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新意寥寥的三中全会

黑幕重重的中南海,尽管很难让外界窥其内里,惟其如此,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舆论的好奇心,以至于独裁者们的翻云覆雨和周期性权力痉挛,让自由世界的媒体屡屡陷于预测失灵的尴尬。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三中全会,再次上演了黑箱捉弄媒体的闹剧。

一如既往封锁全会消息

在会议召开前,中共高层及其智囊们不断放话,加之海外媒体的猜测和评论,似乎深不可测的中南海真的开始透明化了。除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之外,人们纷纷在有关政改的议题上妄加猜测。有人说:这次会议将有重大人事变动,江泽民可能退下,胡温体制的独立决策时期提前到来。有人说:政治局向全会述职,与此前的发布政治局的办公和学习等会议的消息一起,标志着胡温体制正式启动党内民主。有人说:中共已经接受了政治、社会及经济多元的事实,胡锦涛可能先推行党内民主,再扩大到社会民主。有境外媒体甚至援引中共智囊的说法:此次会议意味着中共中央将要发出突破体制性障碍的号令,这将又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和一个新起点。有人说:修宪将再次推动法制化政改的进程。有人更追溯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数改革以来曾经作出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的三中全会,以此凸显此次三中全会的微言大义。

然而,被海内外寄以厚望的决策透明化和政治改革,却随着会议的召开和落幕而灰飞烟灭。

先是全会一开,会议的内容和程序便进入黑箱,国内媒体顿时漆黑一片,连一丝光亮都没有。关注三中全会的境外媒体再次惊叫:三中全会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有媒体还分析说:如此封锁会议信息,大概与会议结果的不完全确定有关。好像中共曾经召开过的结果早已确定的无数次“团结、胜利的大会”,曾经有过不封锁消息的记录。

事实上,中共从一九四九年掌权以来,党的重要会议都是内部权力分赃的工具,每一次会议的重要人事安排和方针策略,差不多都是在会前的黑箱中确定了(或由极权者个人的一言九鼎,或由寡头们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来确定),会议本身不过是走走“程序合法性”的过场而已,即便是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会议亦如此。除了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和内容有所披露之外,中央全会一向是在会议期间封锁信息,会后才有信息的披露,有时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见诸于媒体。这已经成了中共惯例,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在我看来,起码在胡锦涛第一任内,中共高层的权力制衡,只能来自寡头们之间的势均力敌的权争,而不会来自党内制度的实质性改革。所以,现在的政治局述职与过去的党魁作报告,不会有本质区别,期望由此启动党内民主和有效监督,正如让一个人的左手监督右手一样。

黑箱政治的信息供给制

大凡是独裁统治,垄断和封锁都是其运作常态,黑箱政治不过是权力垄断的表现之一,中共政权当然也不会例外。因此,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所有决策及其高层人事安排皆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不要说被它强制代表的十几亿百姓不知道,就是已经宣誓永远忠于它的绝大多数党员们也毫不知情。像在所有领域内的官权与民权的严重不平衡一样,也像其它方面的等级性供给制一样,在信息的占有和披露上,也有严格等级规定,即垄断下的歧视性信息供给制度。

每次重要会议,最核心的信息只有最高层的寡头们知道,然后是自上而下的层层传达,而且信息的供给也是层层递减。政治局成员知道的最多,再次是中央委员(加高级统战花瓶),再次是非中央委员的省部级官员,再次是厅局级,再是其它级别的官员,再再次是普通党员,最后才是作为“群众”的老百姓。信息的数量和质量随着级别的下降而逐级递减,等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这一最低层,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已经层层过滤,剔除了独裁者们主观认定的一切“敏感信息”,剩下的自然就是“团结、胜利的大会”的信息,从十六大开始,似乎又多了“创新的大会”的信息。之后,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欢呼”、“歌唱”、“掀起学习新高潮”……

如此黑箱制度,除了对民众知情权的剥夺和信息占有的严重不对等之外,怎么还能指望“信息的透明化”!

光说不练的“述职”

三中全会闭幕的消息见报后,国内媒体一片叫好,而境外媒体再次尴尬:除了早就事先张扬的经济决策和修宪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新鲜内容。

一,在党内民主方面,“三中全会公报”披露的公开信息中,并没有讲政治局如何述职,出席会议的委员们对述职有何看法,是否真的满意新政治局的工作,而只有“全会充分肯定十六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既保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极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巩固了奋发向上、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我看来,维持稳定和巩固权力,不仅是江朱体制的最高目标,也必然是胡温体制的最高目标。所以,才会有这种光说不练的“述职”。而这样的述职,就如同在全民公投中的100%的支持率,纯属玩弄党心民意。现在,中共高层的权力制衡,只能来自寡头们之间的势均力敌的权争,而不会来自党内制度的实质性改革。

没有任何具体政改决策出台

二,在政治改革方面,就连被智囊们炒得火热的“政改的行政化、法制化”也没提,而只有极为空洞的套话:“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即便退一步讲,假定基于国情考虑的前提成立,不宜进行自下而上的即刻的民主化政改,而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改,也就是政治改革的行政化和法制化的路径,那么,三中全会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决策出台。

如果要使行政化政改名副其实,就不能只用所谓的“精简机构”、“防止行政腐败”和“提高行政效率”来应付了事,而必须在权力分配和人事安排等关键制度上,进行旨在完成实质性的党政分开的改革。必须改变党领导一切的垄断体制,在行政权力和党权之间作出制度区隔,特别是要在人事上改变党说了算,主要行政职位全部由党内高官垄断的现状,大幅度减少党员和党政干部在人大和政协所占的比例,从而使行政首脑逐渐非党化或多党化。

如果要让法制化的政治改革名副其实,就必须旨在实质性地推动两方面的制度改革: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一方面,必须改变官权和民权的严重不平衡现状,制定出相关法律和建立危险审查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私产权、言论权、结社权、信仰权等)得到切实的保障,将法治的核心原则由党权至上转向人权至上,进而使法律成为限制政治权力的制度。另一方面,必须改变党管立法和司法的现状,取消政治局对人大立法的主宰,取消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政法委,使党的纪检委只有权管“党纪”而无权管“国法”,也就是使立法与司法的机构,由党权实施统治的专政工具变成维护人权和司法正义的独立权力机构。

“修宪”主要是“三个代表”入宪

三,关于修宪问题,有两段文字,篇幅不算少,但第一段强调的是中共的宪法是一部“好宪法”,第二段是强调“修改宪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修宪“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云云,剩下的也大都是空话套话。

众所周知,中国的法治现状,不但是“有宪法而无宪政”,而且是“恶法治国”,宪法本身仅仅是独裁党的权力意志的法律化表达,是把“党权至上”体制加以合法化的工具而已。何况,每一次“修宪”都是“党主”下的黑箱操作,何尝发扬过“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何时有过面向全社会的公开谘询和讨论?修宪的目的,无非是最高权力者统治方针的权宜性调整,把党魁的所谓“思想创新”和党的阶段性统治策略写进宪法。这次也不例外,也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依照法定程序,把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有利于宪法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说白了,就是将太上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写进宪法。

仍然坚持“公有制至上”

四,在备受关注的私产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上,并没有如外界所料的那样,明确提出私产权将取得何种宪法地位,而劈头就是“全会认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在阐述“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时,首先强调的还是“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然后才是“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即便是完善市场经济的主要任务,也仍然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由此可见,现政权仍然坚守共产时代的“公有至上”的体制,而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保障私产权”仍然是后娘养的。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中共真的在乎国家的或全民的财产,因为,现在的权贵们已经知道,公有制等于财产的“无主制”,而无主的财产从来都是骗人的。所以,究其实质,公有制是“党有制”,国有财产是“党产”,二者是中共独裁政权的经济基础,即便效率低下和滋生腐败,也仍然要占有“主体地位”。同时,在强制征地和强制拆迁已经导致民怨沸腾的情况下,对农村的土地产权和城镇居民住房所有权的问题,仍然是老调重弹,还是使用权的下放和所有权的残缺,而土地的个人所有权问题不解决,对个人财产(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个人财产)的强制性掠夺便无法遏制,由此导致的官民冲突、官商冲突便无法有效化解,而只能愈演愈烈。

推动政改来自民间维权运动

因此,起码在胡温的第一任内,不会有政改上的突破。即便某个手握重权的高官真有政治改革之心,但是,一方面,僵化体制、权贵集团和自身既得利益的多重阻力,也将使之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民间力量、国际压力和社会危机所形成的体制外综合压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迫其启动政改的程度。所以,推动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真正动力,只能来自民间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维权运动的持续扩张。

二○○三年十月十六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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