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备受关注的朝核危机北京六方会谈已经结束。处于会谈关键地位的美朝两国，没有谈出实质性成果。但是，无论会谈的结果如何，对于北京政权而言，能够促成这次会谈的本身，就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其国际的地位和信誉。北京在解决朝核危机上的外交努力，确实得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高调赞扬。有外界评论说，六方会谈的最大赢家是北京；法新社甚至说：借助六方会谈，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近些年来，中共政权的外交动作，第一次得到如此广泛的国际认同，布什政府的要员（如国务卿鲍威尔等）也公开宣示“中美关系进入最稳定时期”。
北京新政权在朝核危机上的态度，之所以迅速转向美国的多边会谈的立场，就在于这样的立场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稳定，有助于中国的地区大国作用的发挥，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中国的国际信誉提升……总之，无论对于北京新政权的巩固权力的利益，还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北京在朝核危机上与主流国家保持一致、并对金正日采取强硬立场，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佳选择。就当下国际关系而言，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也就等于中国拥有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无疑是中共政权的最大利益之所在。
事实上，如果不是基于一党私利来看待中美关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美国非但从来不是中国的敌人和威胁，反而是推动中国融入主流文明的最大友邦。在历史上，清末民初时期，诸列强中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最为友善的国家，无疑是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在抗日战中，对中国的民族利益而言，最大的友邦也是美国；1949年后中美的敌对，其主要责任不在美国，而在毛泽东政权。要不是毛泽东政权被金日成和斯大林所利用，甘愿充当金家极权和斯大林霸权的炮灰，百废待兴的中华民族，非但不会付出90万生命、100亿财富、中美敌对和丧失台湾的巨大综合代价，也决不会在日趋封闭的国内政治上走向狂妄、愚昧、好斗，更不会以弱国的实力硬撑着同时抗衡两个超级大国，在把自己的国家折腾得伤痕累累的同时，又将大把的金钱送给那些有奶便是娘的第三世界无赖国家。
晚年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联美抗苏，不仅在于前苏联的武力威胁迫在眉睫的外交危机，更在于他在与前苏联及金日成的多年周旋中发现：与来自敌对阵营的“右派们”打交道，远比与同一阵营的“左派们”打交道容易，前者坦率诚实，后者狡猾虚伪；对于极权中国的真正威胁，恰恰不是自由的美国及其西方联盟，而是东方同盟中的极权国家。毛泽东为缓解日趋孤立的内外交困而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权宜之策，恰恰以不经意的方式，为后来邓小平时代“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奠定外交基础——所谓邓氏的对外开放，无非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推动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增长的主要外来动力，无疑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主流社会。而共产独裁阵营的诸政权，要么是全面崩溃（苏东），要么成为中国的经济包袱和国际麻烦的制造者（朝鲜与古巴）。所以，无论中共高层在内政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关系的醒悟，已经得到不同时期的中共高层的认同，邓、胡、赵的时代如此，江朱时代如此，新上台的胡温体制亦如此。只要中国继续奉行改革开放，并显示出逐渐完成政体转型的趋向，而不是顽固坚守跛足改革和维持一党独裁，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就不会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正如西方各国政要一再强调的那样：一个自由而强大的中国，非但不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敌人，反而会成为朋友。
具体到朝核问题，左右中共立场的根本因素，是中美关系和中朝关系在中共外交上的不同分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越来越成为中共外交的主轴，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共最大的政权利益之所在；而中朝关系逐步退居到边缘地位，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韩建交曾一度使中朝关系冷到冰点。
现在的金家政权与中共的关系，就连表面的意识形态纽带也早已断裂，二者关系的赤裸裸的权宜性愈发醒目。对于中共政权的利益来说，在金正日对世界进行赤裸裸的核讹诈之时，继续为抗衡美国而支持金正日政权，只能是弊大于利和自找麻烦：
首先，金正日的强硬很可能导致美日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一旦朝鲜半岛出现战事，北京无法置身事外，难民潮和核武的毁灭性结果，必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中国的周边已经有了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三大核国家，北京无论如何不愿意再看到另一个核国家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更害怕朝鲜半岛的战火重燃。
其次，中国是朝鲜的最大援助国，一味纵容金正日的蛮横，将使北京的付出毫无回报，朝鲜无力走出经济困境，已经成为北京的经济包袱；涌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难民有增无减，也正在变成北京的外交难题和稳定隐患。如果再不通过强硬施压让金家政权改变态度，未来的局面很可能不可收拾。
再次，北京在朝核危机上的无所作为，是自外于国际主流社会的愚蠢选择，会被视为金正日政权的同谋，不仅中美关系将受到巨大损害，已经降温的遏制中国战略将得到强化；将得罪亚洲的两大强国日本和韩国，使中共政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大大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将为意欲在朝鲜半岛加强影响的俄罗斯，提供介入东亚事务的绝佳机会。换言之，中共的无所作为，也就等于自愿出局。这是谋求扮演地区大国的中共政权无法忍受的。
最后，对脆弱的中日关系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日本右翼对侵华战争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现在，日本对中国国力的提高深怀戒惧，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流行远甚于西方，小泉政府借反恐之机重整军备，而朝鲜核威胁无疑是日本发展军力的另一理由。日本的经济和高科技已经足够强大，只要没有美国的制约，日本成为世界性军事大国易如反掌。北京决不愿意在看到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而如果北京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对着干，美国很可能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而放任日本重整军备。
所以，已经从实用主义外交尝到甜头的北京政权，决不会再犯毛泽东时代“打肿脸充胖子”的错误，而只能以促成多边会谈来提高身价。事实上，北京在解决朝核危机上的外交努力，确实得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高调赞扬，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应对举世瞩目的朝核危机上坚持半岛无核化和促成多边会谈，这是北京政权重大国际问题上，第一次与制度相异的国际主流社会站在一起，而向另一个制度相似的极权国家施压，并举得了初步的成效。
北京的此次外交努力，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一贯奉行的被动而跛足的外交，受到世界性的好评并不令人奇怪。中共媒体对六方会谈的高调报道，也说明了中共把六方会谈视为外交突破的杰作。但是，此一个案具有难以重复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中共外交的实质性转变。北京在主持六方会谈的同时，没有忘记向拘押昂山素姬的缅甸军政府施以援手——尽管包括东盟国家在内大多数国家，都在为昂山素姬的获释而对缅甸军政府施压；北京也不会忘记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企图阻止达赖即将开始的访美行程。
2003年8月30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