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博士被中共关进监狱，已经两年了，至今仍然看不到与家人团聚的任何希望。这期间，建利与家人完全隔绝，他的亲人想来北京见他一面的要求都属奢望。而且，据建利的妻子付湘说，建利在狱中受到虐待，被单独监禁，还戴著手拷，不允许锻炼和读书，多次要求见律师皆被拒绝，
建利被捕之初，中共提供的理由是涉嫌伪造证件和偷越国境，半年之后又说涉嫌间谍犯罪，并于2003年8月开庭，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不公开审判，之后就再无音信。中共当局为了显示司法进步和人权改善，大肆宣传清理超期羁押，中共司法机关自称：自2003年开始清理超期羁押以来，已经清理了涉及两万五千人的超期羁押。然而，建利却不在清理之列，尽管对他的羁押早已超期，但中共连一个象样的解释都没有。
两年来，美国和国际社会为争取杨建利的早日获释付出巨大的努力：布什政府对中共的人权恶化很不满，美国国务院官员（新闻发言人、助理国务卿等）和驻北京使馆（大使、人权官员等），也多次就杨建利案向中共提出交涉。今年4月20日，美国国务院人权事务官员Lorne Craner表示，杨建利的案子是美国优先考虑的人权案例，美国官员们将继续就杨建利所受的待遇向中国政府表达抱怨。美国人权事务官员手头上有一系列的案例经常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一做法在过去几年也获得几次成功，一些活动家被释放，但是杨建利被监禁两年仍没有被释放。
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也多次就杨建利案向布什政府和中共政权同时施压，众议院全票通过199号议案，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票通过S.Res184议案，要求释放杨建利；麻州布鲁克兰市的全圣主教堂主教M. Thomas Shaw、哈佛大学校长及四十三位教授、以及多个海外民运组织和知名人士，也持续为杨建利获释而呼吁。在国际方面，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等主要非政府人权组织、南非大主教图图、联合国的人权事务专员等，皆要求释放杨建利。甚至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属下的“任意拘留工作小组”，也罕见地向北京提出释放杨建利的要求。
去年年底，有传闻说：中共的人质外交会再次出牌，杨建利案将再次开庭，很可能被作为温家宝首次访美的人权大礼，宣判后被以某种莫名其妙的理由送回美国。人质外交固然下流，但建利能获自由，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关心建利的人都希望中共的人质外交再次出牌。
然而，中美高层互访已经有了几个来回，建利仍然在超期羁押之中。看来，中共在处理杨建利案上的做法，没有按照以往处理此类个案的惯例，既没有象对多次闯关的王炳章那样处以重刑，威慑那些意欲闯关的海外民运人士；也没有象对高瞻等人那样，作为外交人质在宣判后释放，或象贝岭那样短暂关押后驱逐出境，而是毫无正当理由地长期羁押。
处于道义劣势中的中共政权，已经颇精于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它之所以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和谴责而执意超期羁押杨建利，显然是经过反复利害权衡后的决定。杨建利是德才兼备的海外民运的重要人物，他的被捕也受到美国政府及国会的高度重视，正可以作为中美交易的重要筹码。所以，中共既不会轻易判处，也不会轻易释放，非要等到中美关系的某个关键时刻才肯出牌，以达成中共政权利益的最大化。
中共热衷于“人质外交”，源于独裁政治敌视民间异见的本质，它总是把自发的民间异见当作敌人，不仅持续地制造出大量文字狱，还要把良心犯当作人质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同时，国际政治本身在捍卫人权上的正义匮乏和实力欠缺，也为“人质外交”提供了便利。
首先，在抗拒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上，独裁国家往往能结成坚定的同盟，而自由国家在推广自由民主上，即便基本价值观完全一致，但基于各自的利益计算，也无法结成足够坚定的反独裁同盟。某些自由国家的政客会囿于权宜利益而向独裁者妥协、甚至讨好，所以，很难在国际上形成对迫害人权的国家的有效压力，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居然用法国最著名的象征性建筑来讨好中共党魁胡锦涛，从脚红到头的埃菲尔铁塔，映衬着希拉克的谄媚笑容。
其次，由于联合国的既定规则所限，这一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国际组织却无力捍卫自己的道义原则：《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保障人权两大国际公约。于是，极少数自由强国坚持普世道义的仗义之举，也屡屡受制于正义匮乏和支持不力的国际现实。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联合国人权大会，在变成迫害人权国家的避难所的同时，也变成了维护人权的绊脚石。比如，美国敦促中共改善人权的道义压力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大都是在两国外交中完成的，而在由几十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美国谴责中共人权记录的提案，只能“屡败屡战”。
再次，即便象美国这样强大的自由国家，在国际间捍卫人权和践踏人权的斗争上，也表现出某种力所不逮的无奈，不得不接受“人质外交”的敲诈。这种如同绑架人质的敲诈，从道义上讲是再明显不过的绑匪行为，但冷酷的现实造就了国际关系的潜规则，它是对抗《世界人权宣言》的普世道义的外交利器，使自由强国不得不迁就现实而加入这种下流游戏。比如，在某些情况下释放一两个著名良心犯，已经变成了中共向美国表达善意与缓和中美关系的的外交惯例。
对于中国这样的迫害人权的大国，国际压力固然可贵可用，也确实能产生某种正面作用，但这种作用只能是辅助性的。在根本上，中共不尊重起码的人权标准的行为，首先是国人自己在犬儒化的生存中默认了，用出卖道义换取既得利益。当国内的民间压力不足以迫使中共政权改善人权时，国际压力也就不可能那么纯粹和有效。正是我们自己的沉默和懦弱，才是国际的道义压力难以取得实效的主要原因。
所以，逐步改善中国恶劣人权状态的最有效途径，是大陆的民间先要挺直自己的道义脊梁，要主动争取和捍卫自己的人权，敢于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人权灾难说“不”，才能对独裁者构成实质性压力，也才能争取到足够的国际支持，使国际压力转化为国内动力。也就是说，国人的道义脊梁挺直了，国际道义力量在对独裁政权施加压力时，才会更加理直气壮且更有实效。
杨建利一向坚持非暴力反抗，为此不惜漂洋过海、以身试恶法，由自由大地走向独裁黑牢。对于所有心向自由的国人来说，在杨建利被捕两周年之际，向杨建利的勇气表达敬意的最朴实的方式，就是力所能及地关注发生身边的人权迫害案件。
2004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4.04.26总第1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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