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表面上，从整肃陈希同开始，中共政权的反腐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严厉惩治了一系列高官（胡长清、成克杰、姬胜德、李纪周、李嘉廷、慕绥新等）和抓了几个典型的腐败大案（远华走私案、沈阳市党政系统群体腐败案等），但是，腐败愈演愈烈、道德日益堕落、信仰完全丧失的灵魂荒漠化却没有丝毫改观，对9.11恐怖悲剧的幸灾乐祸，从另一个侧面凸现了大陆社会的道德荒芜。
为了遏制全社会道德急遽败坏的趋向，中共执政集团非但不思从制度改革上入手，不从根治权贵集团普遍腐败上着眼，反而再一次祭起了专制主义的钦定道德标准的陈腐旗帜，企图靠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强制来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最早是江泽民提出“三讲”以整顿党风，继而是江泽民号召“以德治国”来扭转社会风气，接着是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做出加强党风建设的决议，最近又有中共宣传部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中共官员的讲话、主流媒体的宣传和御用学者们的论证等舆论造势来看，这些由最高决策者、中央全会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发布的所有文件，其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从思想意识上道德上遏制腐败，不如说只是为了突出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与其说是为大陆社会的道德建设指出了方向，不如说是又一次倒行逆施，只能使目前“缺德”的现状愈演愈烈。
比如，中宣部某负责人就“实施纲要”具体要求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通篇说的完全是流于官样文章的大话空话套话，什么一个核心一个原则一个牢固一个着眼点，什么两大氛围四个环节六个坚持等等，只是围绕着空洞的“以德治国”立论，目的无非是维护一个核心——江核心。而“纲要”本身的内容，除了一些在任何时代都属于常识性的道德要求之外，核心内容还是“爱国等于爱党”或“爱党等于爱国，”爱国和爱党等于爱江核心。这正是开始于中共执政五十年大庆树立江核心权威运动的最后冲刺，因为再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十六大就要召开，核心权力的交替势在必行，储君胡锦涛出访欧洲五国受到的高规格接待，已经明确向世界昭示了第四代核心的归属，所以，必须让“三个代表”及主要治国方略成为十六大的主导原则，并通过修改党章变成党纪党法，以此才能确保江泽民路线的延续，确保江本人作为第三代核心的政治地位。
“七一讲话”之后，国内各大媒体开足马力树立江核心的个人权威，比如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每天都要播出的学习三个代表专题节目，在江泽民本人没有重大活动的日子里，这类专题节目皆作为头条新闻播出，其他政治局常委如朱熔基、李鹏、胡锦涛、李瑞环等人的新闻都要为三个代表让路。上海的APEC峰会，中共政权不惜劳民伤财、扰民烦民，只是为了确保在中共主办的第一次大型首脑峰会上，让江泽民成为唯一的主角，占去新闻节目的大部分时间，尽显其个人风采。这一切又与各大媒体对“七一讲话”竭力宣传相互配合，突出着江泽民本人的核心地位，塑造着江学说的基本架构——在“三个代表”统辖下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然而，这种舆论宣传所奉行的统治逻辑极为陈腐，与现代人类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倒是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训政”和“新生活运动”，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四有新人”和“三热爱”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同时，当代中国的钦定道德，更让我不断地回到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几千年帝制时代，历代帝王们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圣谕传统，不仅其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礼仪之繁复令我不敢想象。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古今一脉，这些礼仪道德之标准皆由官方发布，常常就是皇帝本人的圣谕。把道统置于皇权法统的主宰之下，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唐太宗的“贞观礼仪一百三十八篇”、宋太祖的“礼仪诏”，特别是朱元璋统治下的明代初期，皇权管制之宽之严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婚嫁交友的所有细节，其表现便是繁复的各类以“圣谕”的形式颁布的礼仪。
以皇家，特别是以皇帝一人为象征的最高皇权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它颁布各类禁令和制定各种制度，皆由皇帝确定并昭示天下。比如从皇帝到庶民的男人，可以分为十几个等级，皇帝、皇太子、亲王、公、伯、一至九品、平民，平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女人从皇后一直到妓女，其等级也有几十层，层层排序，各守本位，不得逾越。其等级森严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宴请等所有生活的细节，真是“一览众山小”，一权天下威，一人天下父。比如，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对民房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洪武三年对服饰定制：乐妓衣饰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在农人与商人之间也规定了严格的服饰界限：农人衣饰由纱、绢、布做，而商人不能用纱做衣服。农家有一人从商，全家都不能用纱制衣。此类规定即是法律，违者必受刑罚，重者可以因穿衣而丧生。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和自由可言，说“专制到细胞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制之下，中国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被剥夺自由的耻辱感，每个人从未把自己当作人，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而一进入社会，便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妃……就是没有人。所谓历代之改制，也从未触及专制等级制和钦定道德的传统，而仅仅是为了使之更完善而已。奇怪的是，在统治者如此高高在上地俯视人甚至完全无视人的制度下，居然无人对此制度提出过根本的质疑，无人把人本身的权利作为其思想的基础。
但是，真正把皇权法统和儒家道统完全合一的独裁时代，则开始于中共执政的1949年，中共的每一代核心都既代表法统的最高权力又代表道统的最高权威，从毛思想到邓理论至江学说，莫不如此。所以，古代的钦定道德的手法之荒谬程度，远不如当代独裁统治的舆论造势之手法，毛泽东时代乃是这类荒谬的极致，其余韵至今犹在。比如，在对三个代表的宣传中，有些专题报道的荒谬可笑，就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闹剧。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常常以头条的显要位置播出这样的报道：某某乡镇在学习“七一讲话”之前，其干部如何堕落、干群关系如何紧张，经济如何低落，而一学“七一讲话”，干部忽然就变成了高尚的“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干群关系顿时变得亲密无间，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这类报道完全是文革时林彪提出的学毛着运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翻版，也很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点石成金之中世纪巫术。我在读中小学的时候，经常被迫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凡是上台发言的人，干部管理、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学习、军人练兵、知识分子搞技术革新……都是在最困难最灰心最没有希望的时刻，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于是，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每一位学毛着的先进人物都要讲到：在私心萌动的关键时刻，忽然默念伟大导师的语录，于是，转念之间就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者。
在人类历史上，制度、法律、思想和道德的建设、改进、创新和完善，皆是自发演进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完美的统治者、思想权威或道德教主创造并颁布的。文明越进步，政治权力对思想和道德的强制干涉就越不具有合法性。任何统治者无权把某种思想或某种道德钦定为唯一权威，无权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向社会进行强制性灌输，无权为维持其统治权力而强制建立一元化的思想或道德的秩序。相反，政治权力必须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采取中立态度，让思想和道德在自由的多元化格局中，通过自发的竞争进行交流、对话、包容、渗透、融合，才会使一个社会具有健全的道德秩序和不断的思想创新，才会使人类在优胜劣汰的公平自由竞争中保持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这一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起码的政治常识。只有少数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及特权集团，才会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狂妄到为社会为民众钦定思想权威和道德标准的蒙昧程度。这种陈腐而野蛮的权力狂妄，是对人的自由及尊严的蔑视，这样的统治者除了绝对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外，把其他人皆当作无独立能力的依附者——无思考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弱智者或残疾人，把一个人代替众生进行思考和选择视为赐福于民，因而也就把剥夺人的自由的思想权利和选择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中国的统治者最爱说：“此为礼也，用以教民”。他们甚至狂妄到可笑而弱智的程度，据对明史颇有研究的吴思介绍，朱元璋创建的贯穿整个明朝的一项制度，居然是每个月月初都要发布指导百姓怎样生活的圣谕，由顺天府的头儿带领宛平县和大兴县的县令入宫领旨，然后在金水桥南头交给十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耆老。由于月月都要宣旨，圣谕的内容便高度重复，久而久之，聆听圣谕的耆老们就不耐烦了，索性花钱，一边贿赂宣旨的官员，一边雇佣了一些街头痞子，给他们制一套体面的行头，让他们代为听旨。宣读圣旨的官员收了好处，自然心知肚明，默认了此种欺君大罪。如此，耆老们避免了浪费时间的麻烦，官员和痞子得到了银子，三者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着欺君之秀，严肃地假装宣旨，恭敬地假装聆听，只有皇帝一人变成了白痴，被他的臣子和臣民玩弄于股掌之间。
不幸的是，大陆人仍然在这样的狂妄而弱智的统治之下，思想和道德皆以统治者或统治者钦定的圣人为权威标准。这种“年年讲月月讲”的传统非但没有绝迹，反而被中共政权创造性地发展，变成了“天天讲时时讲，”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在各自执政的时代皆是百姓每天必须聆听圣谕。三天一个“纲要”，五天一个“决议”，居高临下地频频教导老百姓如何遵守道德常识。中宣部颁布的“实施纲要”，居然把百姓当作幼儿园的孩子，要求百姓“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邻里团结、勤俭持家、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我想，那些被中宣部频频找来开会的官员们和每天被要求学习江学说的百姓们，其心情与明代的宫廷太监、大户乡绅、街头痞子完全一样，共同上演一出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发号施令，被统治者装模作样地洗耳恭听的作秀肥皂剧。
狂妄是所有独裁者的道德癌症，越是有所作为的独裁者就越狂妄，不用提外国，仅列出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毛泽东……足矣！这样的政治强人也具有把癌细胞强制扩散到全社会的超强能力。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独裁强人的时代，但是并没有摆脱独裁制度的统治逻辑——所有的专制社会在道德上皆是野蛮的虚伪的堕落的，所谓中国为几千年礼仪之邦，不过是长期的意识形态强制灌输形成的虚假套话。鲁迅说“礼教吃人”，点出了礼仪之邦的野蛮性；陈寅恪说中国的礼仪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道破了礼仪之邦的虚伪性；野蛮而虚伪的礼仪之邦在道德上必是堕落的，因为布道者恰恰是最大的不讲道德者。当你不遵守他们颁布的道德礼仪之时，比如提出与统治者不同的政见，他们才不会只用道德说教来说服你，而是要用监狱甚至肉体灭绝来彻底取消你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正如古人违反了三从四德之时，他们不会只用儒家经典来劝说，而是要动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来惩治。换言之，他们不仅用暴力恐怖吃人的肉体，更是用欺骗吃掉人性、人格、尊严和灵魂。
中国，从古至今，以独裁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和礼仪道德，覆盖之广泛、统治之严酷、虚伪之透顶，实为举世罕见，甚至连以宗教立国的民族亦难比拟。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之独裁等级制得以几千年不衰，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政体。
当今的大陆仍然沿袭着传统帝制统治逻辑，执政集团既是权威的布道者，又是最大的道德腐败者和伪善者，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全社会的缺德现状，绝非统治者依靠最不道德的绝对权力发布什么“爱国主义实施纲要”或“公民建设道德实施纲要”所能改变的。
非但不能改变，反而只能加速全社会的道德荒漠化。
2001年11月4日于北京家中
【大参考】总第1383期（2001.11.13）
编者注：此文是从“大参考总第1383期（2001.11.13）”查到的，虽然没有标明首发处，但是唯有此处有作者标注的写作日期，而且转发日期与写作日期最接近，所以应该是可靠的。以前还曾查到过另两篇文章，内容本文完全一致，只是标题不同。一篇的标题是，“刘晓波：独裁者施政与社会缺德”，来自“北大未名站（2001年11月23日11：23：19 星期五），站内信件”。另一篇的标题是，“刘晓波：独裁者改变不了社会缺德──有感于中共发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全）”，来自“《新生》（11/24/2001）”。这两篇文章比较容易查到，但现在看显然不是正本。而且，这两篇文章中加了一段前言，文内还加了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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