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发展，是人的智力游戏在最抽象形态中的展开过程，是这种展开过程中人对自身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精神的第一座高峰乃古希腊哲学，是由神话和巫术转向自然，由自然转向宗教，由宗教转向人本身。当神话解释不了人的问题时，当巫术在消灾乞福中无法应验时，人便转而向自然提问；对自然的提问所留下的疑团，使人又转而乞求超自然的力量：上帝（神话的抽象）；当上帝仍然无法拯救人类之时，人再次返回自然——人本身。
而人的全部精神创造，皆可以归结为向人提问。
与神化到自然化再到人化的过程相伴而行的，是哲学方法论的变化。与神秘的神话、巫术思维相适应的是直观——想象的方法；与理智的抽象思维相适应的是逻辑演绎的方法；与直观经验的理论化思维相适应的是归纳、假设、实验的方法；与非直观经验的理论化思维相适应是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而在哲学方法的不断变化中，直觉的洞见和想象的顿悟渗透于全部演变过程。
神话是人类早期的艺术创造，更是人对神秘之物的解释，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的最早源头，以至于远古的神话至今仍然活在我们之中，仍然被一代代睿智的头脑加以新的解释。尼采的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皆把神话作为其理论的原型加以发挥。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用“西西弗斯”这一古希腊神话来命名他最具原创性的著作，徒劳的推石上山乃是一种荒谬的激情，这激情创造了西西弗斯这一荒谬的英雄——千百次地把巨石推向山顶，然后看着巨石再滚落下来。如果人抗拒命运的动力仅仅来自成功，如果不是无数次徒劳的失败显示着生命的坚毅，那么所有抗争都会因此而失去悲怆的意义且变得平淡无奇，生命也不会在抗衡宿命之中迸发出似神的光辉。
加缪说：“西西弗斯，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斯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最后，加缪以此作为全书的结尾：“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也许，对于那些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来说，甚至对于那些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来说，这种西西弗斯式荒谬是完全无用的激情，甚至就是在虚假幸福感中的自我迷失。然而，当个人面对终极的宿命（如失望）之时，当人类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之时，生命的内在呼喊将超越功利计算，以那种近于愚痴的执著，以那种在永恒的徒劳中仍不放弃的坚韧，鄙视机会主义的随波逐流，抛弃理性人的斤斤计较，义无返顾地投身于悲怆的抗争。难道这不是人类抗拒虚无的最后依凭？难道这样的荒谬不值得我们敬畏？无怪乎加缪把西西弗斯解释为“英雄”。只有浅薄的民族才会固守“成王败寇”的价值，才会只崇拜世俗意义上成功的英雄，而不祭奠失败的抗争者；才会陶醉于暂时的成功，而不正视那种永恒的失败。
艺术思维需要想象力和直观洞见，哲学与科学同样需要。逻辑演绎、经验归纳、实验证明都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证明真理的方法。发现——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科学的——是以灵感的突发为核心的直观洞见和想象穿透。与逻辑相伴的是数学，与经验相伴是物理学，那么与直观相伴的就是艺术和宗教。这种关于知识的常识性分类，只能解释伟大创造的证明过程和普及过程，而无法解释伟大创造本身。人类思维——无论在任何领域——其创造性的发源地都不是理智，而是直觉和想象。而恰恰是这种创造之源具有难以窥视的神秘性。所以，我们只能：或称之为上帝的启示，或称之为瞬间的灵感，反正凡是伟大的发现无不与这种来自生命最深处的神秘领悟密切相关。柏拉图强调过灵魂在狂迷中的直观洞见；圣·奥古斯丁强调过敬畏与谦卑之中的上帝启示；笛卡尔、斯宾诺莎都认为最高的认识能力是超经验超逻辑的直觉；康德，这位第一个对人的能力有着清醒的界限意识和做出了杰出论证的伟大哲人，也强调过超逻辑超经验的理性直观，信仰和审美在理智之外，也在哲学之外；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以及全部现代生命哲学，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直觉领悟的重要性。即便研究一下那些著名科学家的个人历史，——人的非理性是有动物性的一面，但也并非仅仅是动物式的本能，更有属人的精神探险。动物性的非理性疯狂只局限于肉体的饥渴，而属人的非理性则是对神秘之物的惊奇式追问。人的非理性在高层次上是生命的充分开放，是决不屈从于不可知未来和神秘宿命的执著探险。没有这种开放状态和执著的探险精神，人就不会有创造力，更不会欣赏悲剧之美，不会执著于信仰的虔诚。理智的清明固然令人羡慕，它特别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理性人的功利计算，适合于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但是生命如果没有沉醉的时刻，没有超越功利计算的、甚至不计功利后果的癫狂，难道不是过于呆板了吗？难道与行尸走肉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吗？
在理智的世俗生活中，学会获得很容易，学会放弃很难。欢乐也好，悲哀也罢，人的生命在精神层次的峰巅体验，都伴有全身心的沉醉，都是以大拒绝大放弃为前提的。在此意义上，人的生命之意义，始于音乐而终于音乐，求生于计算而立命于信仰。人生就是一首充满着丰富的暗示、隐喻而又永远没有确定意义的交响曲，是以谦卑情怀对神秘之物的倾听，是以愉悦之情对生命之美的观赏，是以悲怆之思对必然宿命的挑战，是以激情之思对神秘之物的虔诚，需要灵感、直觉、想象、沉醉，也需要意志上的坚韧、敬畏和虔诚。当宇宙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化为一个最单纯的等式时，当生命在贝多芬的手指下化为飘散在空气中的音符时，当世界的荒谬在卡夫卡笔下变成一座难以企及的城堡时，整个世界都为之困惑，也为之沉迷。
2002年8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2.09.02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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