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Communism）揭露，20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的生命代价之沉重，的确触目惊心：付出了8,500万到1亿条人命。其中，苏联，2,0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而中国为各极权国家之首6,500万，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5%。土地改革运动，在批斗、公审及其它形式的残酷斗争中，被处决的和死于其它方式的地主200万人左右；三反、五反运动，被以各种方式致死的所谓的敌对份子，大致的估计也有200万人左右，其中因忍受不了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而自杀者就有近80万人；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3,000～4,000万人；文化大革命，2,000多万人死于非命。
独裁制度得以维系的秘诀，就是不把人当人；极权者毛泽东夺权和掌权的秘诀之一，就是为了权力而不惜人命。毛式革命，与其说是动员民众为解放而牺牲，不如说是为权力而献祭。人命，不过是毛泽东的权力野心的炮灰、工具和替罪羊。如果说，当代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最大武器是人肉炸弹，那么毛泽东的革命恐怖主义就是“人肉盛宴”，与蒋介石打内战如此，参与韩战、越战如此，1949年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亦如此──不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是人命出政权。
1949年后，毛泽东为了维护绝对极权，也为了与美、苏争当世界霸主，屡屡以革命恐怖主义相要挟。
在国际上，毛泽东最爱以“不怕死人”为要挟。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此类要挟就有两次。
一次是对前苏联。1957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前苏联政要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
另一次是对美国。1958年，谈到大陆可能因台湾与美国打仗时，毛泽东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与台湾开战，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最多整个福建打光了，死他个3千万，换来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值得。”
对于如此露骨地蔑视生命，以“不怕死人”进行要挟，就连前苏联的独裁者们听后都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是“疯子”。
在国内，在每一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清洗的关键时刻，为了让中共高层的大多数跟自己走，毛泽东会以“不怕打内战”、“不怕死”、“重上井冈山打游击”相要挟，实质上就是枪杆子逼宫。而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要挟屡屡收到奇效：每一次毛泽东放出狠话之后，那些与毛泽东持有不同立场或同情被整肃者的高官们，大都立刻转变立场，扮演落井下石的帮凶角色。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扭转党内多数认同彭德怀的局面，放出狠话：“真正的革命者毫无畏惧，如果这个党不跟我走，无非是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此语一出，倒彭大潮便汹涌澎湃，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全都成为了毛的帮凶。
1966年10月1日之夜，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周恩来及文革小组的成员谈话，鼓励他们与刘少奇路线斗争到底。他突发惊人之语：“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等人便敢于指名道姓地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1967年2月，中共军队的元老级人物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人，在周恩来主持的座谈会上，因不满林彪等人对老干部的整肃而大闹怀仁堂，史称“二月逆流”。毛泽东知道后极为愤怒，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为林彪撑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1969年的中共9大刚过不久，毛泽东就开始对接班人林彪产生疑心。
70年庐山会议期间，二人又因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激烈冲突。
当两种力量相持不下之时，毛泽东再次放出狠话：“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你们再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等你们闹完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
赫鲁晓夫说的没错：“毛泽东是疯子，是极端迷信枪杆子和死亡出权力的疯子。”我们曾把毛泽东作为红太阳顶礼膜拜，实质上是对“权力疯子”的疯狂崇拜。改革以来，由于毛泽东的一系列罪恶没有得到公开清算，所以直到今天，毛泽东在许多国人心中仍然是“大救星”。而在毛泽东眼中，国人不过是“一大堆”而已。
古人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实际上是暴君非人，以人命为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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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述史实，请参见以下著作：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李志绥著；中时出版公司1994年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
2003年8月26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论坛】 2003.9.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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