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26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和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在北京联合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对在同法轮功斗争中表现突出的110个集体和271名个人给予表彰和嘉奖。第二天，也就是2月27日，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也召开大会，表彰为申奥而绿化北京的有功人员和单位。在十九个月对法轮功的打击和镇压中，中共政权的确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特别是公安、司法和宣传机构更是疲于奔命。为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北京市动员了八十万人进行地毯式的大扫除，用化学品让严冬中的草地更绿，真可谓煞费苦心。大概这也是为了践行江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新思想吧。
然而，这两个隆重的表彰大会所奖励的是怎样的道德呢？对法轮功持续十九个月的暴力镇压，又利用自焚事件发动全国性的舆论声讨，前者有违于国际公认的正义准则，后者分明是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的被迫表态，对此的表彰就是对野蛮暴力和出卖良心的奖励。而北京申办奥运，执政党仍然采取群众运动式的动员，每一个走上街头绿化北京的市民，心里都清楚这其中有多少造假的成分，对此的表彰就是对劳民伤财和弄虚作假的奖励。而中共维持政权的两大杀手锏就是暴力和谎言。在暴力、谎言、出卖良心得到制度性的保护和奖励的社会中，和平、诚实、坚守良知非但得不到制度性的保护和奖励，反而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此颠倒黑白的奖惩，怎么可以指望“以德治国”的实施。
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执政者都喜欢唱道德高调，几千年的“仁、义、礼、智、信”的高调，也没有唱出几个真正的清官和明君；五十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唱出的却是全社会的腐败和道德堕落。
为什么？不是因为道德规范本身的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再高尚的道德情操最终也要落实到人间，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确立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息息相关。对于极少数圣徒来说，信守道德原则的自律可以完全超越世俗功利，甚至可以达到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比如人类历史上那些作为典范的圣徒人格（耶稣、苏格拉底、布鲁诺、甘地……）。但是，对于大多数只求世俗幸福的百姓来说，道德原则的劝诱能力一定要与世俗功利挂钩，否则就会失去吸引力。极少数圣徒固然可以对大众产生示范作用，但是如果这种示范作用完全与利益无关，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种虚假的道德高调。所以，一个社会在世俗层面上是否讲道德，主要不是取决少数典范，而是取决于大多数人基于利益计算而对道德规范的自愿认同。更重要的是，这种自愿认同必须有社会性奖惩的制度性保障：即在利益分配上奖励有德者而惩罚缺德者。也就是讲道德的收益一定要大于其成本和风险，而不讲道德的收益一定要小于其成本和风险。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功利主义伦理”，之所以先是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继而向全世界普及，成为越来越世俗化的人类社会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原因就在于此。
一个视“清官”或“明君”为罕见珍品的社会，其制度必然在利益分配上奖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充当清官的代价和风险必定极为高昂，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承受和不愿承受的；正如一个需要救世主的社会，其制度必然在利益上奖励独裁者而惩罚异见者。在此意义上，我从来不认同中华民族是古老的礼仪之邦的泛泛之谈，反而认同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活生生现实。因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中国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视“清官”或“明君”为罕见珍品的民族。中国的道德大都是为了面子而给人看的虚伪的抽象规范，而支配现实生活的真实规则一直是缺德者获利和有德者受损。从被放逐自溺的屈原到被罢官冤死的彭德怀至含冤而死的胡耀邦，这些公认的清官只能享受死后的哀荣。吏治腐败之所以几千年绵绵不绝，成为中国社会的顽疾，即便大开杀戒也无法遏制，就在于从整体上看，缺德者所承担的代价和风险，毕竟远远低于所获得的利益和安全，而且往往是暴利。这种制度的利益激励已经不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机制了，而是制度得以稳定运行的规则保障着缺德者的安全和利益。
特别当一个政权沦为赤裸裸的暴力强权和利益收买、而没有任何道义合法性的支撑之时，它之所以还能够维持稳定，其深层的社会基础必然是一个道德废墟。换言之，这样的社会，相对于人类所公认的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言，必然是不讲道德的社会，它的一切道德规范只是没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抽象说教，而缺德必然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认同的现实行为准则，腐败必然是人人都追求的最佳获利方式，政治权力必然是人们最想得到的稀缺资源，当官必然是人人羡慕、嫉妒的职业。
这种状态，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源远流长，“大跃进”和“文革”就是奖励缺德者的登峰造极。在这样的奖惩制度中，如何能践行“以德治国”？如果现在的执政者真想“以德治国”，以此来为“依法治国”奠定健全的伦理基础，就必须首先改变奖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的利益激励制度。
2001年2月27日于北京家中
【信报】200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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