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中共有关部门频繁颁发对媒体的禁令，广电总局刚刚颁布对境外电视的禁令，信息产业部又颁布了对互联网空前严格的新规定——要求互联网经营者必须过滤网络内容，凡是发现危害国家利益之类的信息，经营者要马上停止传输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像以往的一切言论管制的规定一样，新规定要求必须过滤的危害国家利益内容，也可谓无所不包，既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秘密、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社会稳定等可以作出极为宽泛解释的内容，也包括有具体指向的内容，如宣扬邪教、对台湾、西藏、新疆、民运等诸多敏感问题的宣扬和讨论。
此规定还蛮横要求经营者，保存有关记录（信息内容和发布时间，网址和域名、用户的上网时间和账号、电话号码等信息），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这些规定也适用于网吧的经营者，甚至要求经营者安装符合网警要求的软件。
如此严格的管制规定，效果如何呢？我马上浏览了一下大陆的民间网站，其言论，看不出明显的收敛，一些敏感问题的讨论和摘自境外网站的言论，仍然大量存在，甚至包括江泽民最为忌讳的赵紫阳的长篇言论《我老了，无所谓了》。
最大的收获，是看见了《关天茶舍》版主王怡的辞职声明。显然，王怡的辞职是因官方巨大压力而不得已为之。辞职声明于1月17日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副标题为“兼问海南宣传部门”。《关天茶舍》隶属于《天涯虚拟社区》，网址为：http://www.tianyaclub.com，由近年来在大陆颇有影响的青年学者王怡主持，最近又开办了《关天网刊》，每周一期。王怡被迫辞职，也自然让人想起数位因办网站和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被整肃的人，他们之中有的被迫关闭网站，有的不得不辞职，有的被捕入狱。创办中国首家思想网站《思想的境界》的李勇刚被迫关站，创办《天网》寻人网站的黄琦和创办了《羊子思想家园》网站的杨子立至今仍然身陷囹圄，还有因网络言论而被判刑的綦彦臣、王金波、吕新华等人，以及《不寐之夜》和《锐思评论》沉浮多次的命运。
“几厘米的拉扯”
大凡被整肃的媒体人士，只要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他们一般都保持沉默，即便公开发表关站或辞职的声明，也大都保持低调，只谈个人原因或技术原因，而尽量避开最敏感的政治高压或言论管制的话题。像王怡这样在辞职声明中公开挑战地方宣传部门的版主是很罕见的——尽管他的言词非常温和。这在大陆中国目前的政治氛围之中，实出于无奈：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讲究策略、委曲求全，特别是对于那些媒体的经营者来说，涉及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言论阵地的存废，求生存乃为第一要务。如果不低调与管制者周旋，而是高调反抗，不但反抗者本人有严峻的人身安危，多年经营的心血也将毁于一旦。所以，他们或者对整肃行为保持沉默（从被点名的学者、作家到被撤职的编辑、记者、网站版主，几乎无人向中共公开叫板），或者在一定的范围内，以策略、委婉的言说为自己的言论权利进行辩护，非但没有道义底线上的懦弱和退却，反让我感到由衷的钦佩：一种不放弃底线的策略性抗争。
王怡公开在网络上发表辞职声明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抗议，但是声明中的文字，既无愤怒仇恨的宣泄、也无义正词严的高调，而是站在充分体谅对手的立场上，辩论、讲理，表现出足够的宽容、克制、机敏、耐心和理性。他想借此机会，与海南省委宣传部讨论言论管制的界限和效果。王怡说：我的辞职“不是灰心而是具有信心。一次的合作失败是无所谓的。现在看来，我觉得辞职亦是一种渐进的努力，所谓用脚投票。”捍卫言论自由给他道义上的勇气，一点点开拓言论空间的韧性和实效给他面对失败的信心和豁达，在不能用手投票的严酷现实中，他用脚投票来表示自己的决不放弃。
王怡对身处的制度大环境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言论的大环境是确定的，对国情有所了解的人都身临其境。所以我没有奢望一夜之间改变，我反对一切奢望一夜之间换了人间的想法。我相信大多数网友亦如是。所以大家关心时事，发表言论，甚至批评政府，所争者不过是大环境之下的几厘米的拉扯。”他想与言论管制部门讨论的，也就是在“几厘米的拉扯”之内，管制的限度应该如何把握。王怡说：
“事实上，中国今天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说，站在政府宣传部门的角度讲，哪些应该介入，哪些可以放宽，这个尺度说到底，谁也不知道线是划在哪里。海南地方的宣传部门和我们一样也心中无数。所以这个界限需要大家共同来寻找和明确。并在此基础上希望推进几厘米。如同经济上一样，既然一放就乱，一紧就死。那么拿捏松紧之间的分寸，就是管理者的努力方向和对管理水准的考验。”
王怡强调的是在主要依靠人治的现实中，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如何相互合作，逐渐改变人治的灰色潜规则，建立明确的法治管理。这样，双方心中都有明确的界限，既有利于言论自由，也方便政府的管理。
遗憾的是，管理者并不觉得这对他们也是考验，因为中共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对言论管理的法治化抱有极深的敌意和恐惧，否则的话，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筹备起草的《新闻法》，也不会直到今天还不见踪影。
国内尺度：海南与北京比较
王怡的抗议，又是针对地方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海南的宣传部门做得太过分，超过了中共高层和其它省市的防范范围：《关天茶舍》的言论度本来不及国内其它一些论坛开放，但是该省的意识形态部门的监管力度却超过其它省市。用王怡的话说就是，“即在这个有限的几厘米的拉扯空间，海南宣传部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对网络BBS监管和插手最多的一个地方部门，……在其它一些同类论坛上甚至传统纸媒中尚可安然无恙的文章，在这里越来越受到频频的删除。海南作为一个沿海开放省份，其言论空间的狭小和惊弓之鸟的政治敏感仅仅就网络而言，已经远远超过北京、上海甚至内陆的一些省份。我只能说，这证明海南宣传部门的管理水准和敬业姿态远远落后于上述的省份。”
其实，北京在其它方面的管制也常有神经过敏的时候，对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个青年知识分子的逮捕和起诉，肯定与北京市安全局的“惊弓之鸟”心态有关。他们本着最高当局把“一切有组织的民间活动消灭于萌芽之中”的谕旨，对任何自发的民间组织甚至聚会都如临大敌，所以才有“新青年学会”大冤案的出现。而真的上了法庭，官方的起诉书所罗列的四位青年的“罪行”，不要说旁观者觉得极为荒谬，就连监控官和律师都认为是小题大做，是给政权添乱和抹黑。此案的久拖不决，多少反映了野蛮而又愚蠢的专政机关，在国内此起彼伏的呼吁和强大的国际舆论及西方政府的压力下的骑虎难下。
但我们可以看出，王怡批评海南宣传部门的过于苛刻的言论管制，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不是拿言论自由得到保障的西方民主国家来给海南宣传部上课或施压，而用同样是中共政权统治之下的其它省市做对比，意在让海南宣传部自惭形秽。
他甚至站在中共政权利益的角度，进而从整个国家进步的角度，替行使公权力的海南宣传部门计算严厉管制的收益和成本。他的结论是，犹如惊弓之鸟的严管，实在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不利于中共政权树立改革开放的国际形象和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无异于中共的自我“妖魔化”，更有损于国家利益，“在一个腐败横行、社会问题重重的时代，宣传部门要做的应该是主动的营造可以做到的宽松的言论局面，团结一切对国家怀着真诚热爱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使其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多元的积极力量，而不是一味的打击和严防死守。”言外之意是，连中央宣传部门都不管的网络言论，一个地方的宣传部门何必如此紧张呢？
这种不放弃维护言论自由的底线的温和抗议，是推动渐进改革的巧妙周旋，即策略地一厘米一厘米地扩张民间的言论空间，显示了新一代知识人的成熟和理性。而这种策略，已经成为大陆知识界对抗中共言论管制的通行做法。你管你的，我做我的，只要不点名到我的头上，我就权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如果直接管到我的头上，我也不会大喊大叫，而是以低调姿态与之尽量周旋，甚至为了确保自身和言论阵地的生存而阳奉阴违。
渐进改革的自信
你可以认为，大陆民间网站的创办者对蛮横的言论管制的低调态度，就是恐怖政治下无奈的自我监控，先是生存的恐惧成为灵魂的牢笼，接着是被恐惧驯顺的灵魂控制了肉体，再接着是利益和恐惧的合力，使人对身心付出，做成本和收益的精打细算。
事实真相并不尽然，而是比单纯的恐惧威胁和利益牵掣更复杂。从制度环境上看，与垄断权力的言论管制并行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底气不足和效率低下，因为在世界的范围内，共产极权制度已经衰落到连中国执政者也失去信心的地步，现在大陆的一党独裁正在以“中国特色”走向末日。而从自由知识界本身的变化看，他们对自由主义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惰性和整个民族的不成熟，也有了切肤之痛的反省。所以，经过了八九运动的悲壮反抗以后，他们也在学会了用“中国特色”的务实态度，在首先确保生存的前提下来推动渐进改革的过程。
故而，我毫不怀疑这些低调应对的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民间立场和自由主义信念，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渴望决不次于其它秉持自由信念的群体。而且，我还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绝非不讲道义底线的犬儒，要不然，他们不会在资金极端匮乏和明知有风险的窘迫之下，还要坚持办自由主义倾向的民间网站，还要利用极为有限的资源为拓展民间言论空间而努力。民间力量推动社会渐进转型的方式，不是只靠道义英雄的牺牲和感召就能完成的，瓦解旧制度需要道义楷模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更需要无数有心人从一点一滴做起。
何况，八九后中国大陆并无一个真正得到民间公认的称得上道义象征的人物，怎么能够奢求作为一个群体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为纯洁的道义象征呢？换言之，现在的大陆，以专制权力为后盾的言论管制和以社会多元化为基础的不断拓展的言论空间同时并存，遂使公开挑战政权的道义英雄式的冲动和行为极为罕见，而类似王怡这样的不唱高调而踏实做事的年轻人，则是这一群体的主流，他们既具有的自由主义常识和动手做实事的能力，又善于巧妙地策略地进行抗争和自我保护，在大环境暂时无法改变的给定条件下，他们还要想尽办法改变周围的小环境，哪怕有些办法在道义上显得不那么彻底——坚持把民间网站办下去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媒体人在受到本地宣传部门的无理的言论管制时，都像王怡这样做，就会推动每个地方的言论小环境的改善，假以时日的积累，肯定会促使言论大环境的改善。
【民主中国】总第103期，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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