不少家长选择接受政府部门提供的条件，放弃上访及诉求。而少数选择继续坚持的家长，则继续与截访维稳做抗争。
从未停止的问责与反思
政治重压下，问责和寻找真相的努力少见，并不代表少有存在。
清华大学2008年发布的一项报告透露，截止当年11月，全国捐款达到652.5亿元。BBC中文发现，其中8成捐款进入政府账户，且600多亿的善款中，至今只有151亿元来源去向明确。
地震当时据称有百万志愿者涌入灾区，各种慈善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一时遍地开花。虽然由于各方经验不足，曾一度带来混乱，但地震过后形势并没有朝向有利于社会组织的方向发展。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表示，2008年的汶川地震本是一个“社会生长、社会达到自主自助的很好的机会”，但由于权力限制了空间，“这个社会发育的契机被扼杀了”。
虽然被抓、被打、被拦截、被孤立，但谭作人、艾未未、学生家长、志愿者们的故事在中国大地并未被多数人知道，他们的追问逐渐被时间掩盖。
当年在灾区采访时吕秉权发现，“制度在自己面前杀人”。从学生家长到谭作人、艾未未，“背后有国家机器全方位打压”。
郭于华认为，虽然没有亲历地震的人有可能会淡忘，但这种全社会对人为责任的忽视、淡忘与权力造成的社会氛围有关。“一代又一代人经历的历史，在我们记忆当中有多少是真相，有多少是正确的……这种氛围下怎能不遗忘？”
今年5月6日，地震十周年前夕，因位于震中而被全世界熟知的小城汶川县宣布，将5月12日设立为“感恩日”。
但对一些人来说，5.12的历史意义可能不在于感恩。地震五周年的时候，谭作人还在坐牢，王庆华在除夕夜接到一个学生家长打来的电话。电话刚一接通，那位家长讲道，“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就想到今天除夕了，我们家少一口人还没有一个说法”，话刚一落便泣不成声。“对我们来说每年只有一个5.12，但对地震灾区死了孩子的家长们来说，天天都是5.12”，王庆华无奈地说。
十年后，曾经垮塌的建筑已经重新立起，曾经崩溃的生活也已逐渐恢复正常，但灾难中漏洞百出的社会制度却远未得到重建。
“一个自然灾害和相关的作为、结果能改变什么，要看人们怎么去看待它。如果没有被记住，没有被好好思考，没有被加以反思，就改变不了什么。”郭于华说。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0日报道：汶川大地震10周年祭前 猪坚强变敏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即将祭10周年，当年地震灾区近日成为游人相涌凭吊纪念的场所，当年一只猪仔在地震瓦砾中被掩埋一个多月后被救出成为地震另一幸存者。中国民间与媒体勉为其难将这只猪仔称为坚强的象征，并冠以猪坚强的美称，更有宣传指是中国人的顽强代表。
据法新社报道，猪坚强也成为汶川大地震10周年人们凭吊纪念参观拜访的重要对象。但猪坚强也成为敏感微妙的代表，因为汶川大地震造成87000人死亡，大部分死者皆因当地豆腐渣工程建筑的住房校舍与教学楼遇震坍塌而丧生。参观大地震旧址，仍然引发民众对豆腐渣工程的批评追剿。
猪坚强因此也沾上敏感意味，它的存在虽然是民族英雄，但也可能是豆腐渣工程的受害者代表。
外国记者前往参观拜访该猪仔受到当地维稳监控阻挠。
猪坚强今年已经有11岁，10年前，猪坚强经受住7.9级地震，在瓦砾中生存了36天，这些震灾没有给猪坚强造成很大伤害，显示健康壮实。据救出猪坚强的救援者透露，猪坚强在瓦砾中以雨水和木炭维持了生命。目前猪坚强被安置在当地一家地震灾害博物馆专门为它开辟出来的猪圈里生活。
中国网民指猪坚强很运气，现在独享猪圈一室一厅的良好条件。
汶川地震10周年前，纪念地震受灾因当局控制对豆腐渣工程造成死亡人数剧增的批评，对猪坚强有可能被引用来批评是豆腐渣工程受害者保持警惕。中国新近推出了法令，严禁侮辱亵渎中国民族英雄。猪坚强作为另一种民族英雄，也被保护起来。
法新社说，外国记者要拜访猪坚强需要填写复杂的申请表格。而且参观的时候，外国记者如果与当地记者讨论猪坚强的情况时，则被维安人员制止。
▲纽约时报5月10日报道：汶川地震十年，还记得校舍废墟下的学生吗？
成都的天蒙蒙亮，谭作人很早就起来了，时值2018年4月24日。
这天早上，谭作人打电话给快递公司，他将准备好的15份《关于开展512校难调查的公民建议书》塞到前来的快递员手里，叮嘱他“每送一份，是否送达，都要给我短信通知”。
如果顺利，这些《公民建议书》将送达国家信访总局、中纪委、监察委、四川省人大、成都市人大等15个中央和地方部门。在汶川大地震10周年之际，谭作人以此呼吁中央彻查当年豆腐渣校舍一事。他觉得，政府是时候启动一次权威调查，“让我们重新树起对法治的信心。”
但3天后，快递公司打来电话，通知他“所有信件都不能寄”。谭作人追问缘由，快递公司主管说他没写具体电话，也没写具体地址。谭作人觉得奇怪，过去两年在寄送同类信件时，只要写上有关部门网站上的公开电话和地址的信件，同样可被寄送。但这次对方却不由分说，“反正不能寄。”在被退回的5封信件中，只有成都市人大给出了明确的理由——“拒绝接收”。而另外10封，目前仍扣留在快递公司。
现实的艰难令谭作人强烈担心，维权行动将可能毫无寸进。谭作人觉得，在那场震恸中国、给一代人笼上阴影的巨大灾难进入10周年纪念日之际，仿佛一切正被迅速遗忘。“当然了，每个人都有遗忘的权利，”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我不能忘，”他表示。“我无论是情感上，还是道义上，都深深卷入了。”
1954年出生的谭作人，是四川著名环保人士和作家。2008年，他在网上发文质疑彭州石化项目选址决定，认为它埋下重大生态灾难隐患，引发大量关注。同年，汶川地震爆发，在官方给出三个不同的学生死难人数后，他与当地维权人士谢贻卉以公民身份独立调查遇难学生人数。二人在川内跨越几千公里，遍寻历经丧子之痛的家长，同时搜集川震校舍倒塌证据，列出一个长长的死难学生名单。震后第100天，他又与广州中山大学教师艾晓明合力拍摄《娃娃》，记录下被细弱钢筋和水泥掩埋的学生。2009年5月，汶川地震一周年，官方首次公布了死难学生人数为5335名。但谭作人至今认为，这个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
一系列公民行动最终为谭作人招来打压。2009年3月28日，独立调查进行到一半，成都公安突然以谭作人“多年纪念‘六四’活动”为由，将他从家中带走。2010年2月9日，谭作人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控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谭作人定罪后，外界的抗议和声援此起彼伏。艾晓明说，他在当今中国“重建着某种正在崩塌的东西”。同样为豆腐渣工程展开另一项调查的艾未未因谭作人被捕而愤怒，他说自己至少应该与他“同罪同罚”，他甚至闯入四川为谭作人作证，证明官方对谭作人种种指控皆不属实，却在当局的精密控制下被殴打到无法出庭。多年来，志愿者们不依不挠，前赴后继，将公民调查工作收尾。
谭作人说他曾在监狱里想过，出狱后，要联合体制内外一切力量做一个更权威的调查。然而，2014年3月27日，谭作人终于刑满释放时，才发现世势骤变，原来一切早已灯火阑珊。比如他与谢贻卉商谈重启公民调查，但谢贻卉觉得“这不现实”，官方态度早已明朗，谢在接受采访时说。因维权人士的各种困难与家长们的不同境遇，整个群体的维权意志早已不像2008年那样集中，而大环境也不像2008年那么友好。
据悉，2018年汶川大地震10周年前夕，四川德阳、绵阳等地的遇难学生家长继续在上访途中遭到高压维稳，人身自由受限，许多人心灰意冷。如今，似乎只有谭作人自己是那个死死执住过去，不依不饶的人。
未来维权难吗？“难。”要继续吗？“要。”谭作人害怕，如果自己都不坚持，为这个群体发声的人将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无法走出来？谭作人说，“因为当初一个‘不公正’套着另一个‘不公正’，而不公正继续压在我们的头上。”他语气执拗而坚定，“这个认识我是很清楚的……因为犯错的不是我。”
以下是访谈摘要，经过整理与删减。
问：2018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你觉得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答：10年的特殊性在于，这个事情确实拖得很久了，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上来说，5年、10年都是比较大的纪念日，这个整数其实就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就是——这个问题究竟能不能解决。它其实是一种指向性的意义。也许维稳官员在想，把这个10年拖过去，可以再拖10年，可以一直不解决。从维权的家长群体，可能也有人是在努最后一把力，但还有更多人选择了放弃。这是一个标志，实际上可能是思想和情感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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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起来的绵竹富新小学地震遇难学生照片。
问：2008年，你相识了一大批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的父母，10年后回看他们的维权行动，在战略途径上主要经过了哪些转变？
答：在“抢险救灾”阶段，他们的行动是自然的，因为失去了子女而痛心。他们对学校的建筑质量有怀疑，理由是很多建筑都在几秒之内倒塌。他们很多人是建筑工人或者是包工头，建筑常识是有的，因此就进行了取证，在现场提取了钢筋，和一些建筑材料，发现娃娃死得冤。他们就想，政府应该出来给他们主持公道，而且当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现场也表示过，如果确实有豆腐渣工程存在，政府肯定会追查到底。
2008年八九月份到之后的两年，随着灾后重建的展开，他们调查真相的诉求遭到了打压，而且很多人遭到关押、殴打，甚至被判处行政拘留，他们非常失望。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受害者了，（政府）还要对自己进行打压，很冤枉。中国人传统的思路，就是自发上访，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有组织地维权，通过上访，要求政府给一个交代。很自然地，他们就呈现了自组织状态，成为利益共同体。
但上访在中国的效果是很差的，也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出来以后，仍然是这种状态。于是，我给他们提建议，要在司法的轨道内解决问题。“512家长”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要把自己当成普通的访民，因为这本来就是公共事件，也是历史事件。如果能在司法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它具有象征性意义。所以，我建议他们“上诉”代替“上访”，上访会让它变成“维稳事件”，而上诉是一个合情、合法、合理的事件。我们每一个拥有民事诉讼权利的公民，都可以去上诉。
至于2012年之后，他们上访碰到什么情况，我没有经历，但我听说了一些。基本上，每年出来100多个家长，警察出来200多人，包围他们，折腾一天就算了，达不到任何诉求。
2016年，我提出“上诉”代替“上访”后，上访减少了一些。有些家长也试图去上诉， 但是法院拒绝了他们的诉状，不予立案，并且不给不予立案决定书，也不写不予立案理由。有些人迫于无奈，再一次走上了上访之路，并且年年都在上访。
问：最近两年，《公民调查》行动有新的进展吗？你原来的维权群体处于什么状态？
答：我出来之后，没有继续进行新的调查。在里面坐牢的时候，我设想过，出来后组织一次更大规模的（调查），体制内、体制外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我也找了艾晓明老师、艾未未，找了很多人，一起做一个比之前权威得多、更有说服力的调查，希望政府承认一个事实：确实存在豆腐渣工程，确实在自然灾害之外，存在某些人的过错和责任。
最后，大家觉得难度很大，组织不起来，觉得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再组织的话，可能非常困难。但家长的维权诉求仍然不断，后来很多家长来找我，提出他们的冤屈，说自己不仅失去了子女，而且被打压，成了当地的重点维稳对象。如果这个事情不搞个水落石出，没有最后的公正，那他们这一辈子也许都得不到平反，成了跟政府作对的、破坏稳定的人，他们想起这些，是尤其不甘心的。
问：当时你刑满释放回家，再和这些家长接触时，他们呈现出哪几类诉求？
答：一开始，大家只纠结于“究竟有没有豆腐渣工程”，他们希望政府给出一个结论。在“上诉”代替“上访”后，有些家长发现，教育责任保险他们全部买了，但理赔没得到落实，希望和保险公司打官司，得到在校学生的教育理赔。这是根据《保险法》、《在校学生伤害处理办法》（即《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编注），都是有政策的，合法、合规又合理。但他们要求的教育保险理赔，没有得到落实，而且法院拒绝受理。基本上，没有一个（家长）是明确得到理赔的，部分是以慰问金、抚慰金的形式给了他们，而不是严格依照《保险法》的理赔。
对于失独家庭，优抚政策没有落实。2008年后，地方基层干部对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多承诺和政策，劝他们赶快结婚，赶快再生娃娃，这就产生了再生家庭的子女问题。地方基层干部劝他们结婚的时候，给他们说，今后你们生的娃娃由政府来抚养，教育、医疗都不用你们掏一分钱，但当他们的子女上学了，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再去找基层政府，（基层）基本上是说，国家要有统一政策，国家没有政策，他们也没办法。也就是说，这时候诉求比较多元化了，开始分化了。
还有一批家长不愿意再纠结了。他们给我说，不愿意再接受媒体采访了，不愿意再纠缠了，事情已经够痛苦了，但我要强调一点，这是被迫的，因为在这个事情上，他们已经不可能得到公正了，就要放弃了。
问：当时你怎么应对他们的分化？你也始终坚持要彻查豆腐渣工程一事，为什么还要帮助家长们维权，政治环境有没有什么新的考虑？
答：他们愿意放弃的，我是充满同情，我从来不劝说他们继续，我从来不劝说任何一个。这些年，我本来也没有组织所有的人。有些家长来找我，问我应该怎么办——“没有任何人管我了”、“媒体也把我们抛弃了”、“社会也不再关注了”、“地方政府把我们当成管治分子，危害稳定”……我觉得他们非常冤屈，就给他们提出建议，积极上诉，给他们强调“政治机会”——对当初高压维稳承担责任的人，不管当初的理由有多么充分，大部分直接责任人已经在坐牢了，周永康、李春城等等。甚至当年在（四川）省政府会上明确地说“没有豆腐渣工程”的副省长魏宏也下台了。
那么，家长们应该能够解决心结，这么多年来，这是一个机会。但如果方法是错误的，会得不偿失。如果方法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和平有序，那么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
问：你指的是什么合法的方法？结果怎么样？
答：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对地方法院提出要求，不能用任何理由拒绝受理民事诉状，如果受理之后不进入下一个程序审理，必须在7个工作日之内给予书面答复，就是不予受理决定书上面，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这叫做程序正义。基本的司法程序，地方法院没有履行司法程序，仍然拒绝受理。而已经受理了的，退还他们诉状的时候，没有给予不予受理决定书，也没有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当地立案庭庭长，什邡市法院的一位副院长非常无奈地说，这个事情他们管不了，甚至建议家长继续上访，这是整个体制的一个肢体和细胞。但我想，法院的功能是独立的，不能依照别人的意见或旨意去办事，这是一个基本要求，这些职能行为与政治没有关系。但最后它没有履行，只能说是法治的悲剧，因为只有法律才能来主持公道，法院是最后的公道。
问：2012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你们有没有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
答：2016年，我提出由“上访”变“上诉”的时候，5月12日到5月19日这个区间，也有过乐观的时候。曾经，什邡市地方法院接受了郭光荣先生（儿子生前在什邡富新第二小学就读）的诉状，但很快又退给他了，我们感觉到，法院的工作受到了一些干扰。案子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进入审理，在退还的时候，没有给他不予受理决定书，也没有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就我个人的行动而言，官方没有任何回应。2016年，我向最高领导层发出《公民建议书》，给四川省人大、成都市人大，以及党政机关都发了过去，但没有任何回应。唯一的回应，是四川省人大给我打电话，说这东西没地方送，他们都不接收，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就地封存吧。
问：习近平时代，通过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能感觉到一些历史冤案被平反是有希望的。虽然这些案件与四川豆腐渣工程不一样，在你看来，它们的平反会让你们的维权行动看到希望吗？
答：我不清楚他们（官方）的想法，甚至不清楚它们（案件）的意义所在。我可以说说我个人的希望和看法：从1978年开始，先是纠正冤假错案，拨乱反正，然后才有改革开放，才换来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那么就说明，敢于正视错误、敢于纠正错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阻力会有这么大？根据我的经验，我有我的判断，但不方便在采访中说。如果把这些人的作为，和政府形象联系在一起，会有损政府形象，不能把这些人的行为和政府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人的作为，客观上也是在损害政府形象。
问：如今的大环境不像2008年那么友好，你会为你们未来的维权行动担忧吗？
答：肯定担心，所以我还是主张“低对抗”，而不是“强对抗”，不是那种“搞得大家你死我活的”。“低对抗”就是充分考虑时间、机会、对方的立场和考虑，如果对方考虑合理的，我们也接受。比如，对方要求我敏感日不出门，我也同意。其实民主就是妥协，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问：如今10年后回看，你和家长们的维权经历留下了哪些抗争经验？
答：我个人的经验教训是，如果说任何事情是和平、理性、有序的，甚至是善意的，那它目标的达成和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时间是可以证明的。
这些年，做维稳工作的人经常对家长们说，你们不要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家长们说，“我为自己娃娃讨公道，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去追求公平正义，我怎么会成为汉奸？”实际上，污名化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这是上个世纪的斗争哲学带给我们的毒素，到现在还没消除干净。
这些年，抗争的经验和意义在于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他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儿。他也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只能依靠法律，而不是其他的手段和方式。至于公民的各种维权运动，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秦宽，中国大陆记者，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
▲纽约时报5月10日报道：中国称川震十周年纪念为“感恩日”引发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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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一名在2008年四川地震中幸存的学生在北川的一座遇难者纪念碑前哀悼。
香港——即将到来的四川地震周年纪念被地方政府官员命名为“感恩日”，引发中国网民的鄙夷，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在这个日子纪念地震中的遇难者。那场地震造成了大量伤亡。
那场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7.9级地震导致至少6万9千人丧生，其中包括数千名因教室倒塌丧生的儿童。虽然政府花费大量资金进行重建，但地震多发地区建筑质量糟糕的学校倒塌，仍然象征着政府的冷漠，也让整个国家心碎。
周六，在汶川县官员宣布5月12日为“感恩日”后，官方媒体描述遭受毁坏程度最重的灾区现在“漂亮整洁的楼房”到处可见。文中说，那里的人最常挂嘴边的就是他们对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涌泉之恩”的亏欠之情——“涌泉之恩”是一个深情的成语。
一条广泛传播的“今日头条”的帖子响应了官方媒体的夸张言辞，描述地震受难者感受到来自全国各地汇聚于此的“大爱”，以及各界的“涌泉之恩”。
对感激之情的粗暴关注引发了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强烈反弹，他们在微博上回应了“今日头条”的帖子。
“正常人都知道，这天大地震死了好几万人，你给命名为‘感恩日’，”一位微博用户说。“感恩什么？”
“叫纪念日不行？”另一个用户问道。“挂在嘴边的感恩是最虚伪的感恩。”
其他人则建议用其他名字来称呼这个周年纪念日：“地震遇难者日”、“苦难日”，甚至是“厚颜无耻日”。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把忍受极大痛苦的人树为坚韧不拔的标兵。在一则关于“感恩日”的长篇报道中，新华社报道了地震中儿童幸存者的故事，他们现已长大成人，为国家服务。
一个曾在灾难发生后被拍到在鼓励救灾工作者的男孩，现在正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军医。另一个被拍到在标语上写下“长大我当空降兵”的男孩，果真成了空降兵。
“这些故事不仅创造了一个有关受害者的积极表述，而且他们对专业的选择也显示出这场悲剧如何使他们与国家更加紧密，”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的政治学助理教授苏珊娜。斯科金斯（Suzanne Scoggins）说。
一些批评人士称，政府的表述使其能够转移地震后出现的公众不满情绪。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联合总监、柏林罗伯特。博世学院（Robert Bosch Academy）的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表示，在这个敏感的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宣传当局经常指示国家新闻媒体“以新的方法来阐述悲剧”，以便预先防止对“政治和体制上的失败”的反思。
一位微博用户抨击这种重新包装地震周年纪念的做法“仍然不见丝毫反思与追责”。这条评论已被删除。
另一位微博用户表示：“明明是大丧事，非要办成大喜事。”然后，他讽刺地提到一个宣传用词，问道：“这是中国特色吗？”
通过将地震纪念日重新包装成“感恩日”，地方官员可能试图营造团结的气氛，强化“政府团体与居民合作的方式”，斯科金斯说。
但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仍对政府将事态向正向扭转心怀疑虑。
“看到评论发现这个世界是正常的，”一位微博用户在回应“感恩日”的消息时写道： “相比这个已经发了疯的文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1日要闻分析：汶川地震十年豆腐渣工程仍是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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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十年豆腐渣工程仍是禁区（谭作人网络）
今天是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十周年，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汶川大地震共造成近七万人死亡，三万七千多人受伤，一万七千多人失踪，其中中小学生5335名。如此受灾程度为当代世界地震史所罕见，当地多个中小学校舍坍塌，引发人们对豆腐渣工程的关注，但十年后这仍然是禁区。
不少人因调查豆腐渣工程而身陷囹圄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3天，四川作家与成都环保人士谭作人来到满目苍夷的北川中学，萌生了调查校舍建筑质量的念头。其后他和义工曾先后20多次到灾区，向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在发生粉碎性坍塌的约20家学校中，学生伤亡率高达8成半。
地震灾区位于龙门山断层。政府对学校建筑标准是“小震不裂、中震不倒、大震不塌”。谭作人质疑这些学校并未达到建筑标准，有涉及豆腐渣工程的嫌疑，促请当局彻查。官方不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却把谭作人拘捕，2010年2月法院裁定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但在当时的判决中只提到他多年来公开纪念六四事件，对他公开调查豆腐渣学校只字不提。
谭作人出狱后仍未放弃追查川地震豆腐渣学校事件。谭作人本周将一份公民建议书致函国务院多个部委。他在公民建议书中称，公民独立调查初步成果表明，汶川地震伤亡主因包括校舍设防标准不足，建筑质量不达标，建筑陈旧老化等问题。其中确实存在“豆腐渣工程”问题。他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提供保障公平正义的基本公共服务。谭作人认为当年主政四川的官员已卸任或下马，现时是国家领导人再启动调查的好时机。
成都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当年带人率先进入灾区救灾，也是调查豆腐渣学校的人士之一，目前则被羁押，黄琦母亲蒲文清申请为儿子取保候审，遭到拒绝。另一位曾协助地震灾民的成都维权人士陈云飞，去年被成都武侯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目前仍在服刑。
豆腐渣工程遇难学生的家长被消声
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前，在当年那场地震中因校舍豆腐渣工程遇难的德阳等地学生的家长们，再次要求中央政府兑现承诺，落实他们民事赔偿诉讼的诉求。德阳绵竹等地的遇难学生家长当时计划再度向北京中央政府表达诉求。
四川德阳的什邡市洛水镇的一些学生家长，曾多次向什邡市人民法院提出《校方责任保险》民事赔偿诉讼，但立案申请均遭拒绝，而且法院既不依法立案也不依法出具书面告知书。法院口头通知说：凡是地震的案子都不予立案。家长们因此检举当地司法人员循私枉法、司法违法及行政不作为，要求依法对地震遇难学生家长民事赔偿诉讼立案。但有信息显示，当地多名家长已被限制自由。
当年在地震中遇难的富新二小学生家长桑军试图到北京上访时，遭到拦截。之后受到国安的监视。几个主要学生遇难家属代表，都被监控。根本没法走出去。
在5.12地震中，富新二小共有129名学生遇难。地震后，当地政府同意在遇难的学生家长可生第二胎。家长李艳在2010年生下第二胎，但其丈夫不幸病故，生活困难。李艳被公安警告：他们不得去北京，不要接受外地媒体采访。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地震时有278名学生遇难。今年清明节二十多位遇难学生家长到聚源中学遗址祭祀时，曾要求中央调查校舍工程质量，并追究相关人士责任，但无人理会。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曾经公开表示，一定要追查豆腐渣工程，追究责任人。但三年后，温家宝重临灾区时，不仅对“追究责任人”只字不提，却说“灾后恢复重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中国官方压制民间调查和媒体报告的作法，大大压制了民间对地震灾区关注的热情。这从汶川地震后2013年4月的四川雅安地震中可以显现出来：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香港特区政府拨出90亿港元赈灾资金设立基金，帮助支持当地的灾后重建工作，而民间捐款更高达到130亿港元。而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之后，香港政府连一亿港元的捐款也遭遇“难产”，民间捐款数额更是大幅减少。香港红十字会在雅安地震发生后两周仅筹得1200万港元捐款，金额只有5年前汶川地震的百分之一。
▲德国之声（DW）5月12日报道：专访艾未未：“中国没有发生变化”
10年前的那一场巨震，不仅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也改变了艺术家艾未未的人生轨迹。10年后的今天他表示：当年地震后遗留下的那一串问号，至今没有一个变为句号。
德国之声中文网：想起当年的5月12日，您最先会想到些什么？
艾未未：汶川地震是一场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发生在汶川，它所涉及的问题却是中国式的。有近七万多人的死亡，他们的死因是什么，死于什么样的情形下，死者是怎样的身份？这类死亡中有多大的比例是由于自然灾害，是必然的，不可预防的？又有多大的比例是人为的，是跟政府有关的？这类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解答。
在中国的自然灾害中，受灾情形和灾后抢救工作，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甚至保密的，严格控制的情形下完成的，致使对历次灾难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解答。不只是5？12汶川地震，唐山地震也是一样，到底多少人死亡，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从来没有得到 解答。
这里涉及多重问题。首先，在自然灾害中，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灾后的控制措施，在哪些方面该由谁承担责任，是任何类型的灾难或者损失中汲取教训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不能从这样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发现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从中汲取教训，同样的灾难会一再重复， 人类就根本没有发展可言。
我们在5？12的介入和调查，后来卷入深度的诉讼和与政府的纠葛当中。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我的博客文章，公明调查志愿者的调查日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种种努力，包括谭作人案引致的我的头部受伤。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对事实是什么的追究。追问真相在中国是危险的，因为政府是唯一的事实，在中国，最大的事实就是这个政府的存在，它是不透明的，不能够真正还原事实，将事实公布于公众，或者引发社会争论。一切取决于谁是此时此地的政策制定者，取决于中央的某个指示精神，这些东西远远强大过人的生命和灾难的真实性。所以5？12汶川地震最基础的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解释清楚。
德国之声中文网：有很多人和机构至今还在为汶川地震中的死者、学生和家属奔走维权，寻找答案。您一直在关注的有哪些？
艾未未：我对后来的情形没有关注，我们自身就是一个机构，坚持每天将当日遇难学生的生日放在推特上，这样做了7年之久，无一日中断。我们还做了几十万字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是无一得到解答。我们做的努力可以说是最彻底的，到最后已是无言可说。我遭到到暴力对待，引发了和政府之间的激烈的冲突，我在这个问题上很绝望。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最后一次去当年的震区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印象？
艾未未：地震后，我去过震区一次，去了震区的大多废墟。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处于半封锁状态。很多尸体没有挖出来，大多数尸体在没有被家属辨认的情况下就被仓促掩埋了，整个处理过程显得无序、混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尽的责任，这是我的印象。
德国之声中文网：许多人认为，汶川地震之后的公民调查是艺术家艾未未以行动者形象首次出现。十年以来，你也陆续关注了许多话题，杨佳案，上海大火案，钱云会之死，欧洲难民危机等等。这一切背后，是否都有汶川地震的影子？那场地震，让艾未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艾未未：汶川地震，是我第一次将网络活动，我对政治和现实社会的关注，我的艺术行为，放到一个受社会关注，广阔的话题当中。5.12涉及的话题，是我走的最深入的一个话题，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系列后续活动的一个前奏。
汶川地震“公民调查”，可以说是第一次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中真正称得上的公民运动，它有明确的动机、原则、有组织和行动，有明确的口号：“尊重生命，拒绝遗忘”，从互联网上公开征求志愿者参与实地调查，将调查日记每天放网上公开，通过网络传播。我们接触到大量的遇难者家属，采访了数百人，形成多部纪录片，取得了阶段性的调查成果。调查出5196名遇难学生名字和他们的生日，这是一次完善的调查活动和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这样的调查是在早期互联网形成后，中共政权的网络控制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系统化。可以说，这是中国政权成立后，至今为止，最后一次成功的公民运动。之后，我们做过若干努力，局限于小范围，影响力较小，远不及“公民调查”形成的全社会的关注。
我在多年以后的欧洲难民危机的介入，延续了我做5.12前期调查的模式，大量研究，实地考察，积累了经验，取得了些成果。无论是纪录片或者是采访，大量议题在社会层面展开讨论，有准备、步骤地完成。与现实政治直接接触和较量。
德国之声中文网：汶川地震10周年，您当年关注的哪些问题至今还没有答案？
艾未未：汶川地震，自始至今，我们关注的问题都没有答案。这些问题包括，地震之后的受难者是谁？什么是受难的直接原因？公安、教育、民政、学校、警察和救援武警，他们在各个层面中，应尽的责任和责任的履行程度；官员和建筑的腐败问题，豆腐渣工程的责任人问题，受难者的处置，和受难家属的诉求是否得到合理的回应和安置。所有的家属都受到“维稳”打压，打压程度是难以想象。种种有关事实的问题，没有一处得到解答。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官媒新华网在汶川10周年之际发表了题为“北川这十年：生活更好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的文章，指出“从来没有遗忘，只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努力地开始新生活，也许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您觉得，汶川10周年之际，怎样才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艾未未：对汶川最好的纪念是“尊重生命，拒绝遗忘”， 这也是“公民调查”最初提出的 .“尊重生命”是说，每一个生命的价值是和幸存者的生命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调查清楚死者是怎么死去的，谁是责任人，这一点没有做到，其他可以说都是扯淡。“拒绝遗忘”是我们对事实和历史的态度，不仅是针对汶川，而是对中国历史上所有让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灾难，政治或是人为的，各种类型迫害之下的受难者，都要有清晰的解答，因为他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政权或者一个政党，在这些问题上不能够给出清晰的答案，它就不是一个正当的、合法的政权。
德国之声中文网：地震一周年接受《南风窗》采访时，您曾说“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是期待，因为因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埋怨。然后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这个时候，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作出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 您现在是否还这样认为？十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和十年前又有什么不一样？
艾未未：十年之后，中国社会和十年前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可能更加富裕，或许更加娱乐化，但是社会对事实和公正的认识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中国百姓从来不是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的政府也从来不是社会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一个极权政府，它的生存方式，就是将非人性的原则强加于社会现实中，民众仅仅是接受这个现实的载体，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发生变化。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2日报道：汶川大地震10周年戒备严密官方强调“感恩”
今天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0周年之际，当局严密戒备，官方宣传强调“感恩”。遇难者亲人伤痛不减，指设立“感恩日”是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一些死难学生的家长仍要真相，要为孩子讨回公道。他们在严密监视下去遗址凭吊。
10年前的今天，汶川大地震造成８万７千多人死亡。伤者超过37万。数以千计的遇难者是被学校豆腐渣工程压死的小学生。据网络消息，在北川中学遗址有大批便衣警察密切监督家长们的行动。
大地震遇难学生的家长们不满当局将5.12定为“感恩日”。他们有人表示，这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也有遇难学生家长表示，要求调查豆腐渣真相，要为死去的孩子讨回公道。
但当局似乎没有对校舍豆腐渣工程和官员腐败真相展开深入调查。地震过后，一些民间人士试图到灾区统计死难的学生人数和姓名，受到当局的阻挠，谭作人，黄琦，陈云飞等一些活跃人士因而被关进监狱。
今天的中国网民仍在议论当年军队救灾迟缓。温家宝调不动军队，向军方首脑摔电话也无济于事等情况。
还有一位网民发自四川－成都的急讯说，今天2018年5月12，成都政府出动数百警力，查处了一个正在纪念５。１２大地震的的教会-秋雨圣约教会，上百人被抓。
中国官方今天下午在5.12地震灾区映秀镇漩口中学遗址举行纪念仪式。参加者包括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政协主席、人大常委，6个重灾区的政府官员，以及医务工作人员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2日报道：汶川大地震十周年 艾未未：中国仍不披露真相
中国迎来四川省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之际，曾对探究地震中遇难学生名单及倒塌教学楼的质量等问题付出努力，并发起公民调查运动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近日表示，北京永远不会提供对这场灾难的完整评估。
艾未未在他位于柏林的工作室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称：“我们永远不会获得直接了当的答案。自从这个共产党政府成立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故的背后真相从未被正式揭露过。” 汶川地震发生后，艾未未是首批立即前往灾区的志愿者之一。他在得知和亲眼目睹，数千名当地学生在7千所完全倒塌的学校中丧命后，发起并参与到对“豆腐渣”校舍工程的调查和质疑当中。艾未未工作室和自发的公民调查团队，向四川省多个政府部门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这些政府部门对他们的申请，则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或置之不理。
中国当局仅在2009年5月表示，震区的学校倒塌造成了5335名孩童死亡。这个数字则远低于官方媒体于先前的报导。当局则也没有公布相应遇难者的名单。2009年8月，艾未未在前往成都为因调查四川地震死难学生情况，而遭到逮捕被指控的四川作家谭作人案作证时，在出庭前于他的旅馆内，遭到警察的强行进入和殴打。他和随行人员并被阻止参加庭审和作证。曾起草《5.12学生档案》倡议书的谭作人，则在2010年2月9日被成都当地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5年。2014年3月27日谭作人刑满释放。
汶川地震已经10年了，艾未未至今仍就当局对真相的阻挠而感到愤怒 .他说：“当然我还是生气，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改变，它所涉及的人民权利和尊严，政府的责任、谎言和贪腐。”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谭作人也在今年4月将15份《关于开展512校难调查的公民建议书》，邮寄给了包括国家信访总局、中纪委、监察委等15个中央和地方部门。他并呼吁，在汶川大地震10周年之际，中央应彻查当年“豆腐渣”校舍工程一事。艾未未则通过互联网发布了“ 512公民调查”的资料汇编，相关文章及媒体访谈，5部纪录片及21项工作室项目。
▲美国之音（VOA）5月13日报道：汶川地震10周年：强迫遗忘与感恩
5月12日，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奇异的风貌。
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控制的媒体整齐一致地回避中国公众关心的话题，同时开足马力讴歌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中国官方媒体甚至把5月12日命名为“感恩日”，号召中国公众为在中国发生的大灾难感谢中共。
中国媒体回避的话题包括，四川大地震中几千名学生死于倒塌的豆腐渣学校楼房，至今没有人为那些不合格的楼房建筑负责；试图问责追责、为死难学生和家人讨公道的活动人士不是被抓捕判刑坐牢（如，黄琦），就是被抓捕判刑坐牢之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如，谭作人）；地震发生后，600多亿元的慈善捐款大部分去向不明。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1日报道说，“国营的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震灾最严重的汶川县将地震纪念日称作‘感恩日’。但是，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掩盖了地震给那一地区及其人民留下的深深的伤疤。从地震地区传来的照片显示，10年过后有些损害还是没有修复。”
地震发生时大批的学校楼房倒塌，造成大批学生死亡。中国官方只是宣传楼房倒塌是由于地震烈度超强，官方以及被官方严密控制的中国媒体一直回避楼房建筑质量低劣及其责任的问题，回避富豪刘汉出资建造并监工的5所学校的楼房无一倒塌的事实。后来，刘汉因中共当局所谓的涉黑问题被处以死刑，学校楼房倒塌责任的问题被禁止提起。
在过去的10年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在中国受到严密的控制，学校楼房质量低劣导致大批学生死亡的责任以及上百亿慈善捐款去向不明等问题成为敏感的话题，成为中国媒体不得自由报道或评论的禁区。在汶川地震10周年到来之际，前往地震重灾区都江堰采访的一名香港记者在那里遭到身份不明的人殴打，记者报警，当地公安机关声言不知打人的是谁，爱莫能助。
在全方位封杀公众关切的新闻和话题的同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在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全力开动起来，将这个纪念日变成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大力歌功颂德的宣传日。5月11日，中共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网发表所谓的长篇纪实报道，标题是“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发展纪实”。
有观察家注意到，新华网的所谓纪实报道离纪实相距甚远。例如，新华网的报道说，“震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冒着余震，奔赴灾区。游仙、平武、北川、江油、都江堰、汶川……无论走到哪儿，听取灾情汇报时他最先关心的总是群众的安危冷暖。他走进一个个帐篷、一间间活动板房，详细询问群众吃饭、购物、就医等方便不方便，还有什么困难……”。
然而，在中国公众的记忆中，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的是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而且，温家宝在地震灾区停留多日指挥救灾。但新华网的所谓纪实报道对这一基本事实只字不提。
在汶川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只字不提的话题还包括号称能力很强、装备很先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地震发生后行动迟缓，迟迟不能开入灾区救灾，大大落后于人员和装备不及军队万一的中国民间救援队伍。中国军队救灾行动迟缓，导致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气愤地对中国军队一个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5月12日，法新社从四川发出一则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令人哭笑不得、欲哭无泪的新闻：
“这本来应当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新闻报道，说的是一头猪在10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的大地震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
“然而，当地公安局却另有想法：三个便衣警察打断了法新社记者的新闻采访，把他们押送出那头有名的猪正在度晚年的那所博物馆。
“警方如此如临大敌凸显出地震发生10年后悲剧依然多么敏感。当时的地震造成87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千名小学生死于很多人认为是建筑质量低劣的学校楼房中。”
▲纽约时报5月14日报道：中国打压民间汶川地震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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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与会者在漩口中学旧址前默哀一分钟，该所学校在2008年的地震中被摧毁。
北京——周六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严重地震的十周年纪念日，当天，警方拘捕了一名直言不讳的牧师，阻止了一次原定的悼念活动。那次地震将整个镇子和其中的村民掩埋，导致7万或更多的人丧生。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地震对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影响巨大，地震纪念日曾是幸存者再次悼念死者的时候，而执政的共产党则利用这个日子来赞扬中国的灾后重建工作。
四川省的官员们一直在努力遏制任何未经批准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会重新激起人们的愤怒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包括学校在内的新建筑在那场7.9级的地震中倒塌？
上周五晚，警方拘留了新教牧师王怡，他所在的独立教会原打算在周六上午在四川省会成都搞一个悼念仪式，他的妻子蒋蓉说。
他在被拘留了约24小时后于周六晚获释，蒋蓉后来表示。
警方还带走了数十名周六上午前来参加原定活动的人，并用卡车运走了属于教会的出版物，表明这是针对这个名为“秋雨圣约教会”会众的一次更广泛的行动。
蒋蓉和其他支持教会的人说，另一名周六晚被官方约谈的教会领导李英强也已获释。
“今天大约有超过200位弟兄姊妹被警察带走，目前已全部回家，”王怡在发给教会成员的电话留言中说。他表示，与当局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他说：“秋雨圣约的教案已经拉开帷幕。”
成都警方或不接电话，或表示他们不知道此事。
王怡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控制，此前与官员发生过多次争论，但这次事件对他和他的教会来说，看来更为严重，蒋蓉在电话中表示。
宗教事务局的一名官员对他说，“官方说‘教会是不合法，要取缔的’”蒋蓉说，“然后警念了另一通知说王怡是寻衅滋事的。”
蒋蓉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王怡在他家门口反复询问警方，他到底被指控犯了什么罪。一名警官说，事情与王怡在网上的活动有关，但没有具体说明他做的什么事情违反了中国覆盖范围很大的“寻衅滋事罪”，当局经常用这个罪名来压制异见。
“这是我们共同的伤痛，共同的苦难，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王怡上周四在教会的Facebook页面上发的关于纪念活动的通知中写道。“虽人祸胜于天灾，但恩典大于罪恶，愿主基督赐给我们心灵的医治，也赐给这块土地真实的盼望。”
王怡现年44岁，他主张教会不该归国家管。他的教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抵制政府监督的教会之一，它们选择脆弱的独立，需要经常搬家，并冒着被关闭的风险。
今年，王怡是谴责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为数不多的中国知名人士之一。
尽管王怡已经获释，但警方行动的规模突显了2008年的地震触痛四川人记忆的程度。
据报道地震周年的外国记者描述，紧张的官员们警告他们不要前来进行报道。痛失子女的父母们一直忍受着政府对他们的监视、警告和拘留，他们坚持要求政府对孩子的校舍为什么在地震中倒塌给出更全面的解释。
据政府估计，约有6万9千人在这次震中位于汶川县的地震中丧生，建筑物倒塌的和山体滑坡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另有1万8千人失踪，他们很可能早已死亡。这是1976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一次地震，1976年发生在中国北方唐山附近的地震曾导致近25万人死亡。
2008年的地震发生后不久，慈善机构、宗教团体，以及学生和公民的自发组织都争相为受灾者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服务。那些徒步跋涉到偏远山谷、为寻找幸存者不顾疲倦地挖掘的士兵们，在那次全国大团结的浪潮中被誉为英雄。
但不久后，政府对该地区进行了更严厉的控制。痛失子女的父母、记者以及艺术家艾未未等活动人士说，粗制滥造的低标准建筑和腐败看来是地震造成破坏、尤其是对学校的破坏的原因后，官员们开始感到不安。
自2008年起，中国的灾难纪念活动一直笼罩在官方仪式与非官方活动之间关系紧张的阴影之下，官方仪式强调参与营救士兵的英雄主义和灾后重建的速度，非官方活动则以哀悼死者为主，并多次再次呼吁官方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死于建筑的倒塌、尤其是学生校舍的倒塌。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周六的一个讲话中说。
王怡曾是一名法律学者，他开始代理抵抗官方压力而不注册的教会的事务之后，皈依了基督教。2008年的地震发生后，他在成都办的初具规模的教会支持过向幸存者提供帮助的基督教团体和其他团体。近年来，尽管这家教会在寻找一处永久活动场所一事上困难重重，它还是吸引了数百名经常来做礼拜的人。它还开办了一所学校。
王怡在被警方带走之前对教会成员说，在面对警方压力时，他们应该申述自己的合法权利。
“我们也会依据信仰和良心来面对，”王怡在上周四发布的信息中表示。“对一切不公义不合法的要求，不予服从，甘付代价。”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Cindy Hao
●法德及欧盟探望刘霞受阻
▲德国之声（DW）5月10日报道：欧盟驻华大使：中国侵犯人权令人极为忧虑
欧盟言辞鲜明地对批评政府人士在中国遭到迫害表达忧虑，并呼吁解除对刘晓波遗孀、身患多种疾病的诗人刘霞的软禁。刘霞自2010年一直处于软禁中。
（德国之声中文网）欧盟驻华大使史伟（Hans Dietmar Schweisgut）向记者表示，中国的律师、人权人士等等仅仅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就遭关押、惩罚，欧盟对此非常关切。他强调说，“所有这些事件都引起极大忧虑，因为这经常也是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和宪法的。”他表示，欧盟将在该问题上持续发声。
三个标志性案例
史伟着重提到了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瑞典公民桂民海和人权律师王全璋。欧盟认为，这是三起典型的不公正案例。刘霞自2010年起遭到软禁，桂民海被禁止离开中国，律师王全璋迄今仍被关押。
史伟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刘霞）有任何过错。57岁的诗人刘霞目前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都非常糟糕。她在电话里对友人、流亡柏林的诗人廖亦武表示，“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晓波已走了，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留恋，死比活容易，以死抗争对于我，最简单不过。”
欧盟一再呼吁北京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尊重她的愿望，允许她出国。
史伟也对前香港书商桂民海的遭遇表示深切忧虑。桂民海尽管有瑞典国籍，是瑞典公民，但北京方面仍禁止其离境。此外，欧盟也无法为这位欧盟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桂民海家人称，桂民海于2015年10月在泰国被特工绑架到中国。2015年，除桂民海外，香港铜锣湾书店还有4名股东、经营人等神秘失踪。该书店出版、销售敏感的政治书籍。所有5人之后都出现在中国大陆。目前，除桂民海外，其他4人已获释。
欧盟驻华大使史伟也对王全璋等人权律师受迫害表示担忧。王全璋2015年被抓，其妻和律师都无法和他取得联系。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中，共有300多名维权律师、律师所员工、公民人士和其亲属被抓。
鉴于欧盟不断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北京方面迄今未向欧盟表明愿意何时继续人权对话。下届欧盟中国峰会将于7月中旬举行。
▲美国之音（VOA）5月10日报道：香港议员促习近平立即停止对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软禁监控
香港 —香港民主派议员5月9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联署信，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软禁监控。刘霞目前状况继续引起香港各界的关注。
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封请愿信，获得24名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的联署，其中包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呼吁中央政府要尽快释放刘霞。刘霞在内地没有违反任何刑事法律，把她长期关押、软禁，根本就是违反所谓的‘依法治国’的概念。刘霞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太太，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对刘霞的迫害，让刘霞出国治疗。”
“寡妇”、“家破人亡”
报道援引这份信的另一位签署人，议员郭家麒的话说，刘霞作为一个寡妇，“已家破人亡”，希望习近平能够看到全球华人对刘霞案的关注，“放刘霞一马”，让她能到国外平静生活。
刘霞近期身心状况的录音和视频，持续引发香港舆论关注。谈到刘霞目前状况对港人心理的负面影响时，林卓廷议员还说：“中国内地违反人权的情况太令香港人担心。我们希望中央政府要改变侵犯人权的做法，首先释放刘霞女士。”
公民自由
这封联署信，分别通过电邮、传真以及中联办三个途径送出。依据刘霞是没有犯罪的中国公民这一基本事实，信中要求北京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对刘霞的人身以及通讯的监控，履行中国宪法赋予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尤其是她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本月月初，刘霞与友人通话时表示，对能离开中国已失去信心，宁可死在中国。
官方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3日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有关刘霞的提问时表示，她不了解这一情况，但是她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有关当局会依法处理此问题。
关于刘霞中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年初时曾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不过，刘霞自由出国治疗的事情，目前仍无可靠音讯。
放她一马？
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控煽颠罪，获刑11年，2017年6月确诊罹患肝癌晚期，一个多月后便病逝沈阳。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家中已长达7年。
报道说，德国政府和当地有关方面，已为刘霞治疗和疗养做好安排，一旦获得中国当局准许，刘霞便可成行。香港泛民议员联署致函习近平，希望以此推动这一进程。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0日报道：香港24议员致信习近平促放刘霞出国
香港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三联署去信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停止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人身和通讯监控，让她可以自由出入境，否则担心她情绪状态不稳定，最终会自寻短见。
发起人之一的公民党议员郭家麒表示，刘霞在的最新录音哭诉不能与外界联络，又说如果不能离开中国只会死掉，但中共仍对她进行监禁，情况令人担忧。
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虽然刘霞是一位寡妇，手无寸铁，但中共对她仍不断追杀，最近一个对外录音我们表示相当担心，我们担心刘霞在短期内，如果再无任何解决方法可能会自寻短见。
郭家麒希望习近平可以放刘霞一马尽快让她获得自由。
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如果她想离开这个她不会留恋的国家，要去其他地方过她新的生活，她绝对有权这么做，这是每一个香港人每一个中国人的寄望，我希望习近平为他自己的政权及国家少少的尊严做一些正确的事，我们的信会给习近平。
▲德国之声（DW）5月13日报道：媒体：法德等国外交官试图看望刘霞受阻
出于对刘霞精神状况的担忧，几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本周五试图到住处看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受到安保人员阻拦。在长期等待获准出国就医之后始终看不到希望，刘霞月初曾对友人绝望倾诉称“走不掉就死在家里”。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法新社援引外交圈知情人士报道，五名西方国家外交官本周末尝试去看望刘晓波遗孀刘霞受到阻拦。
57岁的刘霞自从丈夫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一直处于事实上的软禁状态，尽管司法机构从未针对她本人提出过任何指控。刘晓波去年在服刑期间因肝癌而去世。从而也成为自从纳粹时代之后，世界上第一个在服刑期间去世的诺奖得主。
这几位外交官试图探望刘霞的原因是，近来人们对于这位刘晓波遗孀的精神状况十分担忧。据这名知情人士周日向法新社透露，参与此次探望行动的包括一位法国和一位德国的驻华使节，他们是在周五早晨前往刘霞住处的，但是在进入住宅区之前被阻拦。
安保人员查验了这些外交官的证件之后，拒绝让他们进入，并且没有说明原因。
尽管对于刘霞的监视和控制已经成为常态，但是中国当局的官方说法始终坚称刘霞是自由身。
本月初，有消息称，刘霞对朋友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以死抗争”的准备。在出国申请受到重重阻挠之后，刘霞向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亦武哭诉了自己的绝望心情：“现在没什么可怕的，走不掉就死在家里。”
刘霞的朋友告诉法新社，由于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刘霞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此外她还患有心脏病，经常出现眩晕等症状。法新社记者近年来多次试图探访刘霞住处，但每次都被便衣阻拦。
美国和欧盟都已经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放刘霞自由，允许她出国。德国驻华大使此前曾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德国非常欢迎刘霞。
延伸阅读：德国外交部表示如果刘霞选择德国，随时欢迎她来
本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有关刘霞的提问时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有关当局会依法处理相关问题。
雨涵/任琛（法新社）
▲美国之音（VOA）5月13日报道：五位西方外交官探视刘霞遭中国当局阻拦
五位西方外交官上星期五（5月11日）曾前往看望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但遭到中国当局的阻拦。
外交界知情人士星期天对法新社透露说，5名外交官中包括法国、德国和欧盟的驻华使节，他们上星期五早晨前往刘霞住处。中国的安保人员查验了这些外交官的证件之后，拒绝让他们进入，并且没有说明原因。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年因癌症病逝后，刘霞一直遭到中国政府的软禁。上个月底，流亡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亦武在互联网上发文呼吁关注刘霞的近况，并公布了一段他与刘霞的电话录音。廖亦武在文中写道，刘霞对他说：“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走不掉就死在家里。晓波已走了，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留恋，死比活容易，以死抗争对于我，最简单不过。”廖亦武说，刘霞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以致他与刘霞的通话无法进行下去。
尽管刘霞遭到严格限制和监控，但中国当局坚持说她是自由的。法新社记者近年来也曾多次试图探访刘霞，但都被便衣人员拦下。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5月13日报道：5名欧洲外交官探望刘霞受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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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
5名欧洲外交官试图探望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受到阻挠，被挡在大门外。当局没有解释禁止看望刘霞的理由。女诗人刘霞自丈夫刘晓波去世后，继续被禁止自由活动，尽管她从未被起诉或定罪。她向友人表示“走不了就死在家里”……。
据法新社5月13日发自北京报道，包括法国，德国，欧盟外交官在内的5名欧洲使节，上周五早晨前往探望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却在刘霞住处外边受到阻挠：警卫要求检查这些外交官的证件，不让他们进去，也没有给出禁止看望刘霞的理由。
今年57岁的女诗人刘霞自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开始被软禁。刘晓波去年因肝癌逝世时仍以“颠覆罪”处在羁押当中。刘霞自刘晓波逝世后便被当局禁锢在家中，尽管她从未被起诉或定罪。
法新社报道，上周五去探望刘霞的5名欧洲外交使节，有人被挡在刘霞住宅楼下，有的人被挡在刘霞住家小区大门口。但是按照中国官方不断重复的说法，刘霞“拥有行动自由”。
刘霞也被禁止出国。据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见作家廖亦武不久前公布一段与刘霞的通话，刘霞向廖亦武表示，“走不了就死在家里”。此后，5名欧洲外交官决定前往刘霞家中探望。
美国和欧盟都要求中共当局还给刘霞自由。德国驻华大使Michael Clauss近日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随时欢迎刘霞到德国。法国外交部表示，已多次要求中国当局保证刘霞和她的家人的行动自由。
不过，在五月初，被问及西方国家呼吁北京给刘霞自由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不知道这个事情。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13日报道：五名西方外交人员被阻止拜访刘霞
法国、德国和欧盟等五名西方外交官试图拜访已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但受到有关当局的阻止。这些外交人员告诉法新社，他们星期五早上到刘霞的住所，想要拜访被中国政府软禁的刘霞，守门的警卫在查看他们的证件后，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便予以拒绝。
现年57岁的刘霞精神状态不佳，友人透露，她目前服用抗忧郁药物，并有心脏以及晕眩的毛病。她在本月初曾向人透露，她已经做好死在家的准备，以抗议当局对她的软禁。
刘霞在刘晓波逝世后，即遭到软禁。中国政府至今仍对外宣称刘霞没有失去自由。
▲德国之声（DW）5月14日报道：探视刘霞受阻 西方外交官被要求“尊重法律”
上周五，包括德国官员在内的五名西方外交官试图探访刘霞受到阻挠后，中国外交部周一警告外国人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德国之声中文网）现年57岁的刘霞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刘霞尽管没有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指控，但却被置于事实上的软禁当中。其丈夫刘晓波则在长期关押后于去年因肝癌去世。
上周五，出于对刘霞健康状况的关注，来自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欧盟的五名外交官曾试图进入北京刘霞的住处进行探视。但住宅楼的警卫人员盘查了他们的证件后，拒绝他们探视刘霞，也没有陈述拒绝的理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周一在北京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刘霞是中国公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当然会根据中国法律保护她的权利。对于某些外国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充分尊重中国的主权，特别是其司法主权。如果你所说的那些人是驻华外交官，那他们应该更好地了解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外交官探视刘霞再次受到阻挠后，德国外交部在书面回复德国之声相关质询时称：“德国一直在就刘霞的情况同中方开展定期沟通。我们没有获取任何有关刘霞受到刑事指控的消息。因此，应当出于人道考虑，允许刘霞自由出行。只要刘霞本人愿意，德国随时欢迎刘霞前来德国。”
去年，因“颠覆罪”被判处11年监禁的中国反对派人士刘晓波在服刑期间因病去世，因而成为纳粹德国之后，第一位死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虽然中国官方一再重申刘霞是享有自由权利的中国公民，但刘霞显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监控。本月早些时候，曾有媒体报道说，刘霞健康状况不佳，情绪也很低落。她曾通过电话对旅德作家廖亦武表示：“没有任何东西让我留恋这个世界了…… 晓波已经走了。”
【民主中国】2018.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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